二、从“羽扇纶巾”到“赳赳武夫”：社会中心力量的第一次转换
在既有研究中，人们常用“军阀”指称近代中国的军队，尽管这是因其带有浓厚的军阀化倾向导致的，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明显不同。一方面，“军阀”一词是一个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贬义词，并不能用来指代近代中国众多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军阀只是掌握兵权的个体式精英，近代军队则是涵盖了人员、装备、训练管理等内容的综合性军事组织。因此，用更中性、含义更准确的“近代军队”来表述暂时充当士大夫和政党之间的“社会中心力量”更为合适。
社会中心力量的转换，是中国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无法逾越的一环。所谓现代化，是指“传统的社会或前技术的社会逐渐消逝”，并“更换了人们认为不再适用的制度、思想和习惯”的过程；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就是传统中心主义国家逐步实现向现代中心主义国家演进的过程。对中国而言，现代化的重要性在于“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而“政治现代化是在任何所有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最急要的工作”。事实上，近代中国所需要的是一种既能重建历史自信又能提供现代社会基础的权威形态，近代军队正是构建这一“权威形态”的第一阶段的获胜者——一种僭越的社会中心力量，而这一切是从士大夫的分化蜕变开始的。
所谓士大夫，是士与大夫的统称。在先秦时代，士“兼含‘大夫’在内”，“帝国时代的士大夫之名，就是从封建时代的士与大夫那里承袭而来的”。两者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否正式取得官职，但本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就是说，士大夫是一个共享知识、价值观与特权的整体，即便皇帝也可视为其中一员，即“天子者，大士也，士者，小天子也”。本文就以士大夫指代传统中国以自身素养而主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阶层——传统中国的社会中心力量。
可以说，士大夫是中国超大型人本社会的产物。钱穆认为，人本社会即“以人道人心为本之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若“没有一个中心的指导力量来控制社会，社会自然趋势，永远向这两条路迈进”，即“政治上一种脱离中央、违背统一的地方性割据，在经济上一种阶级性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人本社会,必须有一个社会的重心,作为凝聚人心、团结人民的纽带,也即‘领导社会的中心力量’,社会才能够和谐稳定。”因此，作为知识的创造与传承者、社会生活的领导者和一定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垄断者，说士大夫是传统中国的社会中心力量，基本是不言自明的。其最大贡献，就是建构并维系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帝制中国达两千年之久，即皇帝-士大夫联盟居于统治地位的“自治政治中心的定型化”是帝制中国的基本特点。但19世纪中叶以后，士大夫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化蜕变。
1.士大夫的分化蜕变。
政治学家钱端升认为，中国的文官政府传统在1907年军谘处设立时被打破：“军事机关开始独立于文官政府，并最终会将其支配”。这固然是一个标志性节点，但士大夫的分化蜕变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首先，书生领兵和洋务运动是士大夫的“回光返照”。乾嘉之际，“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因寄轩文二集·卷一》），太平天国运动为士大夫的“最后荣光”提供了契机，从团练到湘淮军，他们完成了由书生向军政领袖的转变，发起洋务运动更开启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其次，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促进了士大夫的分化。围绕着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士大夫很快分化为洋务派和清流派，后来又演变为维新派和顽固派。这种分化显然是对传统社会中心力量的削弱，但也为其由士大夫向近代军队的转换创造了条件。再次，新式教育发展加速了士大夫的蜕变。新式学堂在很大程度上抢夺了儒家思想的受众，读书人开始接受记者、医生、工程师等新兴职业，还出现了一批辞官不做的人。于是，“19世纪后半叶，在中国沿海城市，士大夫的传统政治已经开始解体……权力和社会地位不再只是为那些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群体所拥有”。可以说，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士大夫分化蜕变，最终促成了作为士大夫生成机制的科举制在1905年的废除。作为传统中国社会中心力量的士大夫，遂在整体上正式告别政治舞台，走向了历史的终点。
2.近代军队的崛起。
近代军队和近代知识分子都是伴随着士大夫的分化蜕变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出现的新型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既是社会现代化的推动者，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1895年一般被视为他们产生的元年。一方面，“公车上书”突破了不许士人上书言事的禁条，成立了强学会，孙中山等人也在海外成立了兴中会；另一方面，袁世凯开始编练新建陆军，选拔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各级军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由此启动。这表明此前零星出现的知识分子和近代军人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组织化进程，并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从全世界来看，军队在现代国家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就中国而言，这当然是国内局势动荡和外来侵略加剧的结果，但也与社会力量对比和近代军队的发展密切相关。早期知识分子曾有机会与近代军队一争雄长，但社会基础薄弱和组织化程度不足使其未能成功。当时的知识分子数量很少，多局限于社会中上层，影响力集中在舆论领域；并且革命派知识分子所依靠的，主要是难以取得大众理解与认同的会党。因此，早期知识分子缺乏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作为其组织形式的主要由学会发展而来的早期政党，基本是对西式议会政党的仿造，而中国却缺乏开展西式政党政治的基本条件和共识；同时，它们缺少严格党纪约束，组织化程度较低，这在欧美国家不成问题，但在中国却难以集中力量，发挥应有作用。就近代军队而言，组织化程度提高和自主性发展是其崛起的关键。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因缺乏组织性而陷于一盘散沙，而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中国近代军队“非纪律不行，军纪非严肃不立”，高度组织化使其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自主性发展推动了近代军队支配国家意识的形成。工具化的军队本不应有自主性，但士大夫蜕变和整体性退出历史舞台，导致既有的主体性约束消失，新的主体性约束尚未出现，近代军队一时间“竟成了天地间无主之物”，“无目的，无主宰，完全失去其工具性”。可以说，军队自主性发展是对国家自主性的“僭越”。当各方“没有在用何种政治制度来取代专制君主制的问题上达成政治上的一致意见”时，近代军队遂凭借武力暂时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中心力量。这就印证了美国政治学者派伊（Lucian W. Pye）的论断：在新兴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西化知识分子一般会被军队所取代。表1就是近代军队暂时成为社会中心力量的一种反映。
3.近代军队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影响中心主义国家变迁的核心自变量，社会中心力量的自身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关涉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乃至成败。暂时充当了社会中心力量的近代军队，由于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显现了一系列过渡性特征，而这反过来也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心主义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
具体来说，在理论基础上，传统士大夫共享一套儒家价值理念，近代军队则基本停留在唯利是图、唯力是视的层面。在组织化程度上，传统士大夫属于个体式精英，基本没有组织化；近代军队的组织化程度则处于较高水平。就精英吸纳而言，士大夫阶层因科举制源源不断地吸纳社会精英并受到了广泛欢迎；但参军除了在新军初创时受到欢迎外，多数情况下不仅没有吸引力，反而被视为畏途。就组织性而言，士大夫虽没有组织化网络，但科举制却使其充盈于整个国家政权组织中；近代军队虽有较高的组织性，但因地方性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就社会互动而言，近代军队与社会关系更为密切：传统军队局限于身体对抗，战争几乎是其唯一职能；近代军事教育则带动了专门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传统影响的弱化与外来影响增强，共同塑造了一支具有更强身份认同意识、更强行动能力以及更大话语权的自主性军队，使其更频繁地介入政治活动。总之，正是这些特征使近代军队既区别于士大夫和传统军队，也与此后的新型政党有着显著不同，并由此塑造了一个过渡性的中心主义国家。
如果说士大夫主导的帝制中国是传统中心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现代中国是现代中心主义国家，那么由近代军队和国民党主导的近代中国就分别是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相同点在于近代军队在此过渡时期发挥了社会中心力量的主导作用，不同点在于第一阶段体现出近代军队主导作用的绝对性，第二阶段则有一个形式上的政党中心，更凸显了社会中心力量从近代军队到政党的过渡性。对于近代军队主导的第一阶段中心主义国家从传统到现代演进的过渡性，可从其构成要素即中心主体、中心理念、中心制度和中心过程四个维度加以分析。
传统中国的中心主体是士大夫，他们将自己的学说整合为形塑传统中国的儒家思想，发展出一套皇帝—士大夫主导的传统单一制体系，由此实现了中央直接治理和基层间接治理的结合。当士大夫分化蜕变后，传统中心主义国家由于中心主体缺失开始逐步消解，如何建设新的国家遂成为新的社会中心力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近代军队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动荡不安的重要源头，但它并未放弃由其主导构建中心主义国家的诉求。袁世凯曾一度带来国家统一的某种希望，即便其死后，“武力统一”“中央集权”等口号仍反映了作为当时近代军队主要力量的北洋军构建由其主导的中心主义国家的坚持与努力。但近代军队的工具属性和过渡性使其力量不足，思想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他们不仅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相应的能力，也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和路径，因此，它所维系的就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过渡性中心主义国家。
从中心主体来看，近代军队的特殊性和过渡性使中心主体存在严重缺陷，这直接影响了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成效。
首先，军队的特殊性使其无法处理好军事以外的其他事务。“军人思维通常狭隘且不负责任。他们可能是专家，但专业知识却阻碍其对军事以外的利益给予应有的重视。除非处于适当位置，军事力量通常会横行霸道，带着国家走”。这是所有军队的通病，近代中国军队当然不例外，并且“带着国家走”的程度更深。其次，尽管军队的组织化程度高于士大夫，但其自身过渡性却造就了一个力量分散、地位不稳的暂时性中心主体。一方面，“武力统一中国不难，倒难在谁来统一武力”；另一方面，军中不仅存在逃兵现象，而且兵变频发，极大限制了中心主体的政治权威性和领导作用的发挥。因此，尽管近代军队成了新的社会中心力量，但因自身缺陷，其力量虽相对强大，却不足以统一全国，更不足以有力地推动中心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而只能以一种暂时的替代性角色呈现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中。
就中心理念而言，近代军队处于一种半传统半现代的状态：虽有现代化技术装备，却没有先进思想指引。
袁世凯的建军原则是“封建宗法思想加上外国军事技术”的“中体西用”，“一切教育以忠君爱国为本原”，严禁民主、自由等现代思想传播。当时南方各省军队虽受革命影响较深，但也仅停留在“排满”和“共和”层面，真正具有较为系统的现代观念的是极少数，能坚持的就更罕见。事实上，“军官集团只有在其忠诚于军事理想的情况下才是职业化的……只有在被军事理想所激励时，军事力量才会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而文官控制也能够得到保证”。近代中国显然不满足这种条件。除行伍出身外，近代军队还有留学生和国内军校生，但专业知识不过是他们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思想上并未超越“中体西用”，零碎的现代思想不可能支撑起真正的“军事理想”，更不可能发展出先进理论。他们只是根据现实需要，在传统与现代混杂的思想拼盘中找寻只言片语，作为维护自身利益、伺机发展壮大的口号。于是，“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因此，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心理念的实际缺失，不仅使近代军队无法充分吸纳社会精英，实现对民众的思想引领，还使其所主导的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失去了明确的前进方向。
从中心制度来说，一方面，纵向结构的单一制是中心主义国家的主轴制度，中国的传统单一制体现为皇帝—士大夫主导的传统郡县制；由于近代军队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局限，故其主导的单一制就体现为承袭传统制度基础的摇摆分裂的省县制。
民国初年，废省论、军民分治等主张盛行一时，但前者未得到有效贯彻，后者也有名无实。而由于地方自治的推行和联省自治的出现，联邦制一时间甚嚣尘上，故此时央地关系的制度选择又表现出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的摇摆性。另一方面，清代基本由文官出身的督抚负责地方政务，民国初年的军民分治则旨在让文官摆脱军人干扰，但实际上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反倒强化了军事权力的独立和对文官权力的侵夺；同时，由于中央权力有限，传统的“以文制武”变成了“以武制文”，军阀割据极大地破坏了名义上的中央集权和国家通过社会中心力量实现对军队的统一领导。除袁世凯尚能统驭地方，“各省亦多能解款至中央”外；此后“中央遂无任命省长之能力”，“督军既握军民两政大权，故实际与小国王无异”，以至形成“一省专制”的局面。这种状况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有某些相似之处，故此时的单一制又表现出明显的分裂性，国家的领导军队制度也遭到破坏，体现为“军阀领导军队”的局面。
就中心过程来看，传统中国推行的是中央直接治理与地方间接治理的结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关系简单，国家和社会事务并不十分复杂。因此，尽管存在舞弊盘剥，但总体来说，这种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纵向治理模式，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也能得到民众的接受，并保持长期稳定运转，只是在王朝更迭时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不过很快又得以修复。但近代军队主导下的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民国建立后，无论军政民政，都由军人（军阀）掌控。大军阀统治省、小军阀统治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他们对于基层社会事务的管理，往往以武力行事，既不需要乡绅协助，也不按既有规章，甚至派兵干预。韦伯（Max Weber）指出，权力是十足的统治，权威则基于民众的服从；而服从则来自中心过程的表现。事实上，大小军阀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心主义国家的纵向治理结构。因此，相对于士大夫，近代军队虽“从间接走向了直接”，但显然算不上真正的治理，而只能是为民众普遍厌弃和反对的粗糙统治甚至是暴政。可以说，近代军队主导的中心过程总体上是失败的（表2）。
可见，近代军队虽有构建中心主义国家的强烈意愿，并付诸某种努力和尝试，但囿于自身局限与不足，仅扮演了一个过渡性角色；这种暂时性的社会中心力量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转型中的中心主义国家的构成要素既不健全也不强大，相互间的联系更不顺畅有效。因此，中央政府就无法动员足够的资源从事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的国家也毫无权威可言。
作为暂时性和过渡性的社会中心力量——近代军队尽管在客观上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某些发展和进步，但也造成了深重灾难。可以说，它对近代中国的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既助推又阻碍的两面作用。
从助推意义上看，近代军队既加速了传统国家的消解，又助力了现代国家的产生。近代军队首先，消解了传统社会结构和忠君爱国观念。传统军人大多目不识丁且地位低下，近代军人不仅有读书人,还有军校生和留学生，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也逐步演变为五民结构。而且随着现代文明的传播，国民是主权者，军队是“国民之棋子”、是对外而非对内的“国家全体之保障”等观念越发深入人心，君主的神圣性遂被国家取代。其次，近代军队不仅推翻了旧王朝，还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发展。正所谓“帝政告终……共和成立……微我军人，曷克臻此?”再次，尽管军人主政，但民初国会选举较清末谘议局选举要进步得多，政党竞选、天坛宪草及地方自治等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再次，近代军队在自身发展和抑制外敌的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现代化。有西方学者认为，到1910年，中国“已成功地建立了与西方和日本相匹配的大规模的新式军队”，迫使列强“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巧取豪夺的行为有所收敛”。新技术与装备的引入及军事教育的推广，不仅作用于军事领域，还带动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最后，客观上，军阀割据局面为新的社会中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就此分析说：“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就阻碍作用来说，近代军队一方面延缓了传统国家的崩溃，另一方面又迟滞了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就前者而言，近代军队以对内镇压为要务，从镇压义和团，到镇压各地民变和革命党起义，新军一直是主力。蒋百里曾尖锐指出：“中国之养军人也，其目的向内”，近代军队是“政府之私用物”，这显现了近代军队维系传统国家的基本功能。当传统国家在形式上终结后，近代军队不仅没有及时清理其残余思想，反而为其俘获，这就使传统国家得以在思想领域继续存在。近代军队畸形发展所催生的军阀割据，不仅加重了人民苦难，还破坏了本就羸弱不堪的民初政党政治，造成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工具化和边缘化。自袁世凯当权，没有哪一届内阁是真正的政党内阁，国会更屡遭摧残，大大小小的政党很快依附于军阀，成为为其摇旗呐喊、装点门面的工具。即便当时的国民党，也难有大的作为。所以，近代中国“虽曾有过议会，但没有成立议会政治；虽曾有过内阁，但没有构成内阁制”。梁漱溟更将“社会上无阶级集团势力可为中心，武力逐无可属”列为“国家权力建立不起”和“政治无办法”的重要原因。因此，作为暂时性的社会中心力量，近代军队面对中心主义国家现代化，由表象上的“心弱力强”造成了实际上的“有心无力”；它不仅没能有力地推动这一进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阻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