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体系化思考是「法学方法论」之重要分支，其逻辑前提在于假设法律为逻辑自恰的整体，以一体系观之，以期缓和条文间张力，及填补法律漏洞。我国虽未制定民法典，但民法体系已渐趋完备，因此从解释论言，已有体系思考之必要。兹举几例，以示「体系化思维」于法律适用之功能应用。
通说认为，知识产权属于民事私权，当知识产权法未设规定或者条款存疑时，应准用民法规定。我国新修正商标法第43条第3款规定：
商标使用许可未经备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唯有疑问：商标许可合同究属于有名合同抑或无名合同？善意第三人是否包括善意商标权受让人与商标权人？
合同有名与否，在于合同法或其他部门法是否对合同类型作明文规范，如买卖合同、承揽合同因合同法分则已有相应条文规定，属于有名合同，而保证虽在合同法上并无规整，但担保法中设专章规定，因此仍属有名合同；而人事保证因现行法并未规范，因此属于无名合同。商标许可合同因在商标法中设有规定，属于有名合同，殆无疑问，但其性质如何，则有探讨余地。
商标许可是指，权利人作为商标权能之许可人，就商标许可使用内容与被许可方达成协议，于合同有效期限经过后，被许可人未经许可，不得使用商标的行为。该合同类型依行为模式，似与「租赁合同」并无二异，实质上均是有偿使用借贷合同。由是原理可知，商标法相对于合同法而言，属于「特别法」，于方法论上而言均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唯商标法对于商标许可合同未作规范者，可准用合同法关于租赁合同以及总则性规则。
但从立法论上观商标法第43条第3款规定，则不无探讨余地。合同法第229条规定：
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即所谓「买卖不破租赁」规则。该条款并未对租赁物进行限制，则动产不动产在所不问。唯商标许可合同其性质若亦隶属租赁合同，则在实务操作中可能与合同法上述规范存在矛盾。即许可人授予他方商标许可，旋即将该商标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则依据商标法规则，商标许可合同因未经登记，虽然有效，但是不得对抗善意受让人；而若依「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则无论受让人善意与否，许可合同依然对之有效，只是许可合同发生债权债务转移问题。对此，学者主张，应对商标法第43条第3款中善意第三人作排除受让人在外的限缩解释。
此固然体现知识产权法与债法勾连之体系思维，但于方法论上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合同法中租赁合同所针对者，乃是具有权利形式外观的动产与不动产——前者以占有宣示推定本权，后者则以登记主张权利。比较法而言，国外对于租赁合同多有登记对抗的规定，唯有经过一定公示程序，方能对抗一切第三人；从立法目的而言，债权、知识产权属于无体财产权，本身并不具有公示功能，若直接准用租赁合同规范，则对于善意受让人承担极大不利益，有违公平原则。故于此情形，所需限缩者乃是合同法第229条「租赁物」的外延——即仅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对于知识产权许可合同则不受此规范——而并非商标法规则。
又物权法第106条对善意取得制度进行规定：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该条将善意取得客体限定在动产或不动产物权，又条文含义自明，应不包含知识产权等「准物权」在内。唯依商标法第43条第3款反面解释，即商标许可合同经过登记，可对抗一切人，则可能存在事实上知识产权的善意取得。如国家商标登记机关虽对商标许可合同进行登记，但误将被许可人错登记为商标权人，则此时商标受让人因信赖登记机关公示簿效力，支付合理对价后，是否可依本条规定，主张对抗真正商标权利人，从而「善意取得」商标权。于法律适用上不无疑问，当有研究余地。
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有学者认为，该条赋予公司实务中解除股权之权力，意义重大，殊值肯定。但于适用中，则需严格遵循法律字义，唯有「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公司方有此解除权，说明者有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