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际关系和国家政策的抽象性，研究国际关系或国家对外政策的学者也经常借用隐喻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使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隐喻，其源领域可以涉及建筑、旅行、身体、植物、自然、宗教、光线等各种领域。例如，“国家”常常被隐喻为“人”、“家庭”、“船”等。当“国家是人”时，国家的未来在于儿童，国家的历史为老人，国家的健康在于经济发展，国家的强壮在于军事强大当国家是“家庭”时，祖国是母亲，人民是孩子；当国家是“船”时，国家的决策行为为“掌舵”，国家发展环境为“海洋”，时常会遇到“风浪”。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符号，它常常映射出一个时代、一个历史阶段的的政治状态。纵观历史，许多政治元素都有隐喻的影子，如“鹰派”、“鸽派”之分、“大棒政策”等。再比如在建国初期，大量战争隐喻得以使用，如“解放思想”、“与敌人战斗”、“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等，一是反映出战争离当时的时代并不遥远，有关战争的词句能够激起人们最强烈的情感，二是刚刚迎来和平的百姓渴望持久的安宁，战争隐喻能够更大程度上让人民感受到危机感，提高行动力。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隐喻的类型、方式、表达都会发生变化。随着新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社会愈加繁荣稳定，因此“战争隐喻的使用逐渐减少，进入 90 年代以后几乎消失”。
隐喻本身可以使得晦涩的政治语句摇身变成大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语言，“不仅简化了复杂的政治，更重要的是包装了无形的政治，给予抽象问题以生命力”。比如毛泽东把一切反动派和原子弹说成是“纸老虎”，在国家政策中使用”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仅在语义上表达了新中国将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朝着什么方向前进，更重要的在受众群体上做到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理解。研究表明，美国政客也同样喜欢使用隐喻来传达政治讯息。Charteris-Black（2005）在其著作《政治家们和修辞：隐喻的说服功能》中对当代的几位美国政治家使用的隐喻进行了研究，证明了美国政治家使用隐喻的比率非常高。小布什总统的15篇演说辞40222个单词中包含有231个隐喻大约每174个单词中就有1个隐喻；而他的父亲老布什总统的4篇演说辞中有15000个单词其中包含有223个隐喻大约每67个单词中就有1个隐喻。
此外，政治家们可以使用隐喻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决策、说服、引导、掩饰、抗议、合法化等。比如，“三大政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决策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按照轻重缓急，根据国籍和行业，考虑到对方对新中国的态度，逐步和有序地废除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将屋子“打扫干净”。
但成也隐喻、败也隐喻。隐喻的选择则会对是否能够达成目的产生重要影响。根据Rohrer，海湾危机时期，“海湾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海湾危机是另一场越南战争”两个隐喻被政治家们广泛使用。但这两个隐喻引起了美国民主完全不同的态度。前者经常被布什总统使用，因为它能把人们对希特勒丑行的了解投射到萨达姆·侯赛因的身上，从而起到“说服”的作用；而“越南战争”却会使人想起一场混乱的、难以预料的和不可获胜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