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为何给屠杀华人的荷兰人点赞？

两百多年前，英国朴茨茅斯港，一支由三艘船组成的舰队出发了，目的地是地球另一端的中国。

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派出了一支近700人的庞大使团，借向乾隆祝寿的名义，希望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并建立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

当时的英国，没有一个人能说中文。最后，在意大利学习的4名中国神父愿意为使团担任翻译——条件是免费搭船回中国。

这4名中国神父无疑是当时“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拉丁文相当好，与英国人相处愉快。在漫长的航行中，他们甚至教会了副使乔治·斯当东11岁的儿子简单中文。

经过9个月航行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6月，舰队抵达中国澳门，在此停泊并等待与中国官方接洽。

一踏入中国领海，与英国人一路谈笑风生的4名中国神父就胆战心惊，并撕毁约定，坚决不愿当翻译——即使给150英镑的报酬也不干。

后来英国人才明白，他们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法律禁止中国人离开中国，除非有皇帝的特批。同时，法律也禁止中国人为“蛮夷”效力。

换句话说，作为天朝子民，他们竟悄悄跑到“犬羊之邦”生活，还准备当帝国主义的“带路党”，罪上加罪，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的中国，正是乾隆盛世，爱新觉罗·弘历执政58年来，致力于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专制的统治艺术达到了顶点，一切皆在掌控之中。

大清的统治犹如台球那样结实——那么完美、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

然而，有一群特殊的中国人，却游离于这个体制之外，他们就是“下南洋”的华侨。

唐宋以来，中国人与东南亚贸易往来密切，被称为“唐人”的华侨定居南洋一带。17世纪初，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建立了总部，进行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急需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建设、种植等。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明末清初的动荡中，广东、福建一带的百姓为了谋生，躲避战乱，大规模移民东南亚，什么工作他们都不讨厌，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他们都干。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与经商头脑使华侨迅速在当地安居乐业，很多人过上了比在大清当贫下中农好N倍的日子。

为了殖民东南亚，荷兰人不断吸引、招揽华人劳动力。到18世纪初，巴达维亚的华侨人数已达两万人，生意遍布各行各业，成为人数最多的“外国人”，也是除殖民者外最成功的“外国人”。他们的人数和取得的成功让殖民者感到恐惧，不断加以打压限制。程日炌在其《噶喇吧纪略》中说：“荷兰者睹唐人日众，渐有厌薄之意，重加剥削，横征无艺”。

到了1740年9月，双方的矛盾激化，华人感到日益逼近的危险，一些农村发生流血冲突。仅仅因传言说华人可能“造反”，荷兰人就对巴达维亚城内的华侨进行大屠杀，持续了一周，华侨被杀上万人，血流成河，史称“红溪惨案”。

发生这样的种族大屠杀，即使刽子手也感到惴惴不安，荷兰深怕中国进行报复——当时中国可是GDP世界第一的头号强国。即使不动用武力，终止对荷贸易也会让东印度公司陷入困境。

到了第二年夏天，“红溪惨案”的消息才传回中国，如何应对这件事？

乾隆朝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大讨论。

主流观点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华侨是“贪恋无归，自弃化外”的天朝弃民，按大清国法都该被严惩，被荷兰人屠杀是“自作之孽”，没必要追究荷兰人的责任。但为防止番邦和华侨制造麻烦，应当全面禁止南洋贸易；另一种观点认为全面禁止南洋贸易不划算，海外贸易南洋占十分之九，银子少了皇帝会不开心。

双方争议的关键点是维持贸易现状还是全面禁止，跟“人”没一毛钱关系，一致认为华侨“死有余辜”，荷兰人干得漂亮，不应当问罪。

在群臣讨论基础上，乾隆作出的结论是：“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并同意“将南洋一带诸番仍准其照旧通商，以广我皇上德教覃敷，洋溢四海之至意”

荷兰人欣喜之余却有点尴尬——此前他们已将直接责任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逮捕入狱，乾隆却为他“平反昭雪”。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经营，乾隆时期大清进入了“盛世”。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水平，差不多翻了一翻，“人地矛盾”随之而来，大量的农民找不到谋生之路。福建、广东等沿海居民“命苦不怨政府，点背不恨社会”，下南洋闯荡，自谋生路，在东南亚闯出一片天地，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乾隆为什么如此痛恨这些海外侨民呢？

一是觉得有辱天朝盛世脸面。我大清富有四海，万夷来服，你们却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文明国家”，反而跑到化外蛮夷之地，完全是自绝于大清的“汉奸”“美狗”。俗话说：“狗不嫌家贫”，穷怕什么？饿死又如何？在大清，纵做鬼，也幸福。

二是认为这批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强民”可能影响大清稳定。帝国需要的是老老实实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越是麻木、愚昧、自私越有利于专制。而敢于“下南洋”闯荡的民众无疑是当时最富冒险精神，最有生意头脑，最有眼界的中国人，也就是“强民”。他们在南洋越成功，越自立自强，对大清的潜在威胁就越大——他们给国内的人证明了一个道理：没了大清，你过得更好。而且，华侨和外国人往来密切，万一和“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怎么办？

乾隆有多恨这些华侨，《清高宗实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福建人陈怡老乾隆元年（1736年）乘船到巴达维亚谋生，经商成功，在当地纳妾生子，并在“红溪惨案”中幸存。1749年5月，他带着财物和子女潜回福建，回家伺奉老母。地方官员得知后，立即逮捕。乾隆高度重视此案，由刑部审理，最后定罪为“应照结交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诓骗财物，引惹边衅例，发边远充军，番妾子女俭遣，银货追入官。”

一个成功的“归国华侨”竟然落了个发配劳改农场，妻离子散的结局。

也许有人要说，满清本来就闭关自守，要是盛唐就不会这样，那时多开放啊。

嗯，长安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各国商旅云集，那是对外夷。对中国人而言，没有特批，出境没门。

大唐贞观年间，玄奘在未获得唐太宗的批准下，私自偷渡到印度“取经”。十余年后，当名震南亚次大陆的玄奘返程时，却停在玉门关外的于阗不敢归国。他给唐太宗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对自己当年的“偷渡”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忏悔，以期求得皇帝的谅解。在接到明确答复后，才敢入关。

“当法律不准一个公民离开自己偶然出生的那块国土时，这个法律的含义是明显的：这个国家管理的如此糟糕以致我们禁止任何人出境，免得所有的人都移居国外。”

这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764年说的一句话。

幸好，作为乾隆的同代人，他生活在欧洲。

（作者：周淮安  作者公号：游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