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门生群体兴起于东汉，主要以授业为纽带与老师建立关系，由此也形成了师生近于父子的道德联系。降及南朝，授业关系淡化，道德责任也逐渐沦丧，转为近似于主仆关系，其背后的推动力在于针对寒人的选官机制为士人掌控，成为供士人门生出仕的专用通道。以出仕为目的的寒人，乃出资购求这种近乎仆从的门生身份，以期获得出仕机会。寒人兴起是南朝史中一个重要话题，但对于寒人如何兴起却一直未能深入探讨，通过门生出仕的路径，或可给出答案。选官体系中吏部郎一职，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士人生活拮据，蓄养门生增加收入成为普遍现象，由此也担负起为门生寻求出仕道路的责任，于是士人与寒人在各取所需的诉求下，结成这种合作共赢的主从关系，“小选”的蜕化保障了这层关系的稳定性。当门生与主人结成这种类主仆的关系，在仕途中也就打上了与生俱来的烙印，仕途纵然畅达，实无助于其社会身份的改变，这也基本代表了南朝士庶关系的主要面貌。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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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家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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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小选”与门生出仕——制度视野下的寒人兴起与士庶关系
原 载
|《文史哲》2025年第1期，第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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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生”之名，盛行于东汉而为东晋南朝沿用，两个时代下的同一名称却存在本质区别。东汉师生关系具有以义相合的特点，门生故吏为举主及老师行斩缞之服积以成习；与此相对，东晋南朝时期的门生投主，更多的是以利相合，以门资的形式投入大量资产，同时伴随着身份的卑微，并无授业之实，唯借此获取利益。东汉时师生关系中的温情随之消失，更多的是唯利是图，南朝门生也由此饱受诟病。
士族或士人一直是南朝史无法回避的话题，与之相对的群体即为寒门或寒人，士人的仕途通达与寒人的上升艰难似已成为公认事实。与此同时，也出现与之近乎相反的另一话题——寒人兴起，以及进一步产生的寒人掌机要问题。这就形成了悖论：
寒人仕途受阻又如何兴起，进而实现掌机要？现象的成立与成因的模糊使这一话题存在重新审视的必要，尤其是对寒人兴起道路的考查就成为一大关键。
清人赵翼较早开始关注这一群体，明确提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此后的研究主要围绕这一点出发，但从一个或多个人物的梳理只能使这一现象进一步获得认可，却无法解决现象形成的原因，尤其是对寒人出仕途径的忽视。
带着这样的疑问，南朝文献中频频出现的一类人——门生，由此进入视线，他们无疑属于寒人群体，顾炎武、钱大昕、赵翼、余嘉锡等都对这一群体给予了充分关注，讨论的焦点在于门生的身份及门生与主人间道德沦丧的问题，这些以批判为主的讨论，整体停留在争议层面。此后集中对南朝门生关注的当属日本学者越智重明，他在对材料全面掌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对南朝门生活动进行全面探讨，国内学者韩国磐先生对这一群体亦有关注，唐长孺先生首先将门生作为寒人看待，并将之纳入寒人兴起范畴，遗憾的是重点探讨寒人兴起的现象，故对于门生的出仕情况亦未详细梳理。
寒人兴起目前在南朝史研究领域基本达成共识，此后的探讨大体立足于这一基础。经历了数十年前讨论的高光时刻之后，近年来渐趋冷却，与此相关的门生、义故、故吏、僮仆等群体的研究，也进入停滞阶段。如果将门生问题纳入寒人兴起范畴，结合其出仕的枢纽——“小选”，不但可以重思寒人兴起路径的问题，亦可对魏晋南朝士庶关系的成立补充必要的环节。
门生这一概念全面进入史学研究视线起于东汉，一直延续至近代。时代不同含义也稍有差异，大体以科举制为分水岭。清人赵翼指出：“门生之礼，汉与六朝各别……至举子中式者，对座主称门生，则自唐始。”
门生与座主的关系从科举制中产生，但在东汉及魏晋以后，门生与老师的关系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唐以后称门生与座主，这对关系在东汉可隐约称为师生，唯独南朝既不同于东汉又有别于唐以后，虽“门生”名称确定，但对应的一方称为“老师”或“座主”似均不合适，这里根据南朝时期二者关系的特点，姑称之为“主人”。
东汉一朝经学兴盛，官学与私学全面发展，以授业为纽带形成的师生关系极为普遍，于是弟子、门生等群体迅速壮大。“汉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数百人。其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欧阳修的这一看法，似乎已经给门生和弟子做出了明确界定，而事实又似不同。“服虔既善《春秋》，将为注，欲参考同异；闻崔烈集门生讲传，遂匿姓名，为烈门人赁作食。”崔烈对门生亲自授业，可知门生、弟子等一类关系不能在授业方式层面进行区分，故而洪适在欧阳修界定基础上称“总而称之，亦曰门生”。无论门生与弟子身份上是否存在差异，授业始终是关系的核心，也是此后对东汉门生身份认知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类以政治投机为目的的门生：
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于事也，至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然掷目指掌，高谈大语。若此之类，言之犹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
据徐幹所论，大体可以总结出以下信息：1.大量朝廷官吏入“富贵之家”为门生；2.师生之间无授业关系；3.门生处理低贱事务成为常态；4.投门须交纳财物，目的在于仕进。这种单纯以出仕为目的的门生，在东汉后期逐渐扩大。这一类人一直游离于学界视线之外。或出于对经学发展的探求，或出于对士大夫群体的情怀，这种纯粹以逐利为目的的门生被有意无意地回避，史家对其记载也是惜墨如金，偶有涉及亦持明确否定态度。
东汉的门生，不论授业与否，其主要目的恐仍在于出仕或成为名士，师生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确立。
“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这里所谓门徒，即门生之意，可知一般收录门生会颁发录牒，老师家中亦编名录，称之为“编牒”或“著录”，亦即门生身份存在明确凭据。这种明确的著录形式在南朝依然延续。“(顾)琛以宗人顾硕头寄尚书张茂度门名，而与硕头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顾硕头寄张茂度门下为门生，顾琛因与其同席而坐遭到处罚，其前提必然是顾硕头的门生身份有切实可查的依据。据此可知，南朝时门生在老师家中应依然有名籍记录，颁发录牒及编牒的形式可能一直延续，门生与老师的关系在形式上比较固定。
如果说东汉时期的师生间有授业与否之分，则魏晋以降的门生基本失去授业关系。为区别这两个时期的门生及师生关系，这里将东汉授业为纽带的称为师生关系，南朝士人与门生则称为主仆关系，由此体现东汉与南朝虽同称门生，关系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门生身份的变化。投机群体的存在，本身即是官僚政治的伴生物。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对南朝门生的关注，都指出其与东汉的不同。诸多事例可以看出南朝门生在主人身边执厮役的情况，顾炎武称其“门下人”“僮仆”之属应较接近事实。这本无疑问，但川胜义雄的观点，则使这一问题不得不重新提及：
(徐湛之)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途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太祖嫌其侈纵，每以为言。
以往多以此为据认为门生出自富人群体，虽然在门生定位等诸多方面众说纷纭，但门生投主须纳门资基本获得认可。
以沈勃为例，其官居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宋明帝下诏数其罪行时指出：
自恃吴兴土豪，比门义故，胁说士庶，告索无已。又辄听募将，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遂有数百。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计赃物，二百余万，便宜明罚敕法，以正典刑。
沈勃的行为成为罪名，不过是收纳门资超出一般可接受的范围而已。
顾协任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时，“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于馈遗”。
在“不敢厚饷”的情况下尚送钱二千，常态馈赠可想而知。
南朝时期，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不完全重合，门生投主虽以出仕为目的，投附对象似又并非局限于居官者。“(王微)家贫乏役，至于春秋令节，辄自将两三门生，入草采之。”王微为王弘之侄，其人素无宦情，丁父忧去职后，屡次任命均未接受。以其为人性情，自不会为门生周旋仕途，巨富寒人自不会投附，相信其门生投附时亦不必缴纳“二千”钱或相近的额度。建康士人因政治地位及社会地位的不同影响力也有区别，其所招纳门生自亦千差万别，既不能根据高官门生皆富人而定位门生均富人，亦不能根据贫乏之士门生多为贫者而判断门生多贫。士人政治地位及社会地位的高下，也决定了投附他们的寒人层次。建康士人或身在朝中，或虽在野却随时可能出仕，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各有不同，招纳门生的门资标准应亦随之而别，寒人投主自亦量力而行，财力雄厚者以重资投入政治核心人物门下，其获得出仕机会自然更大，财力薄弱者亦可投没落士人，出仕机会虽小，却也聊胜于无。总体判断南朝时期的门生，其经济实力应自平民中上层次至官僚群体中下层，即能在生活足以自给的情况下有一定积蓄且有仕宦之情。
寒人投主成为门生后的情况怎样，史料记述形形色色，大体须执厮役是可以确定的。如郗鉴与王导联姻，遣门生报书，充当信使。有直接从事体力劳动者，“(谢)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在主人门下从事此类事务，其社会身份似应受到影响。前揭顾琛因与顾硕头同席而坐被免中正官，顾琛时官居尚书库部郎、吴郡中正，其宗人顾硕头投附张茂度为门生，则失去与其同席而坐的资格，顾琛因逾矩被免去中正并遣出尚书省。川胜义雄认为不能据此判断门生地位的低下，事实恰恰相反，吴郡顾氏虽为江左名族，一旦沦为门生，则失去与宗人同席对坐的资格。南朝宋尚书寺门有制：“八座以下门生随入者各有差，不得杂以人士。”尚书省八座以下各级官吏可携带门生入内，这里门生与“人士”对称，亦侧面反映门生地位的低下。门生在制度及法律上虽然仍为平民身份，如门生称“白从”，擅杀门生仍需治罪，但近乎主仆关系的现实，也决定了社会层面中，此类人不可能再获得与主人对等的地位。如何理解门生身份的下降，限于材料的不足，准确定位门生地位已极为困难，但可据此推测，若士人一旦成为门生，身份即从原本所属阶层有所下降，至于下降到何种层次，却难以考量。当然富室寒门投附士人，或许不仅身份未降，甚至相对原本所属群体有所提高，但在主人家中这一特定空间，执厮役情况较为普遍，地位较低，这或许才是定位门生身份的关键，顾炎武“僮仆”之属的判断亦不为过。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门生一般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甚至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然则放弃富足生活，交纳门资成为仆从，牺牲尊严而执厮役，其动机何在？
东晋南朝时期的门生与主人之间已然不存在授业的关系，那么其所求为何，则成为讨论的关键拼图。前人对此多有推测，或以这种身份可获得免役特权，或以为可赋予其经商免税或过关便利的权利。支撑这种看法的两条例证，似仍有重新解读的空间。川胜义雄所举王裒门人免服徭役事件材料如下：
门人为本县所役，告裒求属令，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执笔已四十年矣。”乃步担乾饭，儿负盐豉草
，送所役生到县，门徒随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诣己，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因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县以为耻。
王裒门人虽最终免役，过程颇为曲折，但完全为王裒个人活动的结果。
这透露西晋门生免役并无制度保障，亦即并不存在与门生身份关联的免役特权。
门生经商的情况亦较为稀见，集中体现在刘宋时期张畅门生荀僧宝事例中。刘宋南谯王刘义宣起兵前夕，“(张)畅遣门生荀僧宝下都，因颜竣陈义宣衅状。僧宝有私货，止巴陵不时下。会义宣起兵，津路断绝，遂不得前”。荀僧宝作为信使，从江陵至建康，顺路携带私货，这是否即为其最初投附为门生的目的，值得怀疑。在东晋南朝，外地入朝携私货入都极为常见，吕思勉认为“此等则偶然粥卖，并不得谓之商人也”。将这种因机缘产生的偶发性行为，上升到成为门生或外任的目的，显然不合理。荀僧宝事迹并不能证明其以经商为业，更未传达任何门生身份造成经商便利的信息。这就又回到了顾炎武、赵翼与余嘉锡等人争议的话题，门生放弃相对宽裕的生活，出资获取被人使役的身份，通过主人的途径获取出仕机会，才是其真正的目的。《宋书·吴喜传》载：
(吴喜)初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便写赴，无所漏脱，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演之门生朱重民入为主书，荐喜为主书书史，进为主图令史。
吴喜为“领军府白衣吏”，其以平民为吏，既非服役，其身份接近于门生，偶然机会使其得以在府主前展现才能，并因此获得出仕机会。
主人坐受其财物，而无授业之责，则必有所回报，为门生谋求出仕道路应该是名士不可推卸的责任：
谢公作宣武司马，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赵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东山，缙绅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乡选，反违之邪？”
谢安向来以东山之志自居，其起家官即为桓温军府司马，这里的数十门生应即为其出仕前收录，随行至荆州，到任之初即全部举荐。
与此相对应的是，南朝建康士人外任均携带一定规模门生相随，相对于谢安出任僚佐，出任地方长官的士人安置门生更为自主：
(庾子舆)大通二年，除巴陵内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劝上郡就医，子舆曰：“吾疾患危重，全济理难，岂可贪官，陈尸公廨。”因勒门生不得辄入城市，即于渚次卒。
庾子舆赴任巴陵太守，因病不能交接而决定不履职，这里特别指出其勒令门生不得入城，行文乃立足于此赞扬其品行。
结合此前谢安的经历，大体得知，门生随庾子舆到任巴陵，正为出仕而来，既不能上任，于是不再谋求连带的门生出仕问题，这才是其受赞誉的原因。
与此相似的是郗鉴赴任京口亦携门生；
张畅任刘义宣司空长史，携带门生荀僧宝；
臧严监义阳、武宁郡时，“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群蛮悦服，遂绝寇盗”。
这里暗示臧严因为赴任携带的门生数量较少而致“群蛮悦服”，也生动反证了建康士人携大量门生上任，百姓畏惧如面飞蝗入境的心态。
大体士人外任多携带数量庞大的门生，虽因材料所限，难以窥探全貌，但从谢安的经历可知，门生乃为出仕而来。
两汉以来地方官吏赴任后多辟当地人士为僚佐，这一惯例至东晋南朝仍在延续，但僚佐及小吏群体中夹杂门生，江左以来层出不穷。
士人的外任机会，对于安置门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且规模极大，同时也带来地方官吏僚佐群体结构的变化，即本地人夹杂长官门生。
谢安一次即安置了数十人，可见外任成为士人解决门生出仕压力的重要途径。
如果说外任成为士人解决门生出仕的泄洪方式，那么在建康则存在另一个规模更大、波及面更广且稳定的门生出仕渠道，这就是吏部郎所掌握的“小选”。吏部郎之职在南朝炙手可热，然而其执掌仅为低级官吏的选拔，权力有限却备受趋附，其原因或亦在此。
尚书吏部自曹魏建立后职权逐步明晰，大体吏部尚书主掌中高级官吏的铨选，谓之“大选”，吏部郎主掌低级官吏铨选，谓之“小选”。
魏晋时期吏部郎亦参掌“大选”，约东晋以后乃专掌“小选”。
尚书与郎之间权限看似明确，但其分权的界限却一直模糊，其间亦存在变化。
吏部尚书固然资位隆重，而吏部郎亦炙手可热，其地位迥异于其他诸曹郎。
沈约称“吏部尚书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刘宋时又有变化，“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书，而省五兵尚书，后还置一吏部尚书”。
除刘宋孝武帝期间短暂设置两吏部尚书外，该职一直稳定。
“自魏晋以来，凡吏部官属，悉高于诸曹，其选举皆尚书主之。
”杜佑在总叙吏部脉络时亦仅述吏部始立于曹魏，魏晋合论简单数语，其对刘宋的吏部描述基本承自《宋书·百官志》，仅称“晋宋以来，吏部尚书资位尤重”。
则吏部尚书地位声望高于其他诸尚书，与此相对应的是吏部诸曹官属亦高于其他诸曹。
据杜佑判断，似涉及选官，事无大小皆决于尚书。
事实却并非如此。
刘宋时蔡廓征为吏部尚书，即透露出该职在选官职权中的范围：
(蔡)廓因北地傅隆问亮：“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门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厝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也。”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云“署纸尾”也。
蔡廓与傅亮的争议焦点在于职权大小，明确了黄门郎为吏部尚书独立选官职权的上限，大体在此以上仅能参选，以下则独掌，这就需要对黄门郎的地位有所厘清。《宋书·百官志》载：
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与侍中俱掌众事。郊庙临轩，则一人执麾。《汉百官表》：秦曰给事黄门，无员，掌侍从左右，汉因之。汉东京曰给事黄门侍郎，亦无员，掌侍从左右，关通中外，诸王朝见，则引王朝坐。应劭曰：“每日莫向青琐门拜，谓之夕郎。”史臣按刘向与子歆书曰：“黄门郎，显处也。”然则前汉世已为黄门侍郎矣。董巴《汉书》曰：“禁门曰黄闼，中人主之，故号曰黄门令。”然则黄门郎给事黄闼之内，故曰黄门郎也。魏、晋以来员四人，秩六百石。
黄门郎为内官，因接近皇帝，地位逐步隆重，东汉以后该职已相对受到重视。《宋书》虽以六百石定黄门侍郎等级，但魏晋以后，官秩等级逐步废弃，《通典》整理的官品等级系统中，黄门侍郎在魏、晋及刘宋时期均列为五品，隋唐时期稍有变化，“自隋置侍郎，二尚书之事，则六品以下铨补，多以归之。大唐贞观以前，尚书掌五品选事。至景龙中，尚书掌七品以上选，侍郎掌八品以下选”。若根据不同时代对该职上限与下限的定位，似七品以上，五、六品以下为尚书铨选范围。但魏晋时期官吏升迁似不完全与散阶吻合，而主要以资位为据，魏晋南朝时期官资秩序在制度上最明确的体现即为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徐勉制十八班官制。给事黄门侍郎官居第十班，则十班以上吏部尚书即失去决定权，其下由尚书主宰。依杜佑所言，“其选举皆尚书主之”，则吏部郎的铨选权力如何体现？《梁书·王泰传》或可给予解答：“自过江，吏部郎不复典大选，令史以下，小人求竞者辐凑，前后少能称职。泰为之不通关求，吏先至者即补，不为贵贱请嘱易意，天下称平。”据此似可知，东晋以后吏部郎选官上限为令史。令史一职的层次，在尚书省诸曹中有完整体现：“郎以下则有都令史、令史、书令史、书吏干。”这里所谓都令史，职位低于曹郎，为十八班中居于二班的尚书五都令史。十八班体系是对官资序列的直接反映，其中吏部尚书的铨选权限上限应秉承刘宋以来的体系，即十班以下，而下限则至少到二班。然都令史之职在梁武帝时有一次调整。《隋书·百官志上》载梁武帝天监九年诏：“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流，每尽时彦，庶同持领，秉此群目。”此次革选的结果是“于是以都令史视奉朝请”。可知此前都令史为一班，都令史作为界限，选授权力所属，在齐明帝时的一场争议中恰能体现：
吏曹都令史历政以来，咨执选事，(陆)慧晓任己独行，未尝与语。帝遣左右单景俊以事诮问，慧晓谓景俊曰：“六十之年，不复能咨都令史为吏部郎也。上若谓身不堪，便当拂衣而退。”
都令史既参吏部郎选事，自不由其选授。由此可推测吏部尚书独立选官范围为一至十班，十班以上以参选或诏授的形式授官，吏部郎掌握流外七班铨选，其界限即在都令史与令史之间，这也是梁武帝十八班体系流内与流外的分水岭。
两汉以来铨选事宜就目标群体而言并不存在等级之分，进入魏晋，因吏部尚书与吏部郎的分职与分权，选官针对不同群体分为两条通道。“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沈约在《恩倖传》序中的这段表述，一直以来被视为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力证。究之沈约本意，在于从选官层面探讨恩倖群体产生的制度根源，其所谓“士庶之科”，事实上针对的应是魏晋以来吏部选官分流形成的大小选。在察举制度下，无论是孝廉、秀才抑或上计，往往以郎官起授，亦即仕途自流内起步。在东汉士林风气影响下的魏晋南朝，很大程度上仍然在延续着名士规范，士人出仕道路东晋以后似并不由吏部郎抉择，其升迁更无从涉足。江左以后吏部郎失去了参与“大选”的资格，这在职权上无疑是一次重创，近乎游离于正常选官体系之外，那么吏部郎何以在南朝仍如此隆重？《南史·何尚之传》载：
义真被废，(何尚之)入为中书侍郎，迁吏部郎。告休定省，倾朝送别于冶渚。及至郡，叔度谓曰：“闻汝来此，倾朝相送，可有几客？”答曰：“殆数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关何彦德也。……”
何尚之省亲离都时倾动朝堂，吏部郎之职的地位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该职铨选权力已十分有限，公卿百官子弟的起家不在此范围，然则何以如此受到重视？《南齐书·王琨传》载：
孝建初，迁廷尉卿，竟陵王骠骑长史，加临淮太守，转吏部郎。吏曹选局，贵要多所属请，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为用两门生。江夏王义恭尝属琨用二人，后复遣属琨，答不许。
王琨赴职后的做法恰解答了疑问，吏部郎的地位，在于选官的对象群体为士人的门生，故王琨在面对请托时“例为用两门生”。以江夏王之显贵，其安置门生犹须通过吏部郎，可知该职已成为建康士人为门生谋取出仕道路无法绕开的枢纽。东晋南朝时期建康士人大抵皆纳门生，受其财物，役其劳力，与此同时也担负为其开辟仕途的责任。谢安出仕前尚有数十人以上的门生规模，可知士人纳门生数量之大，外任固然可以集中解决门生出仕问题，但这并非常态，长期任职建康的百官，只能求助于直接负责低级官吏铨选的吏部郎。
政权机器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以我们熟知的官僚序列组成，皇帝以下，三公九卿及诸省台，兼之地方官员，总不过数百人，在此体系以下存在着数量巨大的趋走小吏群体，他们才是各项事务的直接经手人，是统治机器运作的基础力量。《通典》记载历代官吏员数称：“晋六千八百三十六员。宋六千一百七十二员。齐二千一百三员。”萧齐规模最小，但也达到2103的数字，梁以后无载，这大略可以估测低级官吏数量巨大，吏部郎虽然或仅掌流外七班的铨选，但这一群体的数量远超过流内十八班。如以令史为例，尚书省“晋初正令史百二十人，书令史百三十人。自晋至今，或减或益，难以定言”。沈约记录虽在《宋书》，“自晋至今”的时间跨度恐至其生活的梁代，据此似令史员额西晋以后至南朝梁一直在此数字上下浮动。梁武帝时刘览任尚书左丞，“尚书令史七百人，一见并记名姓”。这里的七百尚书令史，其数字固然泛指，但据此可知晋初以来令史百二十人，亦必非尚书令史总数。刘览时官居尚书左丞，与该职对应的尚有尚书右丞，在尚书省行政中存在明确分职，固然不能据此推断令史数字翻倍，但似不低于七百人。其下尚有书令史及书吏干，虽已无从考据，但人数庞大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小选”范围又不限于尚书省，中书、散骑、御史台等机构的低级官吏应都属其职权范围：
先是庾徽之为御史中丞，性豪丽，服玩甚华，觊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兰台令史并三吴富人，咸有轻之之意，觊蓬首缓带，风貌清严，皆重迹屏气，莫敢欺犯。
这些兰台令史既为三吴富人，则其门第情况颇值得怀疑，推测应与前揭徐湛之门生相类。相对而言，尚书省作为朝廷行政的主体机构所需人力浩大，长官对于门生的任用也具有天然的优势。前揭刘宋尚书省官员可携带不同数量的门生入省，可以视为门生出仕前的实习。结合前揭《梁书·王泰传》，可知吏部郎实际上是一个负责向朝廷各机构输送趋走小吏的直接通道，这就决定了其选举的对象正是寒人群体。
对寒人的选举机制，在五朝时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建康士人多蓄门生，受其财物为其谋求出仕机会，而吏部郎直接是门生出仕渠道的掌控者，故文武百官不论官居何位，倘门下蓄有门生，则均不免有所求。何尚之以吏部郎之职，普通省亲即致数百官员倾朝相送，自源于此理。既如此受推崇，吏部郎实际地位自然远高于职位，王琨以区区吏部郎，敢于驳回江夏王刘义恭所求，亦源于此。与之相似的陆慧晓事例则更为突出：
建武初，除西中郎长史，行事、内史如故。俄征黄门郎，未拜，迁吏部郎。尚书令王晏选门生补内外要局，慧晓为用数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与申好，慧晓不纳。
朝中内外要局小吏选举皆通过吏部郎。
掌控建康所有门生的出仕，或许正是王琨、陆慧晓等人不畏权贵的资本。
《隋书·百官志》载：
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事十人，书吏二百人。书吏不足，并取助书。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总国内机要，而尚书唯听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势。
按，所谓“内外要局”，应多涉及中书省，而以二十一局为中心。大量的书吏岗位成为消化门生出仕的重要平台，前揭沈演之门生朱重民亦以主书出仕。这段材料透露的另一个信息是吏部郎在选官层面的独断之权。王晏为尚书省长官，未能实现目的，虽心有怀恨仍不得不主动修好，最终仍为后者所拒。王晏在萧齐前期权势隆重，最终因专断被杀，却对其下属官员如此迁就，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陆慧晓的极度强势，究其根源恰在于吏部郎职权的属性问题。东晋南朝吏部郎到任后求竞盈门的情况近乎常态，“(司马)道子将用(徐邈)为吏部郎，邈以波竞成俗，非己所能节制，苦辞乃止”。徐邈因无力改变这一局面，而拒绝上任。低级官吏的选拔成为建康士人输出门生的共享资源，早已失去了选官以才的原则，故如王琨每人选两门生的平均原则，乃至天下称颂，而如王泰的先到先得的标准亦受赞扬。
建康低级官吏成为所有士人解决门生出仕压力的共有资源，而一旦有人过度占用，即会引起不满，甚至成为众矢之的。“(颜竣)凡所莅任，皆阙政刑，辄开丹阳库物，贷借吏下。多假资礼，解为门生，充朝满野，殆将千计。骄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监解见钱，以供帐下。”孝武帝命御史中丞参奏颜竣，主要以其因贪敛将大量官吏纳为门生从而产生结党之嫌。与此相似的是王晏，“既不能谦退，位处朝端，事多专断，内外要职，并用门生，帝外迹甚美，内相疑异”。专断、结党，或许这些都是皇权无法接受的举动，但最终的罪名都会与广结门生相关，君主是否也在通过这种方式，引发群体对二人的不平，从而降低诛杀二人所造成的影响呢？吏部郎之外固然还存在其他的门生出仕途径，如吴喜为沈演之门下小吏，最终借助其已出任主书的门生朱重民举荐，得以授任主书令史，可知低级小吏亦有举荐属官的权力。宋明帝与王景文诏称：“悠悠好诈贵人及在事者，属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门生辈，作其属托，贵人及在事者，永无由知。”大体在东晋南朝时期，士人“周旋门生”已然成为常态，建康的低级官吏任用，依赖于士人之间的相互嘱托。可想而知，这条原本针对寒人的出仕道路，已然演变为士人之间的利益交换枢纽，士人在这里已然竞争激烈，普通寒人若不投附为门生，已很难在其中觅得出路。
政治机构的运转，也伴随着对数量巨大的趋走小吏的需求。在东汉这近乎服役范畴，魏晋以后却成为选官领域。独立针对社会下层选官体系的建立，固然体现国家官僚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暗示着社会分层的固化。“大选”对象群体的收缩也宣告社会底层上行通道的关闭，“小选”的建立只是对吏役的加冕，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分层，已成为“士庶之科”的界限。“小选”虽以寒人为对象，却服务于士人，成为士人解决门生出仕的专用通道，操作过程中吏部郎应接不暇，可知普通寒人已然失去了这条原本属于他们的出仕通道，也意味着寒人出仕模式的变化，即寒人→门生→低级官吏上升道路的形成。门生出仕与选吏以门生或许互为因果，但最终却促成东晋南朝“小选”的特殊现象，这决定了建康士人门生众多及普遍化的状况，而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即为吏部郎。
社会的整体性决定了不论等级如何森严，上下层的沟通都无法避免。在近乎所有政治资源与社会资源被占用的背景下，底层群体仍然可以觅得有限的上升渠道。建立在依附基础上的上升机会，固然使“小人”重获政治资源，但在起点烙下的“奴印”却使其永远为士流所隔。
仕途际遇的获得，以牺牲社会身份为代价，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南朝的士庶关系，决定了其与东汉师生关系的本质区别。
门生出仕不仅仅是建康士人的日常生活内容，同时也牵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寒人兴起。士人固然阻碍了寒人的上升途径，同时普遍的蓄门生使得建康门生群体激增，为低级官吏的选拔储备了丰富的资源，也为此后寒人的上升准备了条件。
南朝以降，寒人通过购置的门生身份借助士人掌控的渠道，在官僚群体中逐步壮大，由此形成寒人兴起及寒人掌机要现象，甚至一定程度上寒人也在挤压士人的权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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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颜之推在反思南朝政治特点时，对梁武帝及梁元帝等重用寒人的举措给予了维护。但也透露一个问题，在萧梁时期，寒人力量已经颇为可观。在士人职事能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寒人的干练受到了皇帝的青睐，也正是这种转变使士人对皇帝心怀怨怼。这固然体现了士人的无奈，而此现象的形成恰是士人自身造成，梁武帝任用的寒人正是由他们不断通过“小选”推向朝中各个机构，最终到达皇帝身边。这就又产生一个疑问，士人蓄门生并背负起为其谋求出仕道路的责任，其根源何在？
东晋以降官吏的俸禄较为惨淡，简文帝咸安二年(372)三月下诏称：“往事故之后，百度未充，群僚常俸，并皆寡约，盖随时之义也。然退食在朝，而禄不代耕，非经通之制。今资储渐丰，可筹量增俸。”俸禄的微薄决定了士人需要通过另外途径获取收入。进入南朝以后贫困问题更为严重，“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渊表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并穷困私门”。建康百官一旦致仕即陷入贫困，事实上贫困问题大量波及在任百官。“时集书每兼门下，东省实多清贫，有不识(张)瑰者，常呼为散骑”，南朝东省即为集书省，这里透露该省清贫已成为固定认知，以致张瑰虽为侍中因清贫被误以为集书省官员。南朝集书省为内省，设于禁中，诸职多为朝中顶级官吏加官，地位显赫。此类官吏多居贫，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南朝京师百官的生存状况。贫困在很大层面上成为士人生活的常态，另一方面社会下层存在大量家富余财却仕途受阻的寒人，资源的互补促成双方合作的前提。蓄门生成为士人扩大收入来源且被群体认可的主要方式，故是否蓄门生也与廉洁直接相关。“(傅)昭所莅官，常以清静为政，不尚严肃。居朝廷，无所请谒，不畜私门生，不交私利。”“请谒”“畜私门生”及“交私利”恰形成完整的利益链条，而与此相反的广交门生则被视为贪敛。宋文帝时何尚之弹劾庾炳之时称：“虞秀之门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尝有乏，其外别贡，岂可具详。”结合前揭沈勃事例，聚敛与廉洁的重要标准似已与蓄门生直接关联。
东汉以降，私学逐步凋零，官学虽时有恢复，亦随政局的变化起伏不定，不论官府教育还是私门授业都走向了低谷。寒人求学积名入仕的道路近乎关闭，两晋以后伴随着士人群体的收缩，无家族及职位基础之人，建立名望的空间亦深受影响。在正常的成才道路与出仕道路同时关闭的背景下，投附入门似已成为他们施展政治抱负的唯一途径。这种赤裸裸的投机现象逐步普遍，也直接影响到东晋南朝时期的士庶关系：
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
余嘉锡意识到这与门生或寒人有关，但认为反映的是刘惔、王濛二人慎于择交，事实上这恰暗示着士人与寒人关系问题。
二人与“小人”本相识，但面对地位的隔阂，刘惔的拒斥态度，已然透露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行文中蕴含着对刘惔的赞扬，体现东晋士人的普遍态度。
与“小人”“作缘”的后果，在西晋时的一个事例中给出了答案：
刘道真少时，渔钓草泽，善歌啸，闻之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人，甚乐其歌啸，(及)[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其不饱，又进一豚，又食半，余半还之。后道真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儿不知所由，问母而后知之。于是赍牛酒以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无可复相报者。”
一饭之恩，刘宝乃需为老妪之子开辟仕途相报，拒绝接受再次馈赠正是对此前“作缘”教训的吸取。在“君子”眼中，与“小人”关系的展开，开拓仕途已然成为他们回馈的主要甚至唯一方式。
此后进入南朝，“小人”与士人的身份进一步固化，士人一方面不轻易受“小人”恩惠，同时却又堂而皇之地蓄养门生，坐受门资，其回报方式完全一致，这几乎成为东晋南朝士庶之间关系展开的主要方式。《郭林宗别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郭泰，字林宗。入颍川则友李元礼，至陈留则结符伟明，之外黄则亲韩子助，过蒲亭则师仇季智。止学社则收魏德公，观耕者则拔茅季伟，皆为名士。至汝南见袁闳，不宿而去。从黄宪，三日乃去。过新蔡，薛懃问之曰：“足下见袁奉高，不宿而去，从黄叔度乃弥日，何也？”泰曰：“奉高之流，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亩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难测量也。”
该材料在《世说新语·德行》中亦有记载，但无“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以前内容，或可推测《世说》材料出自《郭林宗别传》，刘宋时期编写《世说新语》弃郭泰奖拔名士的经历，或正与两个时代士庶关系的变化有关。前人早已提及南朝“士庶天隔”，社会身份的不可逾越与东汉不同，奖拔寒士已经不再是江左士人认可的德业，相反，强调界限才是东晋以降士人对待下层寒人的态度。刘惔“不可与作缘”的举动被正面表述，寒人事实上已无法逾越这道鸿沟成为名士。东汉后期以人伦识鉴而著称的名士俯拾即是，奖拔寒素被视为美德，东晋南朝时期却近于绝迹，偶然有之亦不过是名士之间互相吹捧抑或家门内部的私惠而已。
士林提携的大门对“小人”已然关闭，提升社会地位无望，在仕途上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即向士人投门依附，缴纳门资供其使役。在这一背景下士庶关系失去了温情，演变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门生不过是顶着东汉学生头衔的投资者，士人亦只是他们的投资对象；就士人而言，纳“小人”为门生亦是其俸禄之外的经济补充而已，且可无偿获得使役劳力。以往在研究社会分层时过多关注士人的地位优势及不平等，事实上在历史场景中，两个群体关系的展开主要集中在士人空间，最后浓缩为门生与主人之间。一定程度上说，在早已画出群体边界的士人眼中，他们对寒人的认知正是在这种类似主仆的基础上形成，故极为排斥对等关系的展开，刘惔与王濛的事例，行文明显扬刘惔而贬王濛，原因或出于此。
颜之推在提及“小人”时，“晓习吏用”成为这一群体的政治标签，与吏部郎选官似已放弃才能的准绳相左。这就有必要对门生群体的生存状态作出考察。
士人蓄门生规模不等，官位较低或政治资源较少者自然门生零落，身居高位者则往往可达数百乃至数千。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主人虽竭尽全力，短时间内恐亦不能全部解决其出仕问题，这就形成了门生内部的竞争关系
。以前揭吴喜为例，吴喜虽非门生，但亦不免面对这样的竞争，其为府主沈演之撰写起居注，应正是其试图崭露头角的举动，但其未能以此获得赏识，可见做此类事者不乏其人。当资源有限而群体庞大时，如何获得认可并优先获得资源，成为每一个门生要面对的问题。在士人与寒人的这层关系中，隐含着门生群体内部严峻的竞争关系。每一次的使役或者贡献，都可能成为在主人的门生群体中脱颖而出的机会。“(张)绪口不言利，有财辄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无食，门生见绪饥，为之辨餐，然未尝求也。”这种举手之劳的付出，并非每个门生都可以遇到。“(江)革门生故吏，家多在东州，闻革应至，并赍持缘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饷，不容独当故人筐篚。’”主人外任经过自己故乡，自然成为自己聊表“孝心”的机会。相对于这种出资者，充当使役自然也成为重要的表现机会，大量充当信使的事例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促成。纳资、充当“仆从”、残酷的竞争，或许正是门生面临的生活常态。吏部郎在“小选”层面已不再关注选官得才，门生才能的遴选在主人门中已然完成。
失去了授业之实，师生关系亦荡然无存，赋予门生的道德责任亦随之消亡。
东汉频频出现的冒死收尸、破家相存的事例越来越稀见，相反见利忘义事迹在南朝屡屡上演，背叛乃至弑主的事例增多。本为利来，形势有所转变，自然轻于去就，在时局动荡的南朝，“小人”的仕途欲求要得到满足，敏锐的嗅觉成为必不可少的技能。《南齐书·刘祥传》载：
摄(刘)祥门生孙狼儿列“祥顷来饮酒无度，言语阑逸，道说朝廷，亦有不逊之语，实不避左右，非可称纸墨。兄整先为广州，于职丧亡，去年启求迎丧，还至大雷，闻祥与整妻孟争计财物瞋忿，祥仍委前还，后未至鹊头，其夜遭劫，内人并为凶人所淫略”。如所列与风闻符同。
朝廷无故征门生讯问其主人私事，虽尚未治罪，孙狼儿已然嗅到风声，直接充当揭发主人的急先锋。
更有对局势判断失误而草率抉择者。
“(谢)超宗门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余条。
上疑其虚妄，以才卿付廷尉辩，以不实见原。
永先于狱自尽。
”王永先在此前被摄问时即对谢超宗隐私和盘托出，而后者并未获罪，在此后的一年时间，王永先仍为谢超宗门生，其处境可知，最终孤注一掷，也是形势使然。
相对于这种望风而动的门生，在危急时刻弃主人而去，在南朝已是较为仁慈的举动：
何偃因醉曰：“张畅信奇才也，与义宣作贼，而卒无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畅曰：“太初之时，谁黄其阁？”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为元凶司空，及义师至新林门，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黄阁，故畅以此讥之。
元凶弑逆期间，孝武帝大军进抵京师，败亡在即，何尚之门生方才尽数逃亡。
这种博弈的关系决定了责任的对等，门生本趋利而来，在作出诸多付出之后，利益的索取自然成为其行为取舍的关键：
(袁)粲小儿数岁，乳母将投粲门生狄灵庆。灵庆曰：“吾闻出郎君者有厚赏，今袁氏已灭，汝匿之尚谁为乎？”遂抱以首。乳母号泣呼天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难归汝，奈何欲杀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见汝灭门。”
主人起兵被杀，其门生自然出仕无望，通过揭发其数岁遗孤，兑现主人在利益交换中的承诺，已近乎追债行为。南朝时如何慧文门生绝食殉主的事例极为稀见，更多的是主人获罪后的弑主。“(陆)超之门生姓周者，谓杀超之当得赏，乃伺超之坐，自后斩之，头坠而身不僵。玄邈嘉其节，厚为殡敛。周又助举棺，未出户，棺坠，政压其头折颈即死。”对于这种价值的颠覆，文献往往只能以报应警示。
南朝政局的多变，身处权力核心的士人犹无法游刃其间，地位近乎仆从的门生，更难以预知，故多轻于去就的事例。“有门生盗其衣，(褚)彦回遇见，谓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见。’此门生惭而去，不敢复还，后贵乃归罪，待之如初。”褚渊门生或因预测出仕无望，乃至盗窃而走，但随着褚渊的仕途畅达，最终乃不顾前耻，再次投附。梁武帝时“(何)敬容旧时宾客门生喧哗如昔，冀其复用”。何敬容以罪免官，其门生依然周旋不去的原因亦是“冀其复用”，可知对于主人的得势失势，门生亦有自己对局势的判断，投资的心态跃然纸上。
士人群体与寒人群体之间，东汉时在牟利之外尚有授业维系，围绕这一点，汉末士林尚未封闭，名士领袖往往通过品评的方式不断吸收“小人”加入士人群体。魏晋以后，士庶之间的多元沟通退化为单纯求官逐利的一元沟通。总体而言，南朝门生与主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也反映了士庶关系，虽然仍沿用东汉的名称，却已有实质性的不同。双方赤裸裸的趋利关系，也决定了门生最终难以背负起东汉赋予这一名称的道德责任。门生有利则来，无利则去，甚至弑主求利，皆源于这种利益交换。寒人固然谋官而来，士人亦不过求其财，这种交易本身即不牵涉道德，与东汉相比，虽共用门生之名，却需分而视之。
选官制度的结构性变化导致社会底层上行通道阻滞，东汉的“小人”在一定层面上尚能正常出仕乃至积名为士。降及魏晋，“大选”与“小选”的分途，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体现为士庶之间距离的扩大，双方界限的不可逾越。
但东晋南朝时期士人的普遍贫困问题，以及家富余财的寒人强烈的仕进之心，推动双方重新合作。就门生而言，东汉师生关系至南朝主从关系的变化，取决于双方关系展开起点的不同。
东晋南朝时期，通过门生建立的士庶关系，本身即是利益相交。政权针对寒人的选官通道——“小选”，为士人掌控，成为士人之间交易的筹码。向士人屈服投附为门生，“小人”才能获得这一机会。
低级官吏的选拔，固然以寒人为对象，却成为士人解决门生出仕的通道，于是形成了一条相对严密的寒人出仕道路：寒人→门生→低级官吏。南朝寒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条通道促成，士人通过请托吏部郎，源源不断地将身为门生的寒人输送至各个机构，由此促成寒人兴起，并随着他们仕途的升进最终实现了掌机要。相反在士人活动以外的区域，地方长官与寒人的合作，更大程度上呈现为对豪强的依赖关系，而无须通过门生的环节。
士庶关系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展开，“主仆”关系的起点决定了“小人”虽然走上仕途甚至推迁至高位，亦不过入《佞幸传》或《倖臣传》，失去了越过门槛成为士人的可能，身份的标签在其成为门生时即已烙下，此后无论仕途如何通达都将无法改变，这或许正是南朝士庶天隔的根本原因。
所谓“寒人兴起”，并非阶层突破。官场运作与社会阶层极端固化互为表里，寒人即使仕至高位，仍然无法摆脱“小人”的身份标签，换言之，以“小选”为代表的现实运作，尽管为寒人提供了一种入仕为吏、为官的途径，乃至出现“寒人掌机要”，但同时寒人挂上的不过是“晓习吏用”的标签，这实际上又强化、固化了士庶天隔的阶层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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