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云帆评《伴侣物种宣言》丨仅靠“爱”和“权利”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美】唐娜·哈拉维《伴侣物种宣言》

陈荣钢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光启书局 2025

文丨姚云帆

哈拉维 （Donna Jeanne Haraway） 是当代西方思想界最具冲击力的理论家之一。但是，国内对她的关注还是有些“不在点上”。因为，大多数人主要讨论的，仍然是她对学界时髦话题的关切，例如“后人类”话语和赛博格问题。但是，就欧美主流学界的讨论来说，哈拉维的激进性包含了更为深刻的维度。首先，生物学背景让她一开始就站在人类中心主义之外来讨论人和其它生命之间的关系；其次，她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训练，尤其是受到法国哲学家康吉兰 （Georges Canguilhem） 的影响，让她不再持有以某种“正确/错误”为中心的生物演化立场，而是强调生命本身在分化和重组中的多元共生和共振；最后，她的批判女性主义立场，让她警惕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一切权力关系。

只有在上述三条线索的交叉中，我们才能去阅读《伴侣物种宣言》。这也是哈拉维诸多充满挑衅视角、晦涩语言和科学知识的文本中，最为晓畅而贴近读者的一本小书。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批判力量变弱了。哈拉维是“宣言体”文字的行家，她的成名作就是著名的《赛博格宣言》。“宣言”是现代激进思想彰显自身最重要的文体。哈拉维研究者帕诺斯 （Panos Kompatsiari） 对“宣言体”的脉络进行了研究。自17世纪英国内战开始，“掘地派 （Levers） ”群众就开始撰写和颁布“宣言”。而后，从《共产党宣言》，到《达达主义宣言》和《超现实主义宣言》，再到1992年著名的女性主义宣言《女坝宣言》 （Dyke Manifesto） 。宣言都具有如下的激进性：首先，宣称一个与过去思想、观念和社会的断裂；其次，重构一种全新的叙事，重新解释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这种激进政治宣言总是包含否定、断言和重新叙事，而且篇幅短小，修辞力量深刻。但是，帕诺斯指出，相对于政治宣言，哈拉维的“理论宣言”要暧昧复杂得多。以复数形态出现的“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德法批判理论和现代英美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话语的杂交，理论话语以批判社会现实为己任。但是，当理论占据学术界，成为部分人展开工作必须、乃至被迫使用的表述时，理论话语也就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人士必须面对的“第二现实”，反而成为新的学者和思想家加以批判和摆脱的对立面。但是，这种摆脱和批判最终也将由“理论”的形式与既定的研究传统达成某种张力中的妥协。因此，“理论宣言”是宣言体在当代英美思想界的亚类型。它兼具形式和内容上的激进，又包含与既定批判理论传统的连续。以《赛博宣言》起家的哈拉维就是这种“暧昧的革命文体”的好手。在《赛博格宣言》中，她以充满了晦涩术语的文风，宣告了对“理论”话语中人类和男性中心论的拒绝，但却更深地融入既有的理论话语之中。但是，《伴侣物种宣言》则刻意与某种冷漠、生硬的“理论”语言保持了距离，通过杂糅着人种志、科学报告和隽永的散文体，她表面上割断了理论对日常经验的侵蚀和重构，但时不时出现的阿尔都塞、福柯、安和清等理论家的名字，则告诉人们，这本书仍然在“理论”之中，这些鲜活的日常经验，纷繁的物种志和人种志表达，不再是理论的注脚，而是一种它的思想“伴侣”，在挑衅理论话语的同时，与之翩然起舞。

哈拉维，《伴侣物种宣言》英文原版,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3.

哈拉维的论述对象涉及真菌、犬类和爬行类动物等各种物种。但是，它们并非简单的分析对象，而是承担了双重身份。一方面，它迫使读者对惯习和日常经验的限度有所感知；另一方面，它也挑衅了看似激进，但却仍然将“人”作为中心的激进理论话语。哈拉维将福柯作为一个潜在的对话者。她并不是一个反福柯派，在《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中对人类实验室权力装置的批判中，福柯的影子无处不在。但是，在《伴侣物种宣言》时，福柯的角色不再成为某种理论启迪，而成为了一种作为戏仿对象的“副文本 （Intra-text） ”。当处理“训犬”这一棘手的现象时，福柯的规训概念和“生命权力”学说，被哈拉维友好地嘲弄。对犬类的训练依赖福柯讨论规训时使之“臭名昭著”的方法，行为主义、奖赏-惩罚制度，甚至“泰罗-福特制”的“训犬版本”。但哈拉维指出，如果没有这些“坏方法”和“坏技术”，犬类将无法成为伴侣物种。不加训练的犬类无法获得人类主宰的生态系统的特定功能，从而无法获得“工作”，进而被人类中心主义者“无条件的爱”所异化，陷入自身生存和生态生存的双重危机。通过大白熊犬从“专门牧羊犬”到“宠物犬”的异化过程，哈拉维指出，“宠物犬”恰恰成为伴侣物种危机的重要表征。

“宠物犬”是人对犬类“无条件的爱”的产物。当犬具有特定的“工作”，即功能时，它能和人产生一种伙伴关系。这种关系首先不是单向的。工作犬并非简单接受人类的指令，而是需要在人类对其性格和能力深入了解之后，才能呼应人的吁请，实现自身的职责。但是，当犬类变成人类的宠物时，人关心的问题不再是它的能力、性格和职责，而是它如何呼应人的“情感需求”。这让人以自己的主观感受，试图将犬类塑造成某种“爱”的对象。通过血统筛选、育种和制式化的训练，一只只试图满足人类“预想”中的“爱”的需求的宠物狗出现了。实际上，人们的爱抚和占有并不会让宠物狗“爱人”或“回应”主人的爱，而是让人主导了与犬类的关系，将后者物化。这样的结果是，“乖顺”的宠物犬丧失了自身的工作能力，沦为物种生态系统的废物和垃圾。“不乖顺”的宠物犬同样被人所弃养，但也无法获得系统的“工作”训练，同样无法适应周围的生态环境，从而既造成了环境危机和自身的生存危机。

哈拉维，《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Verso, 1990.

哈拉维指出，恰当的“训练”能够部分抵消“无条件的爱”所造成的伴侣物种危机。将宠物犬转化为表演犬，并非完全对宠物犬的异化。相反，这些在人类社会中归之于“规训与惩罚”的政治技术，在人与犬所共生的跨物种社会系统中，则有效地抵消了宠物犬的“无用化”，从而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它们的“工作”能力，并让训犬者和犬类之间形成了伴侣关系。哈拉维引用苏珊·伽勒特 （Susan Garret） 的命名，称之为“粗暴的爱”。后者的训犬经验“积极训练法”强调，在通过训练完成竞技活动的过程中，人既要塑造狗的纪律，又要适应狗的天性，从而在不伤害后者的情况下，让狗完成某种竞技目标。与此同时，训犬者同样在狗的严峻审视之下，后者也会调整自己的姿态，排斥对己有害的训练目标，从而反过来塑造训犬者。哈拉维明确指出，这种训练所依赖的底层“意识形态”甚至是反动的，它是“20世纪泰勒式科学管理原则和公司化美国的认识管理科学在后现代敏捷领域中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