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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媒体
本文来自 NiemanReports，作者 Adrienne Lafrance，由造就（id: xingshu100）翻译，译者何无鱼。极客公园已获转载授权。
想当年，我第一次到 Facebook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做采访时，他们被要求我签一份保密协议。我拒绝了。后来还有一次，我完成了对苹果一位产品经理的采访，却在事后被告知，采访内容仅供参考，不作援引。「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行事方式。」一位发言人带着歉意说道。
没门儿。
在几年前的圣诞节前夕，惠普给我寄来一台亮粉色的笔记本电脑。我从未开口索取这样的东西，于是我又把它寄了回去。我还收到过 iPhone、国际航班机票以及数不胜数的各种新奇玩意。
「为感谢您看完这封电邮，我们还能寄来一份新闻稿草稿以及一大瓶红酒。:) 」一位公关人员在 3 月份时写道。
这就是一位科技记者在 2016 年可能遇到的事情。满天都是免费的赠品，但真正的采访通道却屈指可数，诸如 Facebook 和谷歌这样的强大公司，它们都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分发商。这意味着，新闻机构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巨头来覆盖读者群。
这种关系往好里说是令人尴尬，而往坏里说则可能是灾难性的。这里尤其要说到 Facebook，该公司还在推动主要新闻机构调整其采编和商业战略，其中包括鼓励新闻机构在 Facebook 开辟直播节目的补偿计划。其他社交平台也在变身成为内容发行商，比如说 Snapchat Discover 和 Reddit，它们最近都在大举扩充内容编辑团队。
什么是媒体公司？什么又是科技公司？
当下，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达到了混淆不清的地步。那些拥有强大新闻编辑室的网站，比如像 BuzzFeed 这样的领头羊，甚至首先自称科技公司，然后才自我定位为新闻机构。大量不差钱的媒体初创公司甚至老牌报纸，例如《华盛顿邮报》，都变成了科技公司的附庸。
然而，硅谷骄子并不都是媒体的拥护者。硅谷风投业的大佬 Peter Thiel 私人出资 1,000 万美元，在今年春天帮助打赢了最终让 Gawker 媒体集团破产的官司。Gawker 和泰尔之间的斗争或许是孤立事件，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媒体公司和科技公司之间更广泛矛盾的缩影。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张，以至于 Nicholas Lemann 在《纽约客》撰文表示，新闻业应该准备好迎接一场「持久战」。
什么是媒体公司？什么又是科技公司？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达到了混淆不清的地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报道给现代新闻业带来了最深刻的责信挑战之一。我们的报道最符合谁的利益？这种报道是我们应该的吗？是我们想要的吗？
「跟任何负责任的报道一样，对硅谷进行负责任的报道是困难的，但也是必要的。」《纽约时报》科技记者 David Streitfeld 说，「科技报道没有讲究责信的伟大传统，也没有可供模仿的优秀前例，比如说白宫报道或市政报道。在科技报道领域，我们没有 Woodward 和 Bernstein ，也没有 Katherine Boo 等等伟大的新闻人。」
我们今天所知的科技报道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它不是源于某些记者的新闻调查冲动，而是因为 PC 时代刚刚拉开帷幕，而报纸上突然开始刊登大量跟科技有关的广告。
在《纽约时报》资深科技记者 John Markoff 的记忆中，硅谷最初的文化氛围是开放与合作的——甚至对记者持欢迎态度。在 80 年代早期，马科夫能够进入家酿计算机俱乐部 (Homebrew Computer Club)，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爱好者团体，其成员当中有一些技术专家后来成为了硅谷的领袖人物。
1976 年，苹果的联合创始人 Steve Wozniak 在 该俱乐部的一次会面上首次分享了他的 Apple I 设计。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美好之处在于，每家计算机公司都会聚在一起。」马科夫回忆道，「正是在这段自由进出往来的时期，人们会把公司机密拿出来分享。对一位年轻的记者来说，这就如同死后上天堂一般幸福。但这正是硅谷最初始的文化。」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科技行业的经营者从原先蜗居在一块小众的文化和经济领地，转而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一些商业领袖，硅谷的文化和影响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早期，苹果只是一家小打小闹的公司。」《连线》杂志的创始执行主编 Kevin Kelly 说，「那时候的苹果带着科技宅男的气质。现在不同了，它成了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不再是跑龙套，而是变成了超级巨星。」虽然苹果在硅谷早期的开放文化中居于中心位置，但促使这种文化发生逆转的也是这家公司。Steve Jobs 将制造惊喜的艺术发扬光大，他通过在万众瞩目的产品发布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为苹果制造了巨大的媒体轰动。
有时候，对这类活动破天盖地的报道看起来就像是粉丝文化的产物，而科技报道仿佛成了为这种文化服务的御用品。
同时，这也成了一种鼓励科技企业限制采访通道的公关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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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谷歌和 Facebook（图为 Facebook 办公室）这样的公司，现在被认为对新闻业至关重要。
硅谷的保密文化随之兴起，其源头则是互联网赋予的发行力量，犹如参选公职的政治人物一般，科技巨头不再仅仅依赖新闻媒体来传递自己的讯息。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成为《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引发了人们这样一种疑虑，即他对该报编辑工作的参与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结果如何呢？
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的公司最终主导了媒体对它们的报道，并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是因为，记者常常只能依赖这些公司发布的信息展开报道，而且除了一些关键的特例之外，记者能够质疑这些公司的机会也接近于零了。
《今日美国》前副总编、消费者隐私保护倡导机构 (Consumer Watchdog) 的隐私项目总监 John M. Simpson 说道：「这就是为什么谷歌那样的公司可以把某些技术吹得天花乱坠，可这些技术其实根本没达到实用化的程度。」举例来说，跟众多负责报道谷歌新闻的记者相比，Simpson 所说是该公司自动驾驶汽车项目最响亮的批评声音之一。
如今很常见的是，科技报道纯粹是引用科技公司的官方博客。如今官方博客文章就等同于新闻稿，分析性的论述或额外报道少之又少，甚至于无。
说到科技报道缺乏怀疑精神，最确凿的例证莫过于 Theranos 在早期收获的媒体吹捧，这家医疗技术公司声称，他们发明了一种成本极低的验血技术。直至去年，《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调查记者有感于《纽约客》对 Theranos 创始人的正面特写报道，开始就这种技术是否真像该公司号称的那样有效提出重大疑问。
John Carreyrou 完成的这篇报道也带动了其他记者在这件事情上穷追猛打，最终导致美国政府部门对 Theranos 展开刑事调查，以确定该公司是否在自身技术状态的问题上误导了投资者和监管机构。
类似于 John Carreyrou 这样的调查报道，或是《纽约时报》揭露亚马逊刻薄的企业文化；或者是《华盛顿邮报》深度解析谷歌能量巨大但又秘而不宣的政治游说活动；或者是我本人试图破解 Facebook 旗下 Free Basics 这类项目的文化复杂性；或者是点燃对苹果与 FBI 之间争端的深度调查。
这才是我们理解科技所产生的复杂社会和政治影响的唯一方式。
「科技公司都在致力于改造我们的日常生活。」David Streitfeld 说道，他跟 Jodi Kantor 一同为《纽约时报》撰写了那篇报道亚马逊的文章。「当他们成功时会发生什么？谁在其中扮演了输家角色？当他们遇到阻碍，就像 Facebook 在印度一样，那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科技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他说道。
Kantor 补充说道：「科技公司处在先锋位置，它们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就诞生于其中，而且科技公司还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在他们对亚马逊的报道过程中采访了上百位在职和已经离职的亚马逊员工。在跟采访对象进行交流时，Kantor 表示她听的要比说的多，人们纷纷把故事和盘托出。她说，不止一次听亚马逊员工提起自己伏在办公桌上哭泣的经历，数量多到最终的报道未能尽数收录。
「很久之前，当我还是一名年轻记者时，前辈教导我说，最好的报道往往就是调查众目睽睽之下的事情。」Streitfeld 说，「就这篇报道而论，亚马逊从一开始就曾宣称，甚至标榜自己是一家极度严苛的公司。我们所做的就是提问：那是想要传达什么意思？」
科技报道的一大障碍在于如何凿穿硅谷的保密文化。
LinkedIn 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Streitfeld 表示，他会花费数小时在该网站搜寻信息：「就像是公司的 X 光片。」
总而言之，两人花了半年多时间来准备这篇报道，哪怕是对于《纽约时报》这样惯于做深度报告的媒体而言，这也是非常奢侈的。结果，这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公众关注，同时也激起了亚马逊的快速反应，该公司在 Medium 发布了驳斥报道内容的公关稿。
亚马逊以及谷歌、优步、苹果、Facebook 等几家科技巨头，他们的发言人要么拒绝了报道的置评请求，要么根本就不做理会。
「要完成亚马逊那样的报道，或者是任何挑战科技社区自身认知的科技报道，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科技公司希望、期待并往往能够实现正面的报道。」Streitfeld 说，「在太多的科技报道中，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当你跨过大桥来到硅谷，你就进入了一个新闻业旧规则在此不适用的世界。硅谷用得最滥的一句口号是：『这跟钱没关系，我们只是想改变世界。』有时候这种情怀或许是真的。不过他们这样说的一大动机，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正面形象。」
然而，据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托尔数字新闻中心 (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 主任 Emily Bell 称，很多知名新闻机构，甚至是那些拥有强大科技报道部门的机构，都没有投入足够多的资源来开发和维持这样的报道。「要真正恰当地对科技行业进行报道，」 Bell 说道，「那将关系到社会、文化和人权，关系到政治。那些新闻机构都还以为，华盛顿分社的记者用不着真正理解（计算）基础设施或人工智能……数据跟政治这二者关系能有多大？事实上它们是新的权力系统。我认为这一块是新闻机构之所以一直行动缓慢的原因之一。」
虽然 Bell 和其他人认为，所有记者必须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运转方式有一个基本了解，但真正的科技报道并不局限在科技行业之内，科技影响了商业、文化、政治、教育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
对此，我们看一看复杂的苹果和 FBI 间的 iPhone 解锁之争就明白了。
「这其中有恐怖主义，有科技，有苹果，有 FBI 以及奥巴马的参与。」《纽约时报》负责协调相关报道的编辑 Pui-wing Tam 说，「它跨越了各种不同的事情，把关于加密和隐私的理论性争执带入到现实世界。」
在某些方面，报道加密争端这样的大新闻要比搞清楚日常或长期科技报道更加简单。
「重要的是把科技报道定义得广泛一些。」Kantor 说，「不要把它局限于仅仅报道硅谷的一帮初创公司。」
Kantor 给出了一个例子，是她对一款自动调度软件的报道。这种软件的用户包括星巴克那样的大公司，它给许多低收入员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混乱。「报道里提到的软件基本上没有人听说过，真的很不起眼，但它却控制着数百万工作者的生活。」她如是说。在报道文章发表之后不到 24 小时，星巴克宣布将调整其调度方案。
在太多的科技报道中，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当你跨过大桥来到硅谷，你就进入了一个不适用新闻业旧规则的世界。——《纽约时报》科技记者 David Streitfeld
对 Kantor 来说，科技报道意味着探寻科技影响人们生活的方式——这个界定如此宽泛，以至于可能让那些必须自己决定报道方向的记者感到头晕目眩。
作为一家隶属于调查报道中心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的网站，Reveal 本身并没有设置科技报道部门，但该网站的确在做科技报道，其中大多数聚焦于隐私和监控问题。对这家网站的高级编辑 Fernando Díaz 来说，「收窄聚焦范围更有助于将记者的长期知识积累利用起来，而且还能让观众对我们的报道形成一致的认知，即我们专注于特定的一个主题。」
例如，Reveal 报道了一个由加州警方维护的秘密数据库，里面记录了疑似帮派分子的信息。这篇报道引出了一个问题，即执法部门访问数据库是否需要搜查证。
这种新闻尤其适合于进行不间断地跟进，就如同大新闻曝光后城市日报连篇累牍的后续报道。这些报道可以从监管和法律的角度切入，而且也可以提出大量的问题，比如这种数据库的存在会对个人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它能如何反映执法部门在其他地方使用的工具。Reveal 先是发表了一篇报道，讲述公众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录进这个数据库；之后该网站再次跟进，披露立法机构将推动这个数据库接受更多的公众监督。
不过，从 4 月到 7 月，Reveal 没有再发表任何涉及监视和隐私问题的报道。很多这样的报道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这是如今很多新闻机构所不具备的。「耗时久、篇幅长的深度调查报道存在固有的挑战，它很容易失去时效感，因为如今热点的切换都变得太快，」 Díaz 说道，「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更加中等的节奏去跟进这个专题，因为科技行业的发展实在太快了。」
在我担任特约撰稿人的《大西洋月刊》，他们也尝试了类似方法来保持灵活，对专题进行深度挖掘，其灵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 Quartz 在 2012 年上线时所确立的流动性专题结构。
在我负责科技报道部门期间，我要求记者 Robinson Meyer 将「警察执法记录仪」作为他报道弗格森警察枪杀黑人少年事件的核心话题之一。在有关这类技术使用情况的全国性大讨论的背景之下，该选题合乎时宜且具有足够的复杂性，并对个人隐私和监控具有巨大影响。Meyer 选择的报道重点本有可能被视为微不足道，但最终产生出了一系列精彩的重磅报道，影响遍及全美国。
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缩窄焦点的做法扩展了 Meyer 的地理视野。在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报道中，他发现，在爱达荷州的一个城市，警察佩戴执法记录仪已经成为常态。
这篇报道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渗透到了执法记录仪背后的政治层面。其中包括事实上在此之后警察被要求保持佩戴执法记录仪设备，这在当时来说，一篇报道能做到如此是很是难的。这篇报道还质疑了某些言论中提及对于这种新技术尚未得到有效验证的说法，并帮助把人们的关注度集中到了由执法记录仪反映出的现实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责信问题。
Meyer 在后续报道中继续讨论了这类问题，比如记录仪中的影像是否可能遭到警察修改，数据是如何被存储和维护的，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点：公众如何对此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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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人物名为亚伦·哈维，他被错误地收录进了加州警方的帮派分子秘密数据库，此事被 Reveal 曝光出来。该网站并没有设置科技报道部门，但的确在做科技报道，其中大多数聚焦于隐私和监控问题。
现在，作为一位特约撰稿人，我正在自己的新闻报道中尝试类似的做法。我追踪的一个专题是「自动驾驶汽车」，它窄到可以做出深度报道，但又宽到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有趣报道想法。
当然，我可能报道了谷歌自动驾驶汽车遭遇的最新事故，但我也在向州和联邦政府机构提交公开记录的申请，实地探访测试车道和大学实验室，采访为这些交通工具开发特殊传感器的技术专家，阅读关于人机互动的学术著作，以及报道相关的国会听证会。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不断进步和愈加普及的趋势，对相关调查报道的需求将变得更加明显。一位特斯拉用户因为使用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而死于车祸，美国联邦机构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这有可能成为一个最终将塑造汽车驾驶方式未来的文化转折点。不过，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好案例来观察看看关注自动驾驶汽车专题的记者是如何有准备地覆盖到案件调查以及提出相关问题，或者说他理应做好了充分准备。
这些策略是为了避免科技报道陷入只有广度没有深度的问题，拿 Díaz 的话说就是「一英里宽，一英寸深」。我不只是在报道引领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研发以及帮助塑造其公众认知的谷歌，我还在追踪这种技术本身以及它融入公众生活的过程。
托尔数字新闻中心的研究员 Sara Watson 表示，科技报道（尤其是科技评论）的质量在提升，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科技评论可以有多种不同形式：新闻报道、专栏文章、博客文章、商评、讽刺作品、科幻小说。」她说，「而评论文章所缺失的一点在于，对积极的、建设性的替代方案不够关注。那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尤其当你是记者的时候。但是，涉及到那些不为我们这些新闻人服务或不代表我们利益的东西，帮助读者设想一下替代方案，这是开始让机构负起责任的一种方式。」
Watson 表示，进步的标志可见于一些新闻机构的人员组成。举例来说，在 BuzzFeed，聚焦于科技报道的旧金山分社设置了一位劳工专题记者。「这样的设置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但考虑到人们对科技从业形势和就业市场突然崩坏的顾忌，这一切看起来就很自然了。」她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评论文章写得最好的并未必是记者，而是那些跟科技行业拥有紧密联系的人。她提到了博客作者和科技创业者 Anil Dash 以及程序员 Marco Arment，把他们称为「因为跟系统关系非常亲近，所以他们发出的批评声能被很好地接纳」，换句话说，这些人说的话更有可能产生实际的影响。
成为科技行业的圈内人，这也有助于进行报道。
Mark Gurman 从念高中开始就在为苹果资讯网站 9to5Mac 报道苹果消息，他在业界被称为「爆料大神」。今年，刚从大学毕业的他成为了彭博社的一名科技记者。他爆苹果的料最初是因为他对科技（而不是新闻业）感兴趣，并摸清了门道，学会参加「正确的活动」来结交业内人士。在他自己开辟博客后，那些人脉以及他对科技的理解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跟那些在科技公司工作的人交流，你自己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他说，「你必须能够说跟他们一样的语言。」
Gurman 把自己爆料事业的成功归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结识正确的人，并谨慎地选择报道题材。「我必须在写报道和大学学业之间进行平衡。」他说，「所以只能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更重磅的消息上。」此外，他还专门地补充道，「有些独家消息并不是由公关人员透露的。」
虽然市面上不乏优秀的科技报道，但「信噪比」的问题使得我们难以去芜存菁。
对记者来说问题在于，报道所有新闻是显而不可能的。而当你围绕某个专题进行深挖时，取舍的压力甚至更大，当然，跑任何专题的任何记者都会面对相同的压力。不过，新闻机构资源有限并日渐萎缩，以及科技行业越来越多地掺和媒体，它们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的艰难。
毕竟，媒体公司不仅仅是在报道科技公司，更在与它们合作；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还在跟它们展开竞争。
即使是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媒体公司，2016 年也是失落的一年。
Mashable 对内容方向进行大调整，解雇了好些编辑。该网站打算优先开发影音娱乐内容，把新闻报道放在次要位置。
裁员还波及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BuzzFeed、Newsweek 以及 Vice News，在 Vice，该公司把裁员描述为进一步向视频领域扩张的战略调整。
与此同时，读者人群一如既往地存在分化问题，这迫使新闻机构更积极地去思考自己的服务对象到底是谁。
像 The Information、Pando Daily、Recode、TechCrunch 这样的网站，它们在硅谷广为人知，但在科技行业之外就不一定有什么影响力了。
The Verge 则处在相反的方向上，它曾经是一家小众的科技新闻网站，但报道内容已经从原来的电子产品扩展到以娱乐、科技和交通运输为主要版块（The Verge 的母公司 Vox Media 在去年收购了 Recode）。 在 The Verge，同时强调广度和深度的编辑方案似乎获得了回报。
这家网站的编辑团队在报道日常新闻方面动作迅速，但其原创专题报道也时常赢得好评。除了科技之外，这些报道还涉及商业、文化、医疗以及刑事司法。例如，Colin Lecher 发表了一篇关于监狱电话服务垄断问题的深度报道，其内容和在网络上的呈现方式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篇报道在网页上设置了一个计数器，可以把你阅读文章的时间换算成在监狱打相同时间电话要支付的费用。 此外，The Verge 最近还推出了一个名为 Circuit Breaker 的新版块，它主要以 Facebook 主页的形式存在。此举说明，这家公司愿意在数字空间进行媒体实验，因为它的很多读者已经在那里花费大量时间。这是一项大胆的举动，尤其考虑到 Facebook 的成功似乎并不有利于新闻机构。
在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抱上了亿万富豪的大腿。 eBay 创始人 Pierre Omidyar 创立了两家调查性新闻机构：一家是在 2013 年上线的 First Look Media；另一家则是在那之前成立的 Honolulu Civil Beat。
2013 年，亚马逊创始人 Jeff Bezos 斥资 2.5 亿美元收购了《华盛顿邮报》，并将其内容整合到自家拥有的多款科技产品中，比如在 Kindle Fire 应用中提供对《华盛顿邮报》新闻内容的有限免费访问，以及向亚马逊金牌会员免费赠送为期半年的报纸数字内容订阅服务。此外，他还对《华盛顿邮报》追加了大笔投资。在此之前，《华盛顿邮报》在科技报道方面就已经很强，其中包括聚焦于科技文化性和政治性问题的专门博客（以及现在的新闻简报）。不过，收购之后《华盛顿邮报》获得的更多资源，或者是大幅提高的媒体排名，是否显著增强了该报现有的科技报道，这些都还说不好。
对那些想知道亚马逊创始人 Jeff Bezos 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报纸编辑工作的外部人士来说，这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兴趣的领域。有人说，他在试图改变《华盛顿邮报》对亚马逊或他本人的报道，但该报对这种说法予以驳斥。不过，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对亚马逊职场文化的调查之后，《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偏向性的，其文章标题是《在亚马逊工作真的那么艰难吗？》。公正一点来讲，那篇文章也复述了《纽约时报》调查到的一些最可怕的细节。
此外，《华盛顿邮报》的媒体评论家 Erik Wemple 在自己的博客上抨击，亚马逊对《纽约时报》的回应是「软弱的」。《华盛顿邮报》发言人 Shani George 表示， Jeff Bezos 的老板身份「绝对没有」影响到报纸对他或亚马逊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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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zzFeed 拥有强大和严肃的新闻报道，但却因为复兴赞助商内容而引起争议。
内容赞助是一种存在已有一个世纪的广告策略，可如今数字内容往往与原创网站脱钩，独自地在社交网络里传播，这种策略可能就变得很复杂。
即使是 Facebook，该公司不是一家正经的新闻机构，但被视为是对新闻业至关重要的平台，同样在内容编辑决定问题上被外界盯得死死的。Gizmodo 在 5 月份报道称，Facebook 前员工透露，他们经常故意压制偏保守派的言论，不让这类内容登上热门排行。此后，扎克伯格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没有证据显示 Facebook 存在这样的偏见。《卫报》获得的内部文件描述了一幅稍显不同的画面：Facebook 的指导方针会指示编辑人员如何把某些新闻报道「注入」Facebook 的热门话题版块，或者是把列在黑名单中的话题移除出去。
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新闻业基于广告的盈利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摇摇欲坠，而新闻机构已经失去了对内容分发的控制权。Facebook 产生的网络流量在整个网络占有压倒性的位置。根据社交媒体管理公司 Shareaholic 去年的数据，美国四分之一的网络流量是来自 Facebook；而网络分析公司 Parse.ly 的数据则显示，全美数家顶级新闻网站的流量有 40% 源自 Facebook。
最近，Facebook 决定在 News Feeds（动态消息）中突出展示个人用户（而不是出版商）的状态更新，这引起了各家新闻机构的恐慌——最近几个月，这些新闻机构来自 Facebook 的网络流量已经锐减。
像 Facebook 和谷歌这样的公司，它们拥有造就或摧毁一家新闻机构的力量。
正如 John Herrman 所说的那样，正是这一点让这些公司，尤其是 Facebook，成为令人畏惧的「合作伙伴-竞争者-救世主-杀手」混合体。
毕竟，媒体公司不仅仅是在报道科技公司，更在与它们合作；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还在跟它们展开竞争。
媒体公司对内容分发的控制权受到了科技公司的威胁，这种控制权当然很重要，但也只是科技公司夺去的一小部分蛋糕。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 年度新媒体发展状态报告》，Facebook、谷歌以及其他一些科技巨头还抢走了数字广告营收的大头，占比高达 65%；按照 2015 年互联网广告总支出 600 亿美元计算，这个数字是 390 亿美元。对新闻机构更具毁灭性的是，Facebook 已经成为移动广告领域的霸主。随着大批用户从桌面端转移到移动端之时，Facebook 去年的移动广告营收已经占到其广告总营收的 77%。就总体营收或移动市场份额而言，没有一家新闻机构（即使是那些拥有大批移动用户的媒体）能比得了 Facebook，甚至连望其项背都做不到。「有人确实在网络上赚到了钱。」皮尤研究中心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只不过并非新闻机构。」
BuzzFeed 拥有强大和严肃的新闻报道，但却因为复兴赞助商内容而引起争议。这可能反映了 Facebook 正在痛击媒体的另一个领域：用户参与度。用户对个体新闻品牌的忠诚度正在下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项研究，同一月内，大多数用户在用手机阅读完一篇文章之后并不会再去看该网站的其他文章。
而与此同时，用户在 Facebook 的参与度却仍然高得惊人。在全球范围内，Facebook 用户每天花在 Facebook、Instagram、Messenger 等社交平台上的平均时间长达 50 分钟，这个数字对大多数媒体公司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影响似乎也延伸到了 Facebook 刚刚进入的一个新领域：视频直播。
「CNN 直接用上了 Facebook Live 的视频。」在达拉斯五名警察遭到枪杀的那一夜，《华尔街日报》的科技编辑 Scott Austin 在 Twitter 上写道，「Facebook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家电视广播网。」
按照几乎所有标准来看，科技公司实际的权势要远远超过媒体公司。
John Herrman 在去年为 The Awl 撰写的文章中表示，媒体行业和科技行业之间堪称一团乱麻的关系不会自动理清，除非两大阵营之间发生明确的分裂——媒体堵上大门，拒绝遵守硅谷的规则，全面接受自己作为一种「边缘化和激进」对立力量的角色。
但话说回来，他也承认，这样的「第四权」可能是难以自我维持的。其他人，比如《连线》杂志的 Kelly，谈到了相反的策略。新闻机构疏远 Facebook 并不能真正解决媒体在移动社交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解决的办法必然来自问题所在的相同矩阵。」她说，「我觉得，在未来，我们不会再依赖大型报纸的明星调查记者团队，那些报道工作会变得稍微分散一些，稍微生态化和稍微系统化一些。」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一些领先的科技公司已经在新闻生态系统中给自己争取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最近的例证就是 Facebook Live 视频直播，在那之前则是 Instant Articles（即阅文），这是一个在去年春天上线的、汇集一些知名出版物的平台（目前，Instant Articles 已向所有出版商开放）。其他科技公司也做出过类似的努力，利用新闻作为一种提高用户粘性的方式，这些项目包括：Snapchat Discovery、Google News、Apple News 等等。对新闻机构来说，这些合作关系代表了对内容分发控制权的实质性放弃，而这件事的背景是，媒体公司已经失去了他们作为新闻和信息主要控制者的重要地位。
按照几乎所有标准来看，科技公司实际的权势要远远超过媒体公司。
「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获得内容分发的控制权？」托尔数字新闻中心的 Bell 存在疑问，「我认为，如果新闻机构对这种可能性连想都没想过的话，那将是令人遗憾的......如果我们承认：『好吧，我们媒体已经被挤兑成这样，广告销售、技术、市场营销之类的事情都缩减到如此可怜的程度。但我们相信，谷歌、Facebook 和以后出现的公司会一直把发行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当成重点。』如果这样想的话，那就大大的危险了。到时候，我们在出版方面积累的那些技能很可能就会轻易地丢掉。」
对于那些把新闻自主性视为基本价值的记者来说，那样的前景非常可怕。
「真正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商业，这是让新闻成为新闻而不是公关的要素。」Bell 说，「如果不能跳到系统之外，那你如何能够保持那种独立的完整性呢？」新闻机构面临的挑战将是，批判性思考成为一家媒体公司在 2016 年及以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成为一家新闻机构不会仅仅是卖报纸，甚或只是架设一个网站。
比如，连《纽约时报》都开始做订餐服务，让读者可以烹制他们在《纽约时报》烹饪网站上看到的美食。 在 5-10 年前，拥有先进技术思想的记者和媒体理论家经常谈到新闻机构收入多样化的重要性。
如今，这样的讨论已经发生了改变。媒体公司肩负的使命不仅仅是创造更多的现金流；他们还被迫重新考虑自己实际生产和分发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应该面向哪些快速涌现出的平台。
「收入是产品的代替物。」Bell 提到，「让收入多样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开辟新的赚钱方法，那其实意味着彻底改变你所做的事情，并准好继续做出改变。」
（头图购自华盖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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