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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清廷刚刚败下了甲午海战，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林语堂就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出生在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
这是个大家庭，林语堂出生的时候排行老七，父亲林至诚已经40多岁。
虽然一家10口人挤在一幢低矮的屋子里，但林家的家风温暖平等，林语堂宠辱不惊的“林氏微笑”至此延续了一生。
林氏大家庭，前排左一男孩是林语堂
林至诚是个乐天派的牧师，思想超前的他，后来干脆把林语堂送到上海接受英文教育。
林语堂说他们家人人都爱做梦：
“说来也许难以叫人相信，在那样偏僻的小乡村中，而且是当慈禧太后还统治着中国的时代，我父亲却告诉我关于柏林大学和牛津大学了，且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有一天我能到这些大学念书。我们一家人都很会做梦！”
林语堂很小就有当作家的愿望，8岁时就自己编过一本图文并茂的语文课本，自己写、自己画。
17岁，他花了一年半时间，在当时全中国学英文最好的圣约翰大学掌握了英文。当时对《牛津英文字典》的爱不释手，也是他晚年立志编纂出一本《当代汉英词典》的重要原因。
林语堂认为他的《当代汉英词典》是他最好的作品
他在学校里功课很好，但总是考第二名，因为别人都在死记硬背准备考试的时候，他总在悠闲地钓鱼。
即使这样，他还是在毕业典礼上大出风头，上台四次接受三玫奖章和一座演讲奖杯。不只在同校造成轰动，隔壁圣玛丽大学的女生也都听说了他的名字。
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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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爱过三个人。
一个是“橄榄”，是儿时一起下河摸虾扑蝶的小玩伴。
他们彼此相爱，但在林语堂去上海求学时，橄榄坚持要留在家乡照顾眼盲的祖父，她说家乡什么都有、什么都好，后来嫁了当地的一个商人。
一个是“C”，是个朋友的妹妹。
C生得极美，可是家里最后为她物色了一个有钱的金龟婿。失恋的时候，林语堂曾在屋子里哭到瘫软。
还有一个是廖翠凤，他的妻子。
翠凤是个银行家的女儿，当母亲劝阻说林语堂家境清贫的时候，她说了一句“没有钱不要紧”，就和24岁的林语堂定了终身。
结婚后，廖翠凤陪林语堂去哈佛深造。
林语堂夫妇
临走前，在廖翠凤的同意下，林语堂一把火烧掉了结婚证，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
然后他们相扶走过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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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国内，林语堂创办和主笔了几家重要期刊，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外交部秘书。
初期，他发表在在《语丝》上的文章机智又猛烈。《祝土匪》、《文妓说》、《讨狗檄文》……
在混乱的时局中，他赞扬“揭竿而起”的“土匪精神”，反对“倚门卖笑”的“学者风度”。
早年的林语堂（后排中间）
妻子还曾急眼说：
“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教书，不要管闲事了！”
林语堂却说：
“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
但林语堂最终转变了人生方向，从1932年他在《论幽默》一文中把英文的“humor”正式翻译成“幽默”开始，他的创作和生活态度都倾向于从容的闲适。
1933年萧伯纳访问中国时的林语堂（右二）
“幽默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的程度，必有幽默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多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处之，
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现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
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
后来，林语堂在美国写作的三十年间，创作出了《京华烟云》《苏东坡传》，把许多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推广，还花了数十年花光积蓄发明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
林语堂和他的打字机
虽然曾和鲁迅好友反目，但后来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中盛赞道：
“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郁达夫曾这样评价林语堂：
“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
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孤行。”
虽然他没有和鲁迅走一样的路，但林语堂用另一种方式弘扬了母国的文化。
《纽约时报》曾在林语堂逝世时评价他说：
“他向西方人士解释他的同胞和国家的风俗、想望、恐惧和思想的成就，没有人能比得上。”
就像他在《吾国吾民》里写到的：
“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大概任何时代都需要战士、也需要诗人，没有以笔为剑的果敢、至少得有好好生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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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快乐放在第一位，林语堂用盛世的活法活在了乱世。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幽默大师”的生活态度可能更有借鉴意义。
他说：
“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
林语堂的人生理想很简单：
有屋一间、可以写作，夏天沐浴、冬天烤火；
有一个好烟斗、一个好厨子、一个好妻子；
要几个稚气不脱的孩子，几个既能引经据典又能讲荤段子的朋友。
“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 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他回归了中国文人最终极的理想，“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可能就是他一生的信条。
大概也说明了，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
林语堂曾说，天下有一种高地的人生观，还有一种低地的人生观。
因为他生在群山环绕的地方，所以自然有了高地的人生观。因为总拿高山做标准，以至于高楼大厦都觉得可笑。
所以他从来不清高。
有一次他的老同事来看他，说是想看看林语堂出名后变了没有，气得他吃不下饭。
林语堂说人要有一点“痴性”。
“一点痴性，人人都有，或痴于一个女人，或痴于太空学，或痴于钓鱼。痴表示对一件事的专一，痴使人废寝忘食。
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林语堂夫妇
他对吃就很有研究，写过《谈饮食》来讲中国的吃文化。
讲学的时候，他能抓一包花生边分给学生吃边说：
“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愈有味道。
花生又叫长生果，诸君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
我讲课从不点名，诸位吃了长生果多长记性，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
他喜欢小孩子，晚年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外孙做恶作剧，把鞋子放到餐桌上、人躲进衣柜里。
林语堂一家
他说：“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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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看起来，“贪嗔痴”的林语堂追求着感官的快乐，但是，他的书斋却叫“有不为斋”。
“我从没有休过自己的老婆，而且完全够不上做一个教育领袖。
我始终不做官，穿了洋装去呈献土产。
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又说它是圆的，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
我从不调戏少女，所以也并不把她们看做‘祸水’。
我从不享福或泰然自满；我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时，总不能不有一种逐渐而来的惭愧。”
林语堂夫妇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他来说，人生的幸福，不在于追求无穷无尽的欲望，而是四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一是睡在自家床上；
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
三是听爱人讲情话；
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不管我们过得有多么辛苦，“尘世是惟一的天堂”。
如果你觉得生活特别丧，要么，是过得太忙、忽视了幸福的细节；要么，是求得太多、满眼只有无尽的远方。
想办法过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才能让我们达成平和。
毕竟，“人生的盛宴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胃口怎么样。”
是苦是甜，全看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