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即将来临的太空战争，中国要“以战反战”

信息超载时代最精粹的华语思想平台 | 点上方蓝字加入

太空战争：国际安全的新视角

作者：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5期。

内容提要 ：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空间”或“太空”技术(Space Technology)又称航天技术，是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以及地球以外天体的综合性工程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科技领域之一。1957年10月4日，苏联利用经过改装的两级液体洲际导弹“P-7”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标志着人类跨入了航天时代。

火箭、卫星等航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得以挣脱地球引力的羁绊而进入广袤无垠的外层空间对太空进行探索和利用，既为民用(包括科学探索)目的利用太空，也为军用目的利用太空。随着军事太空技术迅速发展，太空日益成为大国乃至少数中小国家军事博弈的制高点，太空军事化已形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美国军方人士一再宣扬“中俄太空军事威胁论”，为其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准备所谓“太空战争”大造舆论。2017年初，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滕(General John E.Hyten)称：“在不久的将来，莫斯科和北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能力威胁我们部署在太空的任何航天器。”“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防止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我们将让所有人知道我们为战争做好了准备。”①还有专家指出“特朗普可能开足油门重启‘星球大战’，推动外空军事化”。②近年来，美国研制“绝密级”的“X-37B”轨道无人机，招募和训练在太空作战的飞行员等种种事实表明，美国正在以俄、中“威胁”为借口，进行“太空战争”的备战活动。

众所周知，带有制导装置的大型火箭(可用作航天器运载火箭或洲际弹道导弹)和军事卫星技术是军事航天技术的两大要素，是推进太空军事化、备战“空间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有矛必有盾”，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大“矛与盾的较量”：其一是导弹和反导弹的矛盾较量，其二是卫星与反卫星的矛盾较量。当然，这两对矛盾是相互交错的，例如导弹可以用来打击卫星，卫星则可为导弹提供定位导航。

事实上，从1957年人类跨入航天时代之际，太空军事化就与航天技术发展相伴而行。本文主要探讨60年来导弹与反导弹、卫星与反卫星这两大矛盾斗争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分析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战争”所引发的国际安全新视角和新思维。

一、弹道导弹与反弹道导弹“矛与盾的较量”

弹道导弹(ballistic missile)的运行模式是在火箭发动机推力作用下进入上升(助推)段，按预定制导程序飞行，在发动机关机后，弹头独自依靠惯性进入中段轨道飞行，直到目标区进入末端飞行，最后利用所携带的一个或多个弹头打击预定目标。其中洲际弹道导弹(ICBMs)的中段轨道进入没有空气阻力的太空，在末端阶段还需再入大气层。洲际弹道导弹的问世使任何“距离”不再成为问题，美苏作为冷战对立双方都暴露在敌方的核打击阴云之下。

为了对付弹道导弹，对反弹道导弹(anti-ballistic missile，ABM)的研制很快提到美苏战略武器发展议程上来。反弹道导弹技术最早脱胎于防空系统，是为防御弹道导弹攻击而发展的探测与拦截系统，更具体地说，它是在敌方来袭导弹弹道的助推段、或中段、或末段对敌方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的导弹系统。广义的“反弹道导弹”可用于拦截任何类型的弹道导弹，但人们通常提及“反弹道导弹”时，往往专指用来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与进攻性弹道导弹相比，防御性反弹道导弹更昂贵复杂、更强调“系统”，它包括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目标识别系统、反弹道导弹系统、引导和指挥控制通信系统。

导弹与反导弹的矛盾发展大致分为两个时期：早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和近期(20世纪80-90年代至今)。

(一)20世纪50-70年代导弹与反导弹的较量：“矛长盾短”与“攻易守难”

1944年投入实战的纳粹德国“V2”火箭是世界最早的远程弹道导弹，在“V2”基础上德国进一步研制可从欧洲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远程弹道导弹“A10”，但尚未研制成功战争就结束了。③“V2”被誉为火箭工程学上“伟大的原型”，二战后，美苏利用其所获取的德国“V2”技术(包括专家、资料及零部件)④，“以V2研制过程中积累的火箭助推器等技术为基础进行宇宙开发，取得了洲际弹道导弹、人造卫星乃至载人宇宙飞行器等珍贵成果。”⑤其中苏联由于在战略轰炸机领域比较落后，因而对研制远程弹道导弹尤为热心，1957年8月，苏联首次试射成功世界最初的洲际弹道导弹“SS-6”。⑥

导弹或火箭的发动机既有使用液体燃料作推进剂的，也有使用固体燃料作推进剂的，由于作为弹道导弹先驱的德国“V2”火箭使用液体燃料等原因，美苏最初在“V2”基础上研制的洲际弹道导弹如苏联的“SS-6”、美国的“宇宙神”、“泰坦1”等也都使用液体燃料。使用液体燃料只能在火箭发射前加注，因而不能立即发射(例如“泰坦1”从加注燃料到点火需20-30分钟)，从而导致导弹的反应速度和生存能力极低，不适合作为武器使用。有鉴于此，“SS-6”“宇宙神”和“泰坦1”都只进行了少量生产和部署，就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遭到退役的厄运。但液体燃料火箭推力大而且可调整的优点使其更适于用作航天器运载火箭，例如卸除导弹弹头的“SS-6”作为“东方号”运载火箭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使美国感到“惊讶”：其一，苏联抢先成功发射世界首颗卫星；其二，这颗卫星的重量达到83公斤，比美国准备在第二年年初发射的卫星重八倍。事实表明，至今世界各国用于探索太空的火箭几乎都使用推力强大、结构复杂、机体庞大的液体燃料火箭。

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世界首枚洲际弹道导弹和首颗人造卫星，使美国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导致美苏迅速展开了以洲际弹道核导弹为中心的核军备竞赛。截至1960年年底，美国担负战斗值班的洲际弹道导弹已达到40枚。为了抗衡美国，苏联不惜经历损兵折将的严重事故，在1961年制造并部署能从苏联领土发射打击美国本土战略目标的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SS-7”。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苏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确保相互摧毁”战略思想指导下，美苏将“如果其中一方首先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则双方同归于尽”原则作为遏制战争的手段，大踏步地走上了以核武器及洲际弹道导弹为中心的狂热军备竞赛。

苏联第二代战略导弹“SS-7”是第一枚采用可储存式液态燃料(偏二甲肼/四氧化二氮)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准备时间只需5-6分钟，由于当时尚未解决燃料储箱耐四氧化二氮腐蚀问题，加注液体燃料后只能在弹体内连续储存30天。其后，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相继开发和部署的“SS-8”(苏联第二代战略导弹)、“SS-9”(第三代)、“SS-11”(第三代)直至“SS-18”(第四代)，均采用经过改进的可储存式液态燃料，其发展特点是升级换代加快，弹头当量增大，精度日益提高，枚数急速增多(如“SS-11”在1972年达到1 036枚，堪称“举世无双”)，特别是“SS-18”开始装备分导式多弹头⑦，拥有极其强大的打击硬目标能力，被认为是“第一次打击”武器。⑧

美国空军于1959年部署第一代液体燃料洲际导弹“宇宙神”以后，于1962年开发成功第二代战略导弹——使用三级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民兵1A/1B”，成为当时唯一研制成功并部署固体燃料导弹的国家。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又相继开发成功两款射程更长、制导更精确、弹头当量更大的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民兵Ⅱ”和“民兵Ⅲ”，后者装备了分导式多弹头，命中精度达到185-450米。

与使用液体燃料的导弹相比，使用固体燃料的导弹结构简单，小型廉价，安全性较高，适于批量生产，可立即发射(如“民兵Ⅱ”接指令后1分钟即可发射)，但核弹头当量较小(如“民兵Ⅱ”仅为120万吨)，为此美国空军虽然确定以固体燃料导弹作为洲际弹道导弹部队的主要武器，同时也大力发展可储存式液体燃料导弹，在1965年令所有已部署的、从接到指令至点火发射需20-30分钟的54枚液燃洲际弹道导弹“泰坦I”全部退役，代之以核弹头当量约相当于3 500万吨黄色炸药(为1945年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650倍)的可储存式液体燃料导弹“泰坦Ⅱ”，这是一种威慑型战略导弹，其核当量约占美国空军全部洲际弹道导弹总当量的30%，“一旦启动了发射按钮，就没有回头路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无可避免。”⑩

总之，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作为主流，也兼顾开发威力强大的可储存式液体燃料导弹；苏联则以可储存式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作为主流，也兼顾开发灵活机动的固体燃料导弹。在1970年前后，苏联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超过了美国，但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仍超苏联，总体上形成了“苏攻美守”的局面。

针对进攻性洲际弹道导弹的迅速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鉴于冷战初期美国在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武器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苏联比美国更早把研制防空与反导系统作为当务之急，根据苏联国土辽阔、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的特殊国情，苏联的反导系统建设一直以保卫首都莫斯科为中心。为防止首都地区遭到洲际导弹攻击，苏联于1957年开始研制“A-35”反弹道导弹系统，至1964年正式服役(11)，并准备好随时给“A-35”反导系统配备拦截核弹头。早期“A-35”的拦截能力十分有限，只能对付6-8枚洲际弹道导弹的袭击，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至少有60枚100万吨当量的弹头瞄准莫斯科，相当于“A-35”系统作战能力的近十倍，特别是作为“矛”的洲际弹道导弹装备了分导式多弹头技术，而作为“盾”的“A-35”系统却无法拦截多弹头导弹，迫使苏联在70年代中后期研制成功更先进的“A-35M”反导系统。

为了应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美国也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但美国的反导技术发展并不顺利，其反导开发计划和导弹名称经历了多次变更：从20世纪60年代初成功研制“奈基-宙斯”高空拦截导弹演变为“奈基-X”系统；1967年，又在“奈基-X”基础上发展“哨兵”系统。1975年10月，美国建成并部署了由低空拦截反导弹与高空拦截反导弹组成、具有“分层拦截”能力并采用拦截核弹头的“卫兵”战略反导系统，共部署了约100枚反导弹，但由于该系统难以拦截装有分导式多弹头和突防装置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不得不在1976年2月宣布关闭，致使“卫兵”系统仅部署了4个月。可以说，美苏两国反导系统的发展都因为进攻性洲际导弹装备了分导式多弹头而遭到困难和挫折。

以早期反导技术的水平，探测和拦截敌方洲际弹道导弹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敌方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前往往藏匿在其国内反导基地的发射井中，或装载在铁路、公路上的移动车辆上，因此很难发现(潜射弹道导弹更是用侦察卫星也不可能发现)。如果在敌方导弹点火发射后对其进行拦截，一则因为点火发射有“动静”比较容易探知，二则敌弹在助推段飞行速度较慢，尺寸较大(弹头还没分离出来)，在敌弹弹头尚未脱离导弹的助推段对之拦截的成功率较大，但由于助推段时间只有数十秒，要求拦截弹头的速度非常快，而且一般情况下敌弹助推段处于敌方国境之内，以己方导弹进入敌方国土进行先发制人拦截，需做出高度政治判断；如果等待已与助推器分离的敌方弹头进入浩渺太空，以每小时一万多公里速度袭来(12)，己方有大约20-30分钟设法发现它并进行“中段拦截”，相当于“以子弹打子弹”(直接命中或用拦截弹头自爆的碎片命中)，其难度之大就远非“百步穿杨”所能比拟的了；如果再推迟到敌弹接近己方目标区的末端飞行段再进行拦截，那时敌弹弹头以自由落体的加速度急速下冲，要拦截速度如此惊人的再入弹头，以数十年前的技术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上所述，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当时精确制导技术尚不发达，要实现“以子弹打子弹”式的拦截简直不可想象。为此，当时采取的拦截方法是在反弹道导弹搭载核弹头，利用核爆炸散布大范围的X射线及辐射热，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反弹道导弹做不到“精准拦截”的缺陷，即使不能直接摧毁敌弹弹头也可致瘫其内部电子装置。然而，采用在高空引爆核弹头拦截来袭导弹的所谓“核爆拦截”方式，即便拦截住来袭导弹，其结果还是在己方上空(外太空)引爆了核武器，从而破坏爆炸中心附近的己方民用和军用卫星以及地面雷达等设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都研究并部署了这种不惜自损、“以核反核”的反弹道导弹，这种方式违反了禁止在外太空使用核武器的《外太空条约》(13)，也引起国内公众对于在“自己头上”引爆核弹的不安。1971年，美国最后一次测试了拦截核弹头威力相当于500万吨炸药的空对空“斯巴达克”导弹之后就开始收手，而苏联和当今的俄罗斯，其反导系统继续长期采用“核爆拦截”方式，但其拦截导弹从未真正装载过核弹头。

从美苏研制使用核弹头的反导系统的事实看，在精确制导技术尚不发达时期，在导弹与反导弹“矛与盾的较量”中，“盾”显然是难度更大的一方。加之进入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对于长期陷入越战泥潭、又遇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的美国，还是对中苏关系破裂后急需在西伯利亚南部加强军力部署的苏联，都需要缓解美苏之间核对抗的压力。1970年，尼克松总统在联合国演讲中首次使用了“缓和”(detente，法语词，意思是紧张局势的松弛)一词；1972年，美苏签署了旨在放缓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项双边条约在当时被视为“缓和的旗帜”(14)和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1974年，美苏又签订《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规定双方只能在本国首都周围或者在一个洲际导弹发射基地周围建立一个反导弹系统，美国选择了在洲际导弹发射基地周围建反导系统，苏联则选择了在首都莫斯科周围建反导系统。其后，美国取消了建设反导系统计划，反映了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开展反导系统研究，但由于技术难度实在太大，国防部和科学界已普遍对研制反导系统失去了信心，其结果导致反导系统的建设速度完全跟不上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速度，形成了可称之为“矛长盾短”“攻易守难”的不平衡局面。与此同时，与苏联侧重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因而在洲际弹道导弹数量方面占优势相比(15)，美国则更重视全面发展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这三者构成的“三位一体”海陆空投送战略核武器能力，因而在潜射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乃至核弹头数量方面占优势，这意味着美苏各有所长，各占优势。反导条约的签订(1972年)和修订(1974年)，意味着美苏双方近乎放弃了作为“盾”的防御性战略核力量竞赛，仅仅依靠作为“矛”的进攻性核力量来形成战略平衡，以维持“相互确保摧毁”。

(二)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导弹与反导弹较量：“盾的反扑”与矛盾激化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急剧恶化。1981年，高呼“重新复兴美国”竞选口号的里根总统上台，正式放弃了对苏“缓和”。1983年3月，里根提出“战略防御倡议”(SDI)，俗称“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要求在20世纪末之前，利用在太空和地面相结合的立体防御网，以激光束、粒子束、电磁炮、拦截弹头等武器对来袭敌方导弹进行多层拦截，使“苏联导弹到达(美国)之前就将其全部摧毁”。星战计划体现了美国核战略从“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进攻”原则转向追求美国“绝对安全”的“战略防御”原则。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堪长期忍受大规模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苏联经济增长停滞，民众生活水平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导致里根在宣布星战计划之际，狂妄地扬言“要让苏联人把裤子都输光!”(16)星战计划引发的又一个军备竞赛潮，终于拖垮了已十分脆弱的苏联经济，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完全重构东西方关系铺平了道路。当然，在冷战时代，“发展”核武器竞赛毕竟好于“使用”核武器竞赛，因为一旦发生“使用”核武器的大规模战争，整个世界将陷入“谁也无法幸存”的“相互确保摧毁”。

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认为俄罗斯已无力在军事上抗衡美国，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宣布终止历时十载的星战计划，转而着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该计划包括“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前者旨在保护美国本土免受“战略弹道导弹”(指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袭击，后者旨在保护美国海外驻军及相关盟国免遭近程、中程或远程弹道导弹攻击。其理由是冷战后在世界一些国家迅速扩散的战区弹道导弹虽然威胁不到美国本土，却对美国前沿部队及海外盟友构成威胁，因此需要加强防御。

小布什总统于2001年执政后，凭借冷战结束后产生的“和平红利”——从1992-2001年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带来的41 93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迅速做出了加快研制“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其原因之一是美国认为在核武器实力上俄罗斯仍是唯一能同美国抗衡的国家，虽然俄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1 800亿-2 000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财政盈余的一个零头，仅占世界GDP总和的1%，(17)但在军事上依然不能令人放心；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也担心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弹道导弹的迅速发展。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实质上是里根“星球大战”计划的简化和继承版。所不同的是，星战计划主要依赖“空基导弹拦截系统”，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主要依赖“陆基导弹拦截系统”。美国军方设想通过这一系统，从敌方导弹一发射，就对它进行侦察、跟踪、定位、锁定，在它进入美国领空前将其摧毁。自2006年起“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部分列装，旨在利用“陆基导弹拦截系统”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葛利里堡基地发射反导弹，对来袭核弹头进行中段拦截，拦截弹使用非核动能弹头。(18)一方面，虽然从1999年至2014年进行的17次试验中只有9次成功击中目标，但拦截技术不断得到改进；另一方面，美国以更多精力开发保护海外美军和同盟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由低层防御和高层防御两部分组成，低层防御包括“爱国者-3”(PAC-3)、“海军区域防御”系统等；高层防御包括陆军“战区高空区域防御”(THAAD，音译名为“萨德”)系统、“海军战区防御”系统等。

2013年，美国以应对朝鲜导弹与核威胁为借口，在日本海部署了海基X波段雷达，旨在为美军空基反导系统“NCADE载机”提供预警信息，而“NCADE载机”在朝鲜“大浦洞”中程导弹发射阵地附近巡航，可在大气层内外拦截处于助推段的“大浦洞”导弹。美军曾指望进行在助推段击落“大浦洞”的试验，后由于“大浦洞”发射失败，未进入预定轨道，致使美军指望落空。(19)2017年5月底，美军从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里根试验场发射了一枚模拟洲际弹道导弹，再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一枚拦截导弹。该拦截弹准确地与模拟导弹(还使用了诱饵假弹头)迎头相撞，灰飞烟灭，成功地进行了对来袭洲际弹道导弹的“中段拦截”测试，实现了在茫茫宇宙空间“以子弹打中子弹”(20)，进一步验证了美国本土“陆基导弹拦截系统”的精准性能，再次升级了洲际弹道导弹与反导弹武器的“矛盾之争”(2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作为“盾”的反导系统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作为“矛”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等如何提高自身生存与突防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击溃导弹防御系统，进攻性弹道导弹方面采取了以下技术措施：(1)发展5马赫以上(时速超过6 136公里)的“高超音速”洲际导弹等飞行器；(2)采用速燃助推技术，缩短战略弹道导弹助推段发动机的工作时间；(3)加强施放诱饵和假弹头等干扰能力；(4)优化弹头外形设计以增强弹头的隐形性；(5)提高弹道导弹的机动发射水平(从固定发射井转向发射车、潜艇等机动发射平台)；(6)增加分导式弹头的数量(比如将子弹头增加到5-15个，会使拦截导弹系统难以应付，而且分导式弹头的成本比拦截弹低很多)(22)；(7)增强弹道末端的机动飞行能力，可有效穿透导弹防御系统；(8)对敌方导弹防御系统进行全面压制；(9)进一步提高潜射弹道导弹的命中率等。

进入21世纪以来，洲际弹道导弹的综合突防性能不断提高，例如“民兵Ⅲ”改进型是目前世界上精度最高的陆基洲际导弹，圆概率误差(CEP)(23)约130米；美国还拥有世界上精确度最高、CEP达到90米的潜射洲际导弹“三叉戟-2”。俄罗斯的“白杨-M”采用速燃助推、弹道机动变轨和机动再入等技术，被誉为能突破任何中端与末端拦截反导系统。俄还拥有世界上威力最大、射程最远的洲际导弹“SS-18”，装备有10枚分导式多弹头。中国在2017年试射了装备有10枚分导弹头的“东风-5C”洲际弹道导弹，并对“东风”-ZF高超音速(时速1.1万公里)飞行器进行了多次测试。

(三)2017年：“萨德”入韩

“萨德”于2007年1月正式进入生产阶段，被认为是“目前全球技术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24)，该系统由6辆以上拦截弹发射车、X波段雷达、作战管理系统等组成。“萨德”的拦截弹由一级固体助推火箭和作为弹头的动能杀伤飞行器组成，其机动性极强，能摧毁处于飞行轨道末端的弹道导弹；其X波段雷达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强的陆基多功能相控阵雷达之一，将该雷达转换到前端模式，对处于助推段的弹道导弹的探测范围可达2 000公里，而雷达体积仅相当于一辆公共汽车，可采用舰船、火车或拖车运输，还可根据需要由运输机空运至指定地点。

2017年3月，美韩开始在韩部署“萨德”，为防备当年5月韩国大选可能对“萨德”入韩产生不利影响，美军提前在4月份宣布启用在韩国星州郡先行部署的两辆发射车和X波段雷达，不过美军尚未完成“萨德”系统的全面部署，同时还遇到需耗费大量电力的X波段雷达的供电“瓶颈”。5月，对部署“萨德”秉持否定态度的文在寅当选新一届韩国总统。6月，新政府宣布对“萨德”部署地区进行全面环境影响评估，暂停“萨德”系统追加部署。对此，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对韩严厉施压，其原因之一在于，尽管过去13次操作测试中“萨德”完成任务的成功率为100%，其中11次拦截全部成功，(25)但至今尚没有任何实战经验，而朝鲜半岛紧张形势或有可能为“萨德”提供首次实战机会，成为真正考验这个新系统的契机。

“萨德”入韩意味着新型反导系统的“盾的反扑”，不仅引起洲际弹道导弹与反导系统之间的矛盾较量趋于白热化，还影响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利用在世界范围拥有众多海外基地和军事盟国独一无二的条件，积极实施“靠前部署”，将“萨德”的X波段雷达系统部署到十分抵近其所要对付国家的“家门口”，利用其超强侦察能力清晰展现对方弹道导弹助推段的轨迹，并将此侦察结果与超级大国的地区与全球军事系统连接，利用对方导弹因处于助推段而导致的速度慢、目标大(弹头尚未与助推火箭分离)等弱点对之进行有效拦截。这样，即使美国率先发动核导弹攻击，也可能通过拦截对方“第二次打击”的洲际弹道导弹而免遭报复，从而意味着改变了美国与对手国间的战略平衡；“萨德”入韩还意味着作为“盾”的反导系统带上了进攻性，意味着“盾”向“矛”的转化。

“萨德”入韩后，比起2006年和2014年美国在日本相继部署的两部X波段雷达又向西北“前推”了近300公里探测距离。通过一套包括卫星、红外、X波段雷达的侦察预警系统，使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等十几个省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都陷入“(对美)单向透明”的境地，理所当然地遭到中俄的强烈反对。“萨德”既可以向己方反导系统提供对方导弹从点火至助推段的情报以便对其拦截，而且其本身也具有拦截中程导弹的能力，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在大气层内外采取“子弹打子弹”拦截方式的陆基反导系统。(26)与之相比，“宙斯盾”反导系统只能拦截大气层外的来袭导弹，而“爱国者-3”导弹只能拦截大气层内的来袭导弹，当前者未能成功拦截时，后者会在对方导弹再入大气层时再次进行拦截。

“萨德”起源于1983年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当时曾有人预言“这个计划一旦成功，美国将可能利用设置在人造卫星上的‘大镜子’将激光准确地聚焦至敌方目标，比如可用这种方法杀死在莫斯科红场观礼台上阅兵的某位苏联领导人”。(27)这显然有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之虞，然而从星战计划企图利用人造卫星跟踪敌方目标，到“萨德”利用X波段雷达“透视”中俄部分地区的军情，美国对它所要针对国家的“偷窥癖”堪称是“一脉相传”。星战计划要利用“大镜子”聚焦敌方目标的梦想虽然未能实现，但作为星战计划后续版本之一的“萨德”系统却可望满足星战计划未能实现的“偷窥癖”，相当于将星战计划所构想的“大镜子”从太空降到地面，又从太平洋彼岸移到太平洋此岸。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萨德”系统价格约八亿美元。2017年，美国导弹防御局计划将美军装备的“萨德”增至167套，以便抵御近程、中程乃至洲际弹道导弹的大规模攻击。“萨德”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可能无法精确打击不规则或不稳定轨道的来袭导弹，或可能分不清真弹头与诱饵(因为雷达主要提供来袭弹头的外形与亮度等数据)，有可能导致拦截弹击中了敌方的诱饵弹而“放行了”真弹头。

现在，美国不仅自己增加“萨德”的部署，而且向世界各地的盟国及合作伙伴推销这种尚未经过实战检验的昂贵系统。目前只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两国决定购买“萨德”，前者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了34亿美元的订购协议，后者则购买了7套“萨德”，总价135亿美元。(28)

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矛与盾的较量”

卫星与反卫星武器(Anti-Satellite Weapon)的矛盾斗争始于苏联在1971年发射成功“宇宙-462号”卫星。与导弹与反导系统迅速展开矛盾斗争相比，为探索宇宙空间而诞生的人造卫星在较长时期并没有立即刺激反卫星武器的登场，而是首先促使美苏等国(29)利用人造卫星位于太空制高点的优势，研制诸如通信、气象、测地、海洋及科研等多种用于和平目的的人造卫星，使人造卫星成为发展最快、用途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种航天器，占世界航天器发射总数的90%以上。

然而，卫星的军民两用性也迅速得到重视，上述具有民生用途的卫星纷纷被转用于军事，美苏分别在1959年和1962年开始发射军事卫星，至20世纪80年代初，每年发射升空的军事卫星超过100颗，其中80%以上是苏联发射的，但仅凭卫星数量并不能证明苏联在军事卫星方面的优势，因为美国的军事卫星在太空飞行时间大约一年，而苏联的军事卫星只有一周。(30)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契机，相关国家对军事卫星等太空武器的运用日趋活跃。

(一)海湾战争：“最初的太空战争”

在美苏等开发军事卫星竞争中，出现了军事通信、军事气象、军事测地、军事海洋等各种卫星，其中既有“民转军”(即最初为民用目的开发的卫星被转用于军事)，也有“军转民”(即最初为军事目的开发的卫星被转用于民生)。比如，美国为军事目的开发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即是卫星“军转民”的典型，在民间需求的强烈刺激下，GPS从军用领域“局部解放”出来为广大非军事用户服务，其“粗测距码”(C/A码)专供民用导航定位；其“精测距码”(P码)则被美国政府严格保密，专供军方等授权用户使用。由于GPS受美国国防部控制，而且只是部分对外开放，致使包括欧洲、中、俄在内，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正在努力建设和完善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

除导航卫星之外，照相侦察卫星、(31)军事通信卫星(32)与导弹预警卫星(33)都堪称与军事导航卫星并列的最重要军事卫星。

1991年的海湾战争成为将多种军事卫星用于地面和上空进行实战的一个典型案例：(1)1990年8月，伊拉克军队向科威特发起进攻后，正是通过利用“锁眼”系列照相侦察卫星，使美军得以最早发现伊拉克军队向科威特推进的行动；(34)(2)由于多数精密制导炸弹使用激光等光学制导技术，其命中精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气象条件影响，因此利用气象卫星确认攻击目标所在地的气象条件，以便确定攻击飞机是否携带激光等光学制导炸弹；(3)凭借电子侦察卫星在空袭伊拉克前几个月搜集掌握的大量伊军电子情报，使盟军得以利用这些情报在对伊展开“沙漠风暴”大规模空袭前几十分钟开始电子战，使伊大部分雷达受到强烈干扰而无法正常工作，无线电通信全部瘫痪；(35)(4)正是凭借战区上空的两颗导弹预警卫星，87次探测到伊“飞毛腿”战术导弹的发射，在“飞毛腿”发射120秒后就预报落点，为前线部队争取到90秒钟的预警时间；(5)正是依靠盟军的14颗通信卫星，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建成完整的陆海空一体化通信网，担负着战区通信任务的约80%、多国部队前线总指挥向五角大楼传送战况情报的90%；(6)正是凭借GPS系统(由于美国空军刚刚完成部署首个GPS导航星座，致使在海湾战争中投入使用的军用GPS数量较少，不得不动用民用GPS)，(36)美军在目标物贫乏的沙漠地带利用GPS对伊军飞机、地面部队乃至雷区进行定位。(37)

海湾战争后，以美英为主的联合部队在2003年3月对伊拉克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联合部队通过军事卫星大大强化了“利用太空的战力”(38)，比如利用GPS制导的炸弹大幅增加；卫星通信传输速率达到每秒4 000兆位，相当于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40倍；利用卫星识别目标所需时间从12年前平均需要一天缩短至11分钟；地面部队对GPS的利用大幅度增加，从12年前一个陆军中队(180名)配备一台增加到一个陆军分队(9名)配备一台。2010年，美国军方称太空武器对于地上战斗的作用从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有则更好”(nice to have)发展到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必须要有”(must-have)的地步。(39)

虽然上述军事卫星的侦察、通信、导航、预警等作用都是为地上作战服务的，而非针对对方的卫星等天空武器，因而尚未形成卫星对反卫星武器的“矛与盾的较量”，但只要位于太空的各种军事卫星在地面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就意味着这场战争已延伸到太空，已进入“太空战争”范畴。1991年海湾战争正是将多种军事卫星运用于地上作战的成功案例，美国空军总参谋长梅林·麦克皮克(Merrill McPeak)称海湾战争是“最初的太空战争”(40)，尽管这仅仅是走向正式“太空战争”的第一步，随着军事卫星的“武器角色”日益鲜明，必然导致针对它的反制手段的发展，而这种反制手段就包括导弹和反卫星武器。军事卫星与反卫星武器之间“太空竞赛”的开展，日益成为全球军事对抗的新增长点。

(二)太空战争的动向

关于未来“太空战争”的概念，仍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尚未成熟的定义，它应该是陆地、海洋、空中战场向宇宙空间的延伸，是企图谋取持久全球霸权的个别军事强国所追求的“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地球”的战略意图的行动体现。“太空战争”包括太空对地面(例如海湾战争美军利用军事卫星支援地面部队)、地面对太空(例如从地面发射导弹攻击敌星)、太空对太空(在太空飞行的卫星等航天器间的武力冲突)三种作战方式，今后一个时期在太空发生武力冲突的航天器主要是卫星，因此太空战争将主要围绕卫星与反卫星武器间的斗争展开，而反卫星武器既可能是卫星，也可能是导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主要以卫星作为反卫星武器；而美国则主要以导弹作为反卫星武器。今后随着定向能武器、激光武器、空天高超声速飞行器、空天飞机等尖端武器的发展，未来太空战场的手段及选项将可能日益增多，呈现为多种太空武器混合使用的作战样式。下面，从反卫星武器和太空结盟这两个方面概述太空战争的动向。

1.反卫星武器的发展

苏联在1969年进行了最初的破坏卫星试验。1971年11月至12月苏联接连发射了“宇宙-459号”和“宇宙-462号”卫星，后发射的462号卫星进入先发射的目标卫星459号的轨道，以极快速度迁移并接近459号，达到大约30米有效摧毁距离后，突然自行爆炸成十几块碎片，将459号卫星撞毁。这种反卫星作战方式称为“共轨方式”(co-orbital)，即“杀手卫星”在与“目标卫星”共同的轨道上将后者撞毁。此后6年间苏联发射了27颗采用“共轨方式”的“杀手卫星”或“反卫星卫星”，其中有7次成功地撞毁了供试验的目标卫星。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不止一次地进行过利用核导弹击毁卫星的试验，然而利用核导弹攻击敌星会形成“核辐射效应区域”，可能导致己方卫星通过该区域时也不免受伤，因此不具有实战意义。其后，由于受到1969年苏联攻击卫星试验的刺激，美国在1977年重启开发反卫星导弹的“ASAT计划”，从飞机上发射使用固体火箭的“ASM-135”反卫星导弹，其弹头是由两级助推火箭推动的“小型寻的拦截器”(MHV)，1985年9月，美军用“F-15”战斗机搭载“ASM-135”导弹升至12 000公里高空进行发射，成功命中并摧毁目标卫星(1979年发射入轨的伽马能谱卫星)。2008年2月，美国海军从位于太平洋北部海域的“伊利湖”号巡洋舰上发射了一枚“标准-3”导弹，击中了位于太平洋上空247公里的一颗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卫星，被击中的目标卫星是在2006年12月发射升空、才过一个月便失控的间谍卫星“USA-193”，这次任务的成功不仅防止了含有有毒燃料的“USA-193”坠落，而且证明反弹道导弹经过改造后也可用作反卫星武器。

针对美军独特的“空中发射”反卫星导弹方式，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开始研发利用飞机进行“空中发射”的反卫星系统，该系统利用改进的“米格-31”战斗机作为潜在的反卫星武器发射平台，然而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研发项目由于缺乏经费而被搁置。2009年8月，俄空军宣布重启该计划，开发可摧毁太空中潜在目标的全新武器。除美苏外，还有一些国家在研发反卫星武器。2007年，中国从地面发射拦截器摧毁了自己的卫星，展示了反卫星能力。2013年，中国发射了3颗小卫星，它们装有机器臂，可用于“抓住”的目标卫星，这种方式有利于避免攻击对方卫星导致产生大量空间垃圾。

2.太空军事结盟的动向

多年来，美国为占领太空军事制高点，大力发展军事航天技术，成为世界头号军事航天技术强国，但鉴于地理、资源及财力的制约，美军认识到仅靠本国力量难以确保覆盖全球的军事航天优势，更不可能精确地追踪宇宙空间所有的人造物体。加之随着西方盟国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对于美国来说值得与之开展合作的同盟国及非国家主体日益增多，终于在2010年美国《国家宇宙政策》中一改过去为了保密而坚持本国独自开发军事航天技术的做法，转而积极扩大与同盟国等的国际合作。截至2015年，美国战略军已经与八个国家政府(按缔约顺序分别为澳大利亚、日、意、加、法、韩、英和德国)、两个非政府组织(欧洲宇宙机构和欧洲气象卫星机构)以及数十家高科技企业缔结了军事航天技术合作协定，其合作内容涉及“宇宙监视”(各同盟国利用地面雷达、监视卫星等对远至地面之上3.6万千米高度的宇宙空间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数据提供给美国的宇宙监视网络)、“卫星采购与运用”(与盟国共同采购和运用卫星)、“宇宙联合作战”(使在陆海空已一般化的“联合作战”延伸至宇宙空间)等。

在美国推进军事航天国际合作中，日本作为合作对象的价值急速上升，被美国作为最紧密的“首要合作对象”，这不仅因为日本是美国铁杆军事同盟国，而且日本的航天技术是在美国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富于“工匠精神”的日本航天科技人员和工匠迅速成长为火箭与航天器、特别是其中关键零部件的优秀制造者，努力提高了航天器发射的成功率，例如“H2A”火箭近22次发射的成功率居然达到100%。2015年，一位美国政府前高官表示：“美军战略家最关心的要点之一是在太空领域的美日合作。”其原因显然在于当前美军急需落实宇宙空间的“维稳”，防止其严重依赖卫星、特别是依赖全球定位系统才得以发挥高度效能的军事机构和海空部队遭到对手反卫星武器破坏而瞬间陷入瘫痪与“黑暗”。(41)2010年，日本发射了号称“日本版GPS”的“准天顶”系统的第一颗卫星，并在2017年追加发射3颗卫星，预计在2018年4月与美国GPS投入共同使用，其定位误差只有6厘米，远远优于通常误差约10米的GPS系统。(42)

二战后日本航天技术“师从”美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发展起来的，(43)随着日本航天技术不断进步，在航天领域日本越来越从美国的“帮助对象”发展成为“合作对象”，并形成了三大合作特点：其一，合作非常紧密，正如日本外务省《日美宇宙合作》报告(2016年)称：“美日在宇宙领域的合作比起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宇宙领域的合作要紧密得多，也比美日在宇宙领域以外的科技领域的合作要紧密得多”；其二，双方各有所求，卫星与火箭等都是由数以万计的零部件构成的，大型火箭的零部件数目超过大型飞机(例如H-Ⅱ火箭的零部件数多达35万个)，美国需要在军民两用技术、零部件技术方面多利用日本，日本则需要在专门的军事航天技术、航天武器整机技术方面多依靠美国；其三，日本拥有众多的各怀绝技、“举世无双”的中小零部件企业，比如参与“H2A”火箭制造与发射的三菱重工麾下的中小企业多达1 000家，有日本专家称，现在即使是美国制造的火箭，如果不使用日本优秀工匠制造的零部件，其成功率也会下降。

三、太空军事化发展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新思考和新视角

从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至今，全世界累计发射了7000颗人造卫星，现在运用中的人造卫星大约1100颗。(44)这些卫星虽有各种用途，但占中心地位的是军用卫星，在冷战时期军用卫星占世界发射人造卫星的75%-80%。(45)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依然拥有最强大的开发和运用太空武器能力；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开发和运用洲际弹道导弹、军事卫星与反军事卫星等的太空能力；欧盟努力确保独立掌控最尖端太空技术以减少对美依赖；中国航天事业持续快速发展，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北斗卫星导航、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等重大工程建设顺利推进；日本借助先进的民用航天科技建立了包括卫星侦察、导航与通信在内的太空军事运用体系，安倍晋三公然表示自卫队的活动领域应延伸到宇宙空间(46)；以色列的“航空宇宙军”不仅运用着各种导弹和通信侦察卫星，还能独立发射国产人造卫星；印度正在开发可与导弹结合以对付(敌方)卫星的太空杀伤武器；朝鲜也在试验干扰GPS的反卫星装置。目前世界上拥有和运用卫星的国家或政府联盟的数量约有74个(47)，其中约40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卫星，8个国家能用本国火箭将卫星发射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争先恐后地抢占太空战略制高点，把利用和控制太空视为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21世纪世界正在走向“太空多极化”时代，有专家认为美、俄、中国和欧洲或可能在2020年成为“太空四极”。(48)在这种背景下，太空军事化发展将对国际安全产生何种影响，激发何种新思考和新视角，尤其值得密切关注和进行深入探讨。

(一)太空不再是无战事的“圣域”

一直以来，与海陆空相比，太空的军事价值较少受关注，迄今人类尚没有在太空战斗过，也没有从太空向地面直接投送过实际作战能力，依据这种现状，所谓“(太空是)圣域”学派的学者主张应该让太空成为没有战争的“圣域”(49)，其理由之一就是太空最重要的军事价值在于它可无视国界通过侦察卫星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监视，而这种监视构成了核威慑力的不可缺少的要素，或者说“监视力也是威慑力”，而保证“太空无战事”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保护太空作为“监视高地”的军事价值，避免监视卫星遭到攻击。与此同时，作为航天技术强国，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50)成为维护太空和平的最重要力量。然而，随着掌握军事卫星和反卫星武器等技术的国家日益增加，太空日益成为各国军事活动不可缺少的空间，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与盾的较量”日趋激烈。迄今为止，对太空的军事利用主要是通过C4ISR(51)(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对海陆空军事活动进行支援的“次要”作用，但随着军事利用太空活动日趋活跃，甚至出现了像美国那样对太空依赖到了“没有卫星等太空武器系统就无法展开军事作战”程度的国家，加之反卫星等“反太空武器系统”在世界范围日趋扩散，围绕“利用太空”的博弈将日趋活跃和激烈，而太空博弈焦点在于争夺“太空优势”，既要维护本国对太空的军事利用，又要妨碍敌对者对太空的军事利用，为此，在太空发生战斗(包括对卫星及其地面设施、对卫星与地面设施间的相互联系进行攻击)的可能性日益增大。(52)如果美国再次像在海湾战争等历次战争中利用军事卫星直接支援海陆空军的战斗，或在太空配置反导系统，就极有可能遭到敌方利用反卫星武器进行报复，形成地上战争与太空战争相互交错的复杂局面，致使地上战争的战火蔓延到太空。显然，太空已不可能成为永远与战争无干的“圣域”。

(二)太空军事化催生“天权论”美国正在谋求建立“太空霸权”

一百多年前，马汉引证英国在拿破仑时代战争中获得海上霸权的事实，来证明霸权国必须以强大海军控制海洋，以掌握制海权。(53)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预言“谁能控制太空，谁就能控制地球”。(54)如今美国有学者以务实和自信的态度积极鼓吹与“海权论”并列的所谓“天权论”(space power theory)(55)，认为随着有能力对太空进行军事利用的国家不断增加，美国的竞争对手也开始采用与其同样的做法将太空作为作战场所，为此，在将来的战斗中，美国与运用太空武器的强大敌对者很可能形成对峙，美国的太空战略需相应地从“加强利用太空的战力”为中心过渡到实施“攻势的太空控制”，按照“控制‘高地’者可控制‘低地’”的格言掌握“制天权”(56)，抢占作为终极“高地”的宇宙空间来控制地球，这当然会刺激他国发展多种反太空霸权的技术。

必须指出，美国图谋掌握“制天权”归根结底是要追求全球霸权的“立体化”和“多层化”。2016年12月，中国海军在南海附近海域捕获一艘美国的无人水下潜航器，这个事件进一步暴露了美军正研究在“七大洋”海底部署无人潜航器，形成“艾森豪威尔海底高速公路网”，使海底世界有朝一日可能会像海面、天空甚至太空一样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必争之地”。这促使人们意识到，本文所述的美国图谋掌握“制天权”问题正是美国欲实现其全球霸权与战略的“立体化”“四层化”(海底、海面、大气层以内的天空、大气层以外的太空)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太空军事化严重损害了“国家隐私”

在侦察卫星得到有效运用前，利用飞机进入潜在敌国领空进行侦察，既十分危险又可能遭受国际社会谴责。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秘密许可“U-2”高空侦察机进入苏联和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活动，但该机在1960年5月和1962年9月分别首次被苏军和中国空军击落。为取得高空侦察机进入他国领空进行侦察的“合法性”，艾森豪威尔早在1955年曾提出美苏互相开放领空建议，遭到苏联的拒绝。其后随着卫星技术发展，美国借口太空没有国界，改用侦察卫星代替高空侦察飞机对苏联军力进行侦察，再次遭到苏联的反对，直到1963年苏联由于自己也开发和使用侦察卫星，才改变了反对侦察卫星对他国进行侦察的立场。现在，美国运用的KH侦察卫星的分辨率已达到10厘米以下，利用雷达成像侦察卫星还能透过地表，发现藏在地下数米深处的设施。随着侦察卫星技术不断发展，太空正在成为越来越清晰地窥探他国“隐私”的高地，促使相关国家日益认识到太空侦察手段的情报价值，而且时刻不忘“防止被侦察”并进而推进反卫星侦察技术的发展。

(四)“太空优势”具有既强势又脆弱的两面性

目前，美国运用着四百多颗人造卫星(占全世界人造卫星总数的近半)，在军事和民生方面都高度依赖卫星。在军事方面，除去通讯和侦察卫星成为不可缺少的军事手段外，美军几乎所有部队(包括占美国空军飞机数量30%以上的无人战斗机)都直接或间接依赖全球定位卫星；在民生方面，从银行自动取款机到证券市场和电子交易等，卫星通信网络深入到美国等发达国家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意味着美国“高度的太空优势”也意味着“高度的太空依赖”，如果美国的太空卫星体系遭到干扰或破坏，美国的军事系统乃至经济社会将陷于瘫痪，这意味着对卫星依赖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对卫星破坏最脆弱的国家。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卫星破坏”有各种方法，除去击毁卫星本身(物理破坏)之外，利用无线电波干扰或利用反卫星武器的机械臂直接“俘获”对方卫星，都可能使高度依赖太空国家的军事、民生系统陷入极大混乱，而且电波干扰和直接“俘获”对方卫星也可避免产生太空垃圾。作为反“反卫星武器”的对策，美国于2007年开始实施“快速响应空间”(ORS)计划，构筑卫星的“立即(几小时之内)发射”体制，以便在本国卫星被击毁或破坏的场合立即发射“替代卫星”的能力，以增强太空武器系统的灵活性和恢复力。

(五)太空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截至2016年7月，美国战略司令部在地球轨道上追踪到的人造物体多达17 852个(包括1 419颗运行中的人造卫星)(57)，然而这些人造物体仅仅是尺寸大到足以被跟踪的物体，除此以外，在地球轨道上尺寸仅为1-10厘米的碎片多达67万个，小于1厘米的碎片多达惊人的1.7亿个(截至2013年7月)。(58)这些太空垃圾绝大部分是运载火箭和航天器在发射过程中产生的碎片、报废卫星的碎片、航天器遗漏的固体液体燃料、火箭和航天器爆炸和碰撞所产生的碎片等。对于航天器来说，撞上碎片会蒙受严重损害，特别是其太阳能电池板和光学望远镜更易遭到损害。截至2016年12月，已有5颗卫星与太空废物相撞。

现在，以反卫星武器击毁敌方卫星是妨碍或阻止敌对者对太空的军事利用的主要手段，然而攻击敌方卫星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行为，因为就算己方反卫星武器摧毁了轨道上的敌方卫星，必然导致产生大量太空垃圾，其影响难免波及类似轨道上运行的本国及同盟国自身的军事和非军事卫星。与此同时，太空环境遭到破坏意味着人类将面临“双重环境危机”：大气层内的地球环境危机与大气层外的地球环境危机。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肩负着维护太空和平、共享太空文明的使命与追求，理所当然地对太空战争秉持坚定的反对立场。然而，同地面战争一样，我们反对太空战争也要“以战反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密切关注加速中的太空军事化趋势，高度警惕某些图谋不轨国家准备太空战争的动向，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思维、世界眼光和国家责任，审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太空战略安全环境，做好必要的“太空军事斗争准备”；我们要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59)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实施独立自主与开放合作相结合的发展方针，尽快补足中国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短板”，在军事航天技术领域积极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3D打印、碳纤维等高新科技，努力提高太空武器性能、可靠性与性价比；在弹道导弹方面进一步提高机动变轨和网络化技术水平，使中国在洲际弹道导弹、军事卫星、反卫星武器等方面日益强大的“太空能力”成为保卫太空和平的最主要力量。

我们要从自然科技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角度，围绕美日等西方国家紧锣密鼓地推进“太空军事化和同盟化”对世界和平、国际安全、生态安全乃至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影响，展开跨学科的专业研究，提出中国应对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战争危险性的严峻挑战的国际战略与相应对策。

探索宇宙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中国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位于贵州省的世界最大望远镜能接收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中国航天科技力量正在积极推进探月工程，并计划在不远的将来探测火星、金星，再延伸到太阳系的其他星球，这对人类探索太阳系的形成、生命的起源乃至宇宙形成与演变的奥秘具有重要意义。但考虑到探索宇宙奥秘是一个长期性任务，是人类的共同课题，我们需要处理好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利益与书写太空探索辉煌篇章之间的平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探索深度宇宙空间方面，不宜全面铺开，事事争先，而应由近及远，以近为主，在继续探索深远宇宙空间的同时，将有限的财力、物力和科技力量更集中地投向应对太空军事化、应对未来太空战争的可能性等方面。

（注释略。查看完整版本请点“阅读原文”）

文章授权丨商务合作

请加微信同电话：13520537424

投稿请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