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介绍了《岭南史料笔记丛刊》第一辑六种书籍的内容，包括其编辑背景、作者介绍以及书籍内容的特点等。这些书籍涵盖了历史、文献、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岭南史料笔记丛刊》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书籍，旨在整理、发掘岭南历史文献。第一辑六种书籍包括谭宗浚的《荔村随笔（外三种）》、邬庆时的《南村草堂笔记》（外四种）、黄鸿藻的《逸农笔记》、李调元的《粤东笔记》、愈思穆的《粤行丛录》以及黄景治的《定湖笔谈》。这些书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有助于理解岭南历史和文化。
这些书籍的内容涵盖了历史、文献、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例如，《荔村随笔》和《南村草堂笔记》提供了大量关于岭南历史的新观点和史料；《逸农笔记》中有关于荔枝的珍贵史料；《粤行丛录》则是一部关于岭南诗人的极简诗史；《逸农随笔》则提供了关于货币流通的珍贵材料。这些书籍的史料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些书籍的作者都是岭南地区的知名学者和文化人。例如谭宗浚、邬庆时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深厚的造诣和独特的见解。他们的著作为我们理解和研究岭南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岭南史料笔记丛刊》第一辑六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文︱周松芳
近世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谈及岭南历史文化，有赞有弹，赞者不说，弹者论调之一是说岭南文化有“穿堂风”的特征，经常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积淀不够——当年我们编岭南历史文化读本《广东九章》的时候，对此就有集中呈现。而以近事观之，则笔者尤慊慊于岭南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因为我一直认为，学术文化建设，文献是前提，研究是基础，普及有赖于前两项。比如说《岭南文库》1991年启动，1997年即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可谓先声夺人，但截至2021年底才出版一百五十五种，而且还体例有嫌不纯，有文献整理的，有研究性质的；外加小册子式的普及丛书《岭南文化知识书系》两百二十八种，合共也才三百八十三种，与后起之秀相形见绌。但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编辑室新近启动并已出六册的《岭南史料笔记丛刊》一百多种，却又令人刮目相看，在某种意义上有再领风骚之意。
笔记史料，向为学界所重，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贡献最大，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功不在小。但大规模系统整理地方性史料笔记，依笔者管见，当以此番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举动为最著了。从已出的第一辑六种——谭宗浚《荔村随笔（外三种）》、邬庆时《南村草堂笔记》（外四种）、黄鸿藻《逸农笔记》、李调元《粤东笔记》、愈思穆《粤行丛录》、黄景治《定湖笔谈》——看，选题和整理的水准都堪称一流，而所见新材料乃至新观点，嘉惠学林，也不在小。兹拣数端，以为示例。
先说李霞点校的谭宗浚《荔村随笔（外三种）》。诚如点校者在前言中说，谭宗浚其人在今日可说是没有太多存在感的，一般人会留意到他多半是由于其父其子——其父谭莹在岭南学术史和文献学史上皆有名于世，长期任学海堂学长，特别用力于文献辑录，尤其为洋商伍崇曜编刊《岭南遗书》《粤雅堂丛书》，为潘仕成编刊《海山仙馆丛书》，至今仍为人所重；其子谭祖任则以私家之力成就了“谭家菜”，在民国美食史上留下盛名。但若论生前身后，谭宗浚实在是祖孙三代里最“成功”的一个，甚至也是著述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二十八岁即高中榜眼，虽寿仅不惑，却留下了《希古堂集》《荔村草堂诗钞》及《两汉引经考》《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大量著述，与岭南另一位探花郎李文田的著述重点均属后来陈寅恪所谓“塞外之史”与傅斯年所谓“虏学”的范畴，不仅反映出晚清学术的新风气，也代表了岭南学术的预流乃至引领能力。
既属岭南史料笔记，则我们关注的重点，宜在其史料，特别是于岭南史料方面，有多少新出，有多大的贡献；在这两方面，《荔村随笔》均大有可观。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现身说法”，无论所见还是所感。这与传统史料笔记是较为异趣的，因此留下的“史料”，也就更为切实可信。比如他谈读书与做官：“或问余居官之法，余必告以九字曰：多读书、毋近利、肯留心。其实多读书，不过平时之根柢，若后二语，乃筮仕之良规也。一切智勇功名，未有不从此中出之者。”这是他一身大抵奉行的。又如限于清代的低薪政策，京官多贫，人所共知，但清季京官如何“济贫”？谭氏所述则甚为新颖：“士大夫端品植学，断从初释褐始。今世京官多患贫，故初入翰林部曹，恒有到两淮闽粤上海等处措资者，虽贤者不免。即唐人所谓‘挟三百绫文剌’溷人也……余新得鼎甲，同人或劝余往上海、香港措资，可得数千金，余笑而不答。过上海时，只留数日，投剌者仅旧识一二人。抵香港，住船中，并不上岸，足不践其地。同乡或怪余以拘傲者，不恤也。”这堪称是新观点，新史料，大有助于我们理解晚清的政商关系。
我们知道，明代汤显祖有一首《有友人怜予乏劝为黄山白岳之游》说：“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说的是士商关系，指士子到徽州找商人打秋风；晚清上海崛起成为最大的商业中心，粤闽犹盛，士子、官员遗老退居上海者倚商谋生，已与明季大有区别，而言京官前来“打秋风”则属稀见材料了。同时他后面说到：“吾粤人多踊跃于科名，而恬淡于仕宦。凡士子，非青一衿登一科者，不能为乡中祭酒；既释褐后，或因祖尝饶裕，或因馆谷丰腴，遂谢脱朝衫，有终焉之志者，比比皆是也。”也是迄今所见的最佳的经济解释。
谭氏虽曾借人之口备陈京官之苦：“陈六舟中丞致余书云：‘凡由京官放外官，如转生再世为人。’”但也有不认可的地方：“阅之殊堪失笑。”在他看来，外放官如不贪，何如做京官？他是一开始就志在不贪：“余尝谓：做官如做秀才时，便无一不可做。忆少年食贫，授徒纸笔之费，亦皆自备，未肯强颜丐人。今为达官，乃事事仰人供给，果何为者？余在蜀，供帐颇奢，然未尝取其一帐、一帘、一瓶、一砚。在滇亦然。乐樊臣大令尝语余云：‘某任首令半年，未曾见粮署取物。盖诚见区区者，皆百姓脂膏。多一分索求即多一分骚扰，后必有踵事增华者，君子贵防其渐也。’”而他的前任却甚贪：“余在滇，见前任贪赃婪劣，所不忍言。”他之不贪，至于不能卒任：“故余在滇只一年有余，决计南归，非不能为外官也，不能为今日之外官也。”且几至于贫不能归：“余濒行，贫不能办装，西林宫保、序初中丞由志书局拨千金，余始得任脂车之役。”但政声却甚佳：“余在滇南无善可称，惟究心水利，倡修官渡河，又增普济堂孤贫二百名，添建房屋七十所，及设古学以课士，办积谷以备荒，是三年来所稍称意者。是日，河工绅土率官渡河绅士绅民焚香跪送者数百人。”凡此，皆是知人论世研究谭氏生平行实的极佳的新史料。
而由此所见之贫，以及他自述的不讲究饮食：“两典文衡，均抱微恙，或眼痛，或痔血，或肺燥。虽沿途州县供亿华侈，备极水陆滋味，涓滴不能尝也。”“自卸事则病愈。迨归里后及入京，恒以百钱市鱼肉，食无兼味，而酒量转豪。其故有不可解者，殆禀赋中之口福有限也。嗟乎！饮食之微尚如此，况敢贪饕藏秽，厚自封殖，以贻子孙哉。”都是很重要的饮食生活史料，可证唐鲁孙说谭家菜因为谭宗浚为京官，钟鸣鼎食，有以致之，显谬。
因为他是达官，不贪渎，有心得，能直笔，故在贪廉这类笔记史料中最习见的记录，也留下了难得的材料，使我们知道，左宗棠、劳崇光、张树声以及同乡曾望颜、苏廷魁等均颇受弟子之累：“子弟年过二十岁，不宜令住衙门。盖人情见利而不为所动者，百无一二。若署中有子弟，则官亲幕友门工均奉之为获利之媒官，即家法甚严，而子弟已为千人所指矣。近时骆文忠，不许其子弟到衙门侍奉，最为可法。若左文襄、劳文毅、张靖达诸公，皆不免受子弟之累也。同乡曾卓如、苏赓堂两制府亦如此。”而我们从新出《杜凤治日记》看，携弟子在身边，乃是晚清官场常例，如此焉能不腐败？而其论名利不可兼收，及于魏源与包世臣，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好材料：“天下做官，断无名利兼收之理，得利则失名，得名则失利矣。近时喜谈经济者，莫如魏默深刺史、包慎伯大令，然两君出宰百里，均不闻循声。”
胡文辉校点的《南村草堂笔记》，因作者邬庆时身份相对低微，更不易见，却也更多新见。邬庆时生于1882年，时属晚清，而其行事已在民国了。早年就读两广游学预备科馆（后并入两广方言学堂）时，与杨永泰、岑仲勉是同学，以后杨氏成为政界闻人，岑氏一度从政而终成为名史学家，他自己亦官亦学，二十年代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门工作，曾兼任中山大学庶务主任及讲师，广州沦陷后曾任伪政府秘书及市财政局局长。诗文各体皆备，尤以编纂地方史志闻名，《南村草堂笔记》则可谓地方史志与传统掌故的复合体，观其“番禺之风俗”“番禺之方言”“番禺之山川”“番禺之物产”之各卷题名即可知。除了以上四种笔记，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晚年撰写的若干“文史资料”。沙田（围垦土田）是珠三角普遍的农业生产现象，在社会经济史上极为重要。《广东沙田之一面》一篇以其亲身的经验和调查，详细介绍了沙田从造作、使用到契约、租税的种种细节以及相关现象，大者如产权及其分割制度、宗族与社会关系，小者如鸭阜、禾虫阜与种蚝及蚝豉、蚝油制作，皆有介绍。“自梳”（不嫁）和“不落家”（不在夫家同居），是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曾有过的一种女性风俗——可说是旧时代妇女争取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一种特殊机制，堪称“女权主义”的先驱。而《自梳女与不落家》一篇也是依据作者的亲见亲闻，很可见当时女性对家族制、父权制作抗争的勇气和毅力，同时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如“执禾”（救济“自梳”或“不落家”者的习俗）、“捻妹花”（类似于“扬州瘦马”的习俗）、“契相知”（女同性恋的习俗）之类也有涉及。以上两篇，述事、举例皆细致丰富，在经济史和社会风俗史（乃至时下流行的女性史、性别史或身体史）上价值极高，窃以为是更胜于其笔记的。
邬庆时（1882-1968）
颇值称许的是，邬庆时并没有对这种“不落家”现象予以指责或批判，较之从事革命活动的同盟会员高剑父犹胜一筹。高氏在所编的《时事画报》1906年第二十八期《抵制野蛮妇女》中称：“番禺沙湾、茭塘各司所属，妇女常有归宁不返，实为最野蛮习俗。”并加按语说：“归宁不返，自是地方恶习，苟非严惩一二，安能挽恶习而澄清之耶？犹记乾嘉年间，莅粤某令有‘女嫁不落家，将其父兄涂面，游行街市’之令，余谓此法仿行之今日，亦妙绝也。”显得很不“革命”。
这种“女权”意识高涨，如果联系当日“女工”争权的案例，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比如《时事画报》1906年第二十四期《容桂女工罢工》说：“顺德容奇、桂州缫丝厂共有七八家，每家用女工多者六百余人，少亦有三四百人，每日缫出之丝，匀计八九百斤，每月支出工金约万有六千两，故容桂女工有‘良田四百顷’之谣。”表面上是说他们因务工而‘致富’，但事实如何不知而知，至少这些女工被描述成“既富而骄，前月十四日突起风潮，抑勒各偈增加工价，并欲鼓动各处女工散处”，“地方官若不急行设法解散，恐丝业为其牵动，而吾粤银市亦蒙影响也”。这才是自梳女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赏奇画报》1906年第十五期《女工滋事》正说明了这一点：“吾粤蚕桑之利，首推顺德容桂一带，丝厂林立，缫丝均靠女工，每厂用数百人不等，亦妇女辈一大权利也。迩来女工忽停工要挟加价，连日纠众滋扰，凡同类有照常工作者，即行截殴……”编者所加按语说：“天下事，利弊恒有相倚伏。顺邑妇女多能自食其力，本绝佳事，而每缘此酿成归宁不返恶习。此次肇事，尤望有司亟行解散，毋使丝偈停工，影响及于银来也。”这不仅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务工与归宁之间的关系，更揭示了后来“不落家”与“自梳女”转以顺德为著的最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其他几本，史料也有足资珍视者，各略举数例以明之。比如黄景治的《定湖笔谈》“新塘挂绿”条说因为怕进贡：“土人畏差役之扰，斩伐一空，余不得见者四十年矣。”即便深藏茅厕边的仅存一株，也为商人包卖，无法求得，“为怆然者久之”。又“荔癖”条说：“果产四时，无逾于荔枝。好者匪独一人，然未有好之癖如我者。有酸食、甜食、咸食。酸食，喜其新也；咸食，取其继也；至甜食，放意肆志，虽不能如坡仙所云日食三百颗，而朝饔夕飧外，手擘无算。当盛熟时，提筐挈榼，致馈者日接踵，知已投予好也。大石、 小榄、增城、新兴异其地，黑叶、进奉、田严、桂味异其名。惟挂绿最佳，缺此为憾耳。堆案下，悬壁间，丰甚，得此可辟十日谷，或半月。逾时，人无所得，而我独有之，盐贮者也。微咸而质不坏，亦可半月。”笔者去年曾编著出版《荔枝赋：岭南荔枝文化九章》一书，对荔枝史料曾做竭泽而渔般的收集，这两条去未曾经眼，而其“咸食”“盐贮”法，在清季犹存，更是罕见的荔枝史料。
俞思穆《粤行丛录》论有清岭南诗人，从国初的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及其外的程可则，到乾隆中的张锦芳、冯敏昌、温汝适、赵希璜、胡亦常、黄丹书、吕君坚，以及嘉道间的宋湘、张维屏，乃一部别有见地的极简也绝佳的岭南诗史。
黄遵宪之父黄鸿藻《逸农随笔》卷三：“吾粤潮、嘉等处，所用钱皆铸自日本、安南，钱质单薄，不知何时流入中国。平远、长乐二县，则与中国钱参用，或以铜钱九十五文抵日本安南钱一百。”这无论在货币史或经济史上或中外交通史上，都是极为珍罕的材料。
至于李调元的《粤东笔记》（一名《南越笔记》），虽然有抄撮自屈大均《岭南新语》之嫌，但作者并不讳言，因为其提学广东四年，“遍历全省诸郡县”，志尽“古太史輶轩采访之职”，采录《广东新语》材料，原也正常，更何况当时此书尚禁，则采录也有流传保护之意。当然其亲历实录之作也不少，比如说《龙须席》还写到他“视学肇庆，以此出题使诸生作赋”，更见情怀。毕竟号称清代四川三大才子之一，非苟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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