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近代的“革命先驱”。但“革命先驱”的所作所为，也并非全然没有可供商榷之处。

孙氏最具争议的“革命”行为，莫过于其屡屡选择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之际，与外敌合作发动革命。这种革命手段，真的符合我们所认知的道义吗？

自1894年创办兴中会，孙中山就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有了明晰的认知。但即便如此，孙氏仍然多次选择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与之合作策划发动起义。

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孙中山希望日本援助25000支步枪和1000支短枪，并决定利用清廷无暇他顾的机会，策划起义。

1895年3月初，中日两国硝烟正浓之际，孙中山多次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见领事中川恒次郎。据中川致日本外务省的信函称，孙中山来访的目的，是计划在广州起义，希望日本能为其提供25000支步枪和1000支短枪。中川还说，当时广州已有日军计划进攻广东和孙中山在日人参与下打倒官吏的流言，华人对日本已颇露敌意，此可证孙中山求助日本的行为并不得民心。

这种不得人心，孙中山自己事后也是承认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如此说道：“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

广州起义的失败，与孙氏未能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有很大关系。中川恒次郎在其致外务省的信函中，并不赞同支持孙中山，理由有二：

其一，孙中山等人力量、声望、准备都不足，“举事成功是难以置信的”；

其二，战事虽仍在进行，但清廷败局已定，日本政府对从清廷手中攫取巨额赔款和领土割让已颇具信心，没必要再支持孙中山搞革命。

不过，中川恒次郎也建议外务省，若清廷顽强抵抗，则也不妨支持孙中山：“若清国在北方聚集军队，坚决抵抗我方，则在南方让彼等举事。这不失为造成后顾之忧，以消其势之一策。”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爆发，随后，八国联军侵华，其中日军兵力占了一半。孙中山认为发动革命的时机再度来临了。9月25日，孙氏赴台会见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要求日方为其提供起义所需的武器弹药。

其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有意侵占厦门，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福建，此前为制造出兵厦门的借口，已制造了本原寺纵火事件。但因列强抗议，其占领厦门的计划未能成功。孙氏的到来，再次为儿玉提供了机会。据孙氏自己1918年回忆：“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以北方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乃饬民政长官后藤与予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

儿玉源太郎当然不会真的只是对孙氏的革命感兴趣。其答应援助孙氏是有条件的，据随孙氏一同赴台的平山周回忆，儿玉提出的条件是：“若孙以己之势力搅乱厦门，为（日本）制造（割让）的借口，使（日本）占领厦门，以后当可援助武器。”

要怎样才能给日本提供所需的“借口”？后藤新平也考虑好了，他“建议”孙中山：惠州起义后挥军北上，在香港和厦门之间的海、陆丰由日方援助武器，然后进攻厦门，夺取日本在厦门设立的台湾银行分行——该银行被抢，日军就有了开进厦门的借口了。

孙中山有没有采纳后藤新平的“建议”？据随孙氏一同赴台的平山周的回忆，显然是答应了：“孙之求于后藤新平在于武器援助。然而后藤新平以为，日本政府已改变占领厦门的意图，故难以立刻应允孙的要求。……孙中山为了再造支那全国，不得不许诺割让厦门一角，两者合作于此成立。”

孙中山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在和儿玉源太郎会谈之后，孙氏向潜伏在惠州的郑士良起义军发出命令，要求其改变原来向广州进军的计划，而改向厦门进军。

1914年，日本趁一战之机，向德国宣战，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将山东半岛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出于反袁世凯的需要，孙中山选择了对日本的这一侵略行为保持沉默。此一时期，孙氏在日本军、政、经各界积极奔走，希望日本政府支持其“第三次革命”。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野心勃勃的“二十一条”，国内外舆论纷纷，无不痛斥日本包藏祸心，欲藉此灭亡中国。但孙中山寄望于日本支持自己反袁世凯，故在整个中日交涉“二十一条”期间，对“二十一条”不作任何评价，“默不一言”。革命同志柏文蔚曾面见孙氏，要求他就“二十一条”表态，孙氏的回答是：各同志可自行通电反对，他自己“另有对策”。

在孙氏看来，推翻袁世凯，是比抵御日本侵略更重要的事情，在美同志马素等曾致函孙氏请示：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孙氏的回复是：“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

迫于各界要求自己表态的压力，同时也为了混淆视听，孙氏更多次通过《中华革命党通告》，散布谣言称“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主动提出，其目的旨在换取日本支持自己称帝。孙氏在日本政界交友甚广，自然不可能不知道“二十一条”是日本政府所提出，之所以还要如此说，无非是为了给自己坚持优先反袁的立场找一个解释罢了。

孙氏的算盘，不管袁世凯是否接受“二十一条”，只要革命党能维持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就肯定能从此事当中获益。如革命党人王统一分析，此次交涉有两种可能：如果交涉不成功，中日两国可能兵戎相见，袁政权必然崩溃；如果袁氏接受“二十一条”，则必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浪潮。无论哪一种情况，对革命党人而言都是夺取政权的好机会。

显然，王统一的分析，其实也正是孙中山的认知——在孙氏看来，此时此刻，不对“二十一条”表态，努力维持与日本政府的关系，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若受舆论所迫必须表态，也须尽量将矛头转向袁世凯，而不能损害与日本政府的关系。

日本政府当然也有自己的算盘。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曾向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建议：如袁世凯不肯轻易应允要求条款时，“即煽动革命党、宗社党以颠覆袁政府之气势，加以威胁”；若能说服袁世凯允诺“二十一条”，“即保障袁大总统的地位及其身家之安全”，“严格取缔革命党及中国留学生等。”

事实上，日本政府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整个交涉期间，日本政府不止一次将革命党的起事计划透露给袁世凯，以此迫使袁氏不断做出让步。换言之，孙氏对“二十一条”的沉默，成了日本政府攫取中国利益的有力工具。

日本侵占山东，孙中山获日军支持在其控制区发动“山东起义”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其一贯的支持者如梁启超等也纷纷弃之而去，袁氏陷入众叛亲离的局面。日本政府随之调整了自己的对华政策，认为“现在，采取让袁彻底退出政治之手段，同时采用扶植我政治势力之手段为有利”，开始反对袁世凯，转向在东北扶植宗社党、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在南方支持反袁运动，资助岑春煊。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也是日本政府选定的扶植对象之一。

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援之后，孙氏很快选择在山东举兵起义。

之所以选择山东，主要是考虑到其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起义之后，袁世凯的部队不敢进入日军控制区讨伐起义军。据参加此次起义的辜仁发回忆道：

“1916年春，山东的武装力量，组织工作已有成效。居正、吴大洲、薄子明、夏绍虞、邓天已等于5月4日在胶济铁路沿线各县发动起义，占领了潍县、高密、周村，打起反袁旗帜。……这时山东半岛已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内，周村以东并无北洋军。加以日军的暗中支持，所以革命军很容易地占领了各据点。……。革命军起义后，由于在日军势力范围内，北洋军第五师不敢开到胶东来，因而革命军很顺利地占领了昌乐、益都、博山、邹平、寿光、桓台等十余县。”

这样一种在日军卵翼下的“起义”，形同闹剧——事实上，日军并非“暗中支持”，约两百余名日军直接参加了战斗。6月份，袁世凯突然去世，段祺瑞执政，日本政府调整其对华政策，孙中山再次被抛弃，这场闹剧般的“起义”，也随之夭折。

如上述四例所展示的那样，孙中山革命一生，极少重视革命手段的正义性。即便到了晚年“联俄容共”之际，孙氏仍敢于牺牲国家利益，以承认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理性和愿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朝着有利于苏俄的方向妥协为代价，换取苏俄对一党革命之支持。

孙中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同时也是“为革命而不择手段的一生”。本文所举的四个例子，不过是孙氏为革命而不择手段的诸多决策中的极小一部分罢了。终孙氏一生，始终认为只要革命的目的正确，手段是否正义并不重要。

这种不择手段搞革命的风气，自孙中山以来，在中国近代蔚然成风。1920年夏，推崇德国式社会民主主义的张君劢，曾遭到大批推崇苏俄模式的知识分子的攻击，被指责为“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其中一条至关重要的指责理由，就是张君劢倡导革命的手段必须正义。

张君劢说：自己对俄、德革命的褒贬，并不针对其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仅仅针对其所采用的手段。苏俄列宁式革命，在手段上违背了法律的民主、平等之义，所以自己不能赞成。

但是，他的批评者们却不以为然且乐观地反驳道：“事实的经过，有种种不满人意的地方，只能认为手段错误，却不能据为评价的根据，因为这种错误的手段，是非常容易消灭的，只要觉得不对，便可更正”，毫不理会张氏的慨叹：“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亦有主义虽不完满，徒以手段不误，反得和平中正之结果者。”

孙中山晚年办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包办了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战略，使得经历陈炯民之变而濒临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迅速恢复了生机，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取得空前的成功，也使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终于在一种新的“党治体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短期的正面效应，可谓相当可观。但长期的负面效应，也就是张君劢所谓的“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

这种“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可以简单概括为“国民党的精神分裂”——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本来是祖自欧美的“三民主义”；出于“联俄容共”的现实需要，孙中山毫无原则，强行将“三民主义”和祖自苏俄的“共产主义”进行嫁接，更默许共产党对“三民主义”作了许多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解释。

这种随意的嫁接和解释，直接导致了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知混乱，进而导致“国民党的精神分裂”，最后，终于搞到国民党员人人谈三民主义，人人都不信三民主义的地步，于是只好败退台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中山既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同时也是国民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始作俑者。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如此总结孙中山：“孙博士认为，替手段的正确性作出辩护的，在于目的本身”。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既是中国近现代革命者的一种通病，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一种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