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已经成了加班和过劳死的代言人了？十年前不是富士康吗？”
大罗，去年从中国顶级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的一家芯片大厂，短短3个月后他就提了离职，回南方的老家备考公务员。
大罗不能接受毫无意义的加班。但他发现，只要留在原公司，他就无法拒绝加班。
和还没有理解加班真谛就逃离大厂的大罗相比，进入职场数年的Max早就适应了996之外的加班，眼下，她精明地计算着加班的付出与收益：“我入职时间还不够长，所以就算绩效打得再高，我明年也不可能升职。”
Max觉得没必要参与公司“加班大赛”，但leader还是暗戳戳给她安排了1.2倍的工作量。她很清楚这种情况下，自己无法拒绝：“每个任务在派给你的时候，就已经自动把加班时间计算在内了。”
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互联网的十年。阿里、腾讯，美团，拼多多等多个公司，都以颠覆性的方式和指数级的速度实现规模扩张，为投资人带来了极其可观的回报。而且，这些硅谷学徒还拥有海外竞争对手几乎无法匹敌的人口红利优势。
过去十年，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曾打响团购大战、网约车大战，众多互联网巨头也伴随这些大战而崛起，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新富阶层。
大量聪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正在前赴后继地加入这些互联网大厂。不过，他们在刚进去的时候，尚且还未把个体的命运和公司的增长，以加班消耗生活的方式联系起来。
只要进入互联网大厂，就无法拒绝加班，这几乎成为一种难逃的宿命。每一个业内的猝死消息，也都将带来一段梦醒时分。
对于很多大厂员工而言，漫长的工作时长，并不是核心的痛苦根源。最难以忍受的是，他们经历残酷的竞争烈度的同时，又不得不承受“大公司病”带来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消磨。
程序员冯文很熟悉这种被追着跑的滋味。在某大厂工作的日子里，他必须要保持不断前进的节奏，才有可能避免“被优化”。
该大厂每半年都会进行“361”评比，也就是一个团队里，30%的成员可以拿走过半的奖金以及晋升机会，60%的成员拿走小部分奖金。而剩下的10%，无奖金、无涨薪，很有可能被劝退。但拿了好成绩的员工也不能喘息，因为，“今天最好的表现，就是明天最低的要求”。
即使刻意降压，也无益于解决核心矛盾。表面上看，冯文的团队足够让人羡慕：10-10-5工作制，周三还有“不加班日”。领导经常主动在六点半下班，开玩笑说，“我怕我不走你们不下班”。但实际上，领导布置下去的都是1.5倍的工作量，不“自愿加班”根本无法完成。
同事之间也在评比的压力下经常互相较劲。如果两个校招生同时进入团队，竞争往往就是从“谁先走”开始。有好几次，冯文自己的工作已经干完了，就因为同组小同事还没下班，他硬生生扛到了对方伸手关电脑的时刻。
还有一些加班是理直气壮地塞进去的。比如此前在某芯片大厂工作的大罗，尽管公司明面上的工作时间是9-6-5，但他很快发现，团队会议经常被安排在晚上10点；等到周五的晚上，leader会很自然地给他派任务，让他下周一上午“把解决方案交上来”。
很多要求可能还超越了客观规律。在“干倒高通”这样宏伟目标的指导下，大罗团队接到了一个任务，要求3个月内必须完成。但这项工作在国际上，一般需要超过一年的时间来完成。还有一次，大罗接到一个通常需要整个团队一起上的任务，当他独自完成后，领导依然认为他的速度慢了，骂他“不干活、吃白饭”。
2020年国内半导体产业迎来“创业潮”，各种“超英赶美”的项目纷纷上马，而落到底层员工身上，就是无止境的加班。
这成为压垮大罗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2020年中离职。尽管之后接到的橄榄枝并不少，他到现在都还没工作，因为害怕“接下来又是一个坑”。
越大的公司，越会遇到一些与绩效并无直接关系的加班，其实只是为了舒缓领导的焦虑。
当团队的表现没有特别突出的时候，领导就会寄希望于延长工时，来寻找薛定谔的产出。不少曾在字节跳动、网易等公司工作的互联网人表示，领导曾多次向下属传达强制性加班的要求：“所有人必须坐到9点/10点才能走！”——包括只拿100元日薪的实习生。
在某大厂电商部门工作的Max就曾经遭遇过，一个级别比较高的领导想不到方案怎么做，就强行集合了部门一群同事没完没了地来开“脑暴会”，帮他想办法。但最后想出来的成果和付出了时间的同事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拒绝这个领导的要求，对方就会说，“你是不是价值观不行？”
但人的忍耐总是有限度的。Max就在不断拉扯的过程中，学会了反抗。她知道，对于领导而言，最重要的是下面的人能够完成任务。在不破坏底线的情况下，是可以适当提出自己要求的。
去年12月，Max所在的团队每天都加班到凌晨，周末也经常被扣下加班。但核心原因是，领导对于项目非常焦虑，经常让她们提出新方案，又推翻，周而复始，反复造轮子。
在连续一周都凌晨回家后，Max建议整个团队的同事联合起来反抗，去给领导提意见。
“我就说大家一起表达我们的意见，法不责众，大家一起说。”在反馈现场，Max甚至放出狠话，如果再这样无效加班，“我马上原地辞职不干”。
Max自认为并不属于“特别乖”的人，在自己觉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她会直接反弹。不得不加班时，她也会让上面的人知道自己有情绪、不高兴，是有牺牲的。“我不能让他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理所应当的，不然他就会无限压榨你。”
每年的双十一，是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最繁忙的促销季，同时也是其底层员工加班最狠的日子。
但更多时候，反馈是无效的。在“35岁不升则走”的压力下，即使是小团队的leader，也没有真正喘息的空间。
在某出行大厂工作的陈桔曾在晚上收到leader发来的夺命连环@：“你们都在装死吗？为什么没有人回复我？”那条消息，来自23:35分。和大罗相似，她加班到凌晨交上去的方案，得到了领导“一无是处”的评价。
一个月前，她收到了“焦虑+失眠”的医学诊断。出于身体的考虑，她多次向领导表示“工作任务量不合理”的请求，暗示如果再逼下去只能辞职。但对方仍会用强大的逻辑反过来给她“洗脑”：“外面环境这么激烈，以你的资历去不到更好的地方了”。
leader还拿自己来举例：“你说你状态不好，我连职都没升过，不比你更痛苦？”
在以效率和利益为绝对中心的生产机制中，很多一开始听起来非常先进的理念逐渐变味。
于凡去年刚从海外高校硕士毕业，在某美国科技巨头实习大半年后决意跳到“更有挑战性”一家国内大厂。比起能让他感受到在切实参与“改变人类进程”的海外科技公司，这家大厂则是希望员工“像机器人一样，不带情绪工作”。
但同时，人们又会“占山头”，一旦涉及到地盘的划定、资源的让渡、“谁来做什么事情，谁应该做什么事情”的流程纷争，就不可避免地进行人力拉扯，大家甚至会用“语录”作为争吵的依据。入职两个月后，于凡开始频繁梦到老板站在自己面前，指责自己“ego太大，格局小”。
下了决心要回家的那一刻，于凡正和同事为了一些细枝末节的流程在争吵。对方脱口而出，“这东西做的就跟屎一样”。他有些气不过，问同事，“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对方摊手，回答他：“我这是坦诚清晰。”那一个瞬间，于凡突然觉得特别荒谬。
几乎所有人都有过想要“离开大厂”的冲动瞬间。可能是因为某一瞬经历“马拉松式”加班后的心悸、一次争夺地盘和资源时生出的厌恶、一种强烈的、突如其来的无意义感。
但出走之后呢，还能去哪儿？
Max曾认真思考过是否要离开所在的公司，但是想想动辄可达五六个月工资的年终奖还未到手，她决定还是再忍一忍。绑住她的第一道绳索，就是金钱。
和其他行业相比，互联网大厂确实能够开出“足以卖命”的薪资，这也是最具迷惑性的。
即使大家也心知肚明，这种高薪是摆在台面上的“阳谋”，是用金钱买断不合理的超长的工时。如果根据工时去折算时薪的话，互联网行业赚得并不算太多，尤其是一些非核心的岗位。
“但是诱惑就放在你的面前，你会比同龄年多2-5倍的钱，在跑得最快的大厂，甚至人均百万都已经是一个普遍的数字。在我们的父母眼里，年入十几万就已经很不错了，他们奋斗了一辈子，可能也没有这么多钱。”Max也承认，自己难以抵抗“阶层跃升”的诱惑。
“拿命换钱”，这是许多互联网人心知肚明的潜规则：钱多的代价就是要接受996，应该24小时在线，应该坦然接受加班和猝死的风险。这套逻辑在国内依旧畅行无阻。而金钱带来的快感，往往又会麻木掉其他方面的痛苦，进一步让人深陷这个系统。
“累是累，但是周末花钱还是很爽的，吃个贵点的饭，买件贵点的衣服啥的，自己消费得起。”一个刚从字节跳动离职的员工表示，虽然也想过回老家，但是“回去就只能拿三千块，工资根本不够花”。
冯文也发现，自己现在经常会陷入一种“报复性消费”的心理：但凡能有假期，就一定想尽办法出去玩，旅行要定最好的酒店、吃也要吃品质最优的食物，“我会想，赚这么多钱，不多花一点，万一哪一天人就没了？”
冯文也不知道自己离开这家公司后，将来还能跳到哪里去。高薪带来的生活水准提升，让他自认为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地步，再跳回到“小厂”，薪资肯定会降一大截，自己能够接受“由奢入俭”吗？
在这样的环境下，哪怕明知道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甚至不合法的待遇，但还能怎么办？“你不签这合同，外面大把没工作的韭菜前仆后继呢。”
如今国内大部分互联网赛道的饱和与内卷，也让整个互联网的战役越发惨烈，被置于战役前线的互联网“民工”们时间、精力和空间被挤压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甚至有时，大家心甘情愿被压榨。一名阿里的员工坦言，自己经常主动周末去公司加班，因为害怕赶不上其他同事的进度，太菜了拖大家后腿，只能选择“自己PUA自己”。
当然，大厂的另一个致命诱惑，是能够掌握“顶尖”资源的成就感，这也是很多互联网人甘愿996却无法割舍的原因。
Max表示，互联网能够给到的资源往往也是其他行业无法企及的，例如在她所在的部门，就算只是做一个常规项目，给到的营销预算就有几千万乃至上亿：“哪怕这个钱不是你的，但是你可以操刀，像这种机会在国内其实没有几家公司能给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