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湘静重读《古船》 | 改革时代的集体主义想象

文/陈湘静

张炜发表于1986年的《古船》是一个寓意丰富、话语杂糅的文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知识界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转向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时，这一文本反映了“反封建”的时代主潮。很多当时的评论家注意到了作品对“宗法制”“家长制”“封建主义”的批判，如蔡世连指出，作品揭示了与“宗法社会结构”相辅相成的“农民意识的文化心理结构”［1］；罗强烈指出，《古船》展示了“以小生产意识的面目出现的封建社会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2］。针对20世纪80年代这类批评的话语方式，新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做了批判性的反思，如贺桂梅指出，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话语将此前的社会实践表述为“封建主义”，将新文化的输入表述为现代思想的启蒙［3］，在这样的叙事中，集体经济中的农民成为了封建、传统的代表，而知识分子则成为引领他们走向现代的引路者。在这里，摆脱所谓“封建传统”的办法就是使农民从集体中解放出来，摆脱对于“家长”（也即基层干部）的人身依附，成为自由的个人，而这套“新启蒙”话语也适应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改革现实。

然而张炜的《古船》却与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形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比如一方面虽然它批判了四爷爷、赵多多等基层干部滥用职权压迫农民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它对作为资本主义原型个体的隋见素却没有太多欣赏。它也没有像其他改革小说那样呼吁个人从集体中解放出来，而是保留了对集体经济和共同生活的憧憬。小说最后让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抱朴管理粉丝大厂，还加入了对《共产党宣言》的赞扬，在当时引发很多讨论［4］。如雷达指出张炜没有更彻底地拥抱商品经济［5］，并认为张炜“偏执于道德化地评价社会生活”［6］。倪伟也指出张炜的早期小说对集体劳动有怀恋之情，“彰显了80年代启蒙主义话语内部的思想短路”［7］。

对这个角度的反思正是本文的切入点，“新启蒙”话语将集体经济与“落后”“传统”“封建”联系，将个体经济视为先进的生产力量，但《古船》却展现了个人、集体与干部间的错综关系，形成了与新启蒙主义的复杂对话。事实上，《古船》书写的80年代的经济现实是以乡镇企业为领军的农村共同体重建，而乡镇企业恰恰是在50至70年代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本身就显示了改革史陈湘静 | 《古船》与改革时代的集体主义想象与前改革史的复杂联系。这种联系显示在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诸层面，本文拟对这些层面展开分析。

《古船》设置了多个时间层面，当下层面讲述的是洼狸镇改革时期围绕粉丝大厂的经营和承包权展开的斗争，中间插入多个其他时间层，涉及隋、赵、李三个家族自土改以来几十年的纠葛，并由此勾勒洼狸镇社会的整体结构。这个故事极富隐喻意味：世代经营粉丝作坊的隋家，土改后执掌权力的赵家，精通技术发明的李家，可大致被认为象征三种历史力量；四爷爷赵炳是“封建宗法势力”的代表，为80年代“反封建”批评的矛头所指。如蔡世连所说：“四爷爷赵炳不仅是赵氏家族的最高权威，也是地地道道的洼狸镇的土皇帝。……赵多多则是他的武将，歪脖吴是他的文官，张王氏则是赋以他的权力以神秘色彩的巫师。这些人物的奇妙结合，便构成了洼狸镇盘根错节坚不可摧的治人集团，左右着洼狸镇的历史和洼狸镇人的命运。”［8］如吴俊所说，“小小的洼狸镇很难说不是整个中国大地在某种程度上的缩影”。［9］

此类对四爷爷的批评，将注意点聚焦在“封建”上，然而四爷爷并非封建士绅，他是本地干部赵炳，他的权力是在20世纪历史中获得的，“象河流中冲不动的顽石”，社会变化难以动摇他的地位［10］。当时的评论家宋遂良也曾指出四爷爷形象中的“封建文化”［11］。由这种观点来看，小说的叙事动力在于如何将洼狸镇从“封建—干部”中解救出来，让“古船”重新起航。

不过如果我们沿着“干部”这个范畴继续探索，对照一下50至70年代和改革初期对基层干部的书写，我们会发现为“反封建”话语所遮蔽的“四爷爷”的形象可能别有洞天。四爷爷是农民出身的基层干部，这类本地干部在50至70年代往往是开展农村工作所需的重要力量。李娜以《创业史》为例指出，基层干部“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是乡里乡亲、街坊邻居，既有知根知底的优势，又有各种传统、日常关系的牵绊顾忌”，因而优秀的基层干部往往具有“心回肠转”的品质，能在落实政策时充分考虑传统、习俗、情理［12］。程凯则通过分析周立波的小说指出，合作化运动需要“普遍、广泛触及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形形色色的家庭、人物”，而盖满爹、李月辉这样的本土基层干部往往富有人情味，深得群众信任，是“在基层政权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乡贤式”干部［13］。这里的“乡贤”一词显示了基层干部在乡村文化网络和社群中的重要位置。杜赞奇用“权力的文化网络”一词来指称“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14］，其中“文化”指的是“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15］。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发现四爷爷也有“柔”“慈”“恩”的“乡贤”一面。第六章，老隋家的隋大虎牺牲，张王氏主持法事，老隋家全部到场，这时四爷爷到来，他取香、燃香、深揖、静哀，隋母则“泣不成声，在嗓子里哭诉，‘四爷爷啊，大虎的事惊动了你呀！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16］“屋内屋外的人都长时间地不吭一声”［17］。在这个哀悼、肃穆的场面里，来自在职干部栾春记、李玉明的问候反显得流于形表，而四爷爷的问候则是集宗教、情感、亲属、权威于一身的大家长式的关心。四爷爷不仅慰问死者，也庇护生者，李其生在50年代被民兵吊打，四爷爷扔下奄奄一息的妻子，赶去将李其生背回来［18］。而当隋家的三个儿女被轮番抓去，含章险遭赵多多侵犯时，四爷爷为含章提供庇护。放在90年代的乡村叙事里，四爷爷几乎可被塑造成“白嘉轩”式的形象，但张炜很快给了反转——只有张王氏知道“四爷爷希望妻子欢儿快死，知道吊打李其生的那些人必定是依了四爷爷的意思”［19］；而四爷爷在庇护含章的同时也占有了她，而含章也不敢得罪这个“老隋家的守护神”［20］。至此“乡贤—干部”就转成了“封建—干部”。

然而四爷爷身上的“乡贤/恶霸”的两面性不仅体现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也直接体现在经济层面。据杜赞奇分析，在近代，乡村精英成为了连接国家政权与基层百姓的中介，他进一步区分了“保护型经纪”和“营利型经纪”两种角色，保护型经纪是“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任务”的经纪，目的是为了保护村庄共同体不被过度掠夺［21］，而营利型经纪则与乡村共同体脱节，利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22］。杜赞奇研究的晚清民国农村社会和新中国成立后有很大不同，但他的发现对我们理解国家、本土干部、农民三者间的关系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基层干部就担任了类似中介性的角色，这么看的话，“四爷爷”身上或许正兼有“保护型干部”和“营利型干部”两种色彩。一方面，他曾经虚报粮食产量，在改革年代让亲信赵多多持续占有承包权，榨取村民利益。另一方面，当饥饿真正到来时，他也努力与各种外部力量周旋，保护镇上人的利益——镇长周子夫没能从县委救灾会议上领回救援物资，被他当众打了一个耳光［23］；在得知邻镇人领回一车救济萝卜时，他果断带人拦路抢夺，救了镇上人的性命。

而这一保护者角色在不同时期的话语中，又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50年代末时，“保护型干部”常被批评为“本位主义”干部，即“只顾本队、本社、本乡、本县”而缺乏关于全局（国家）意识的干部［24］。这类干部常常会站在保护集体的立场上，帮助农民抵抗过度征购。有报告指出，在粮食紧缺时期，“生产队、生产小队……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25］。干部瞒产的问题在五六十年代的小说中很少得到直接反映，但在新时期的“反思文学”中，这类干部被刻画成为人民服务的好人。比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李家寨支书李铜钟在大跃进时为了救社员而私开国家粮仓，与只顾个人政绩、虚报征购指标的公社干部形成了对比。李铜钟被称为“国家的罪犯”与“人民的英雄”［26］，这种矛盾表明了基层干部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所处的暧昧位置。类似的“保护型干部”也出现在张贤亮的小说《河的子孙》里：魏家桥支书魏天贵在50年代末与社员合谋宰杀生产队的羊，又带领社员开垦“黑田”，对上瞒田瞒产，从而保住了社员性命；由于他一心为大队谋利益，“四清”运动时群众像铜墙铁壁一般保护他，以至于魏家桥大队被称为“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独立王国”［27］。

但从上面对四爷爷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到，在农村长期执政的基层干部如果私心较重，就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反对现代国家方案的“封建化”倾向，成为“土豪恶霸”一般的人物。而这类“营利型”干部也成为了80年代初经济改革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比如何士光的《乡场上》就刻画了穷人冯幺爸与村里“权贵”的冲突。曹书记具有分配粮食、送村民进管训班、指派人兴修水利的权力，而罗二娘的男人是食品供销站的会计，“这小小的乡场，好一似由这些各执一股的人儿合股经营的”［28］。而冯幺爸之所以能挺起腰杆跟他们对抗，是因为实行了责任田和商品经济。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中，田家祥汲汲营营谋求他在大苇塘村的统治，“他认为在大苇塘村，他的权力应当是无限的，毫无约束的”［29］，他渴望“像君主，可以支配一切、摧毁一切”［30］，但他的权力在实行责任制后遭遇了危机，因此他百般阻挠分田单干。

在这些背景下，张炜的小说就更易被理解。事实上早在《古船》之前，张炜的《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也反映了“营利型干部”的问题，不过他批判的是承包制下干部利用权力攫取利益的问题。在《秋天的思索》里，王三江利用他当年做大队长时的门路，使其承包的葡萄园大获丰收，但在分配时只从超产中抽出一小部分分配，对此张炜批判道：“创造它的人却天天弓着乌黑瘦削的脊背。而王三江一类的人……却生活得舒适而惬意（有目共睹），没有枯瘦，也没有晒黑。”［31］《秋天的愤怒》中，村支书肖万昌在经济权力之外更掌握了武装权力，伙同民兵队长、派出所长，对不顺从的人，或是派到冻土沟里干苦力活，或是在废弃氨水库里私刑处罚［32］。《古船》中对四爷爷和赵多多在改革年代攫取粉丝大厂承包权的描写，正是对经济改革中“营利型干部”问题的反映。

然而，对改革年代的这个新问题也应更辩证地看待：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进步意义在于打破干部对集体生产资料的垄断，使普通农民解放出来，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也是新时期“反封建”话语得到广泛共鸣的原因。但这种话语放到东部沿海的社队/乡镇企业上就不大适用，因为改革的启动需要对劳动力、土地资源和资本的组织，而社队企业与乡村社群共同体紧密连结，在人力组织和资源调配上具有优势。如《古船》里赵多多和四爷爷能靠威望迅速集结村社的零散资本、有效组织劳动生产、积极推动技术发明，并通过与地方干部形成利益共同体而获得制度便利。这种“强人+混合所有制”的制度形式既有效解决了劳力、土地、资本问题，也极大降低了从集体经济向私有经济过渡可能引起的巨大的“交易成本”，这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恰恰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秘密［33］。张炜在《古船》里通过对四爷爷这一“营利型干部/保护型干部”的复杂形象的刻画，抓住了改革开放初年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诸种活力与矛盾，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新启蒙主义书写，呈现出他对改革的复杂而独特的理解。

现在我们将讨论的重心转移到小说对这一“封建—干部”模式如何崩塌的叙述，这涉及对作品中解放力量的寻找。

小说里的“古船”以及 “城墙”“航海”“地下河”都是富有启蒙意味的形象。小说开头便交待，洼狸镇曾是古莱子国的故都，而“古莱子国有好多战舰”［34］，镇上的老码头曾是“东方一大军港”［35］，而60年代在洼狸镇出土的一艘古战舰证实了这一历史。近代的洼狸镇则有发达的航运和繁荣的商品经济，“‘白龙’牌粉丝驰名世界。宽宽的河面上船帆不绝，半夜里还有号子声、吱扭吱扭的橹桨声”［36］。但这段历史被埋没了，现在“整个大镇被一道很宽很矮的土墙围起来”［37］，直到80年代发生一次地震，城墙坍塌，古镇的封闭被打破；最后，随着地下河的发现，一度中断的商船航道似乎终于有了重新接续的可能。

这里粉丝作坊、古船、古代航道的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出现、在五六十年代又被讨论、并在80年代再次获得关注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38］。这一学说认为，在明代出现了工场手工业、货币地租、雇佣劳动、海上贸易等现象，但这一产生自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未能得到充分发展。80年代，对“封建”的批判再次兴起。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中国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而发展出了“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39］。金观涛的“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长期稳定的根源在于“宗法一体化结构”，其中宗法家族是封建国家的细胞，能在旧王朝崩溃之后成为重建新王朝的第一块模板［40］；他还认为突破超稳定结构需要接受外来文化、经济。这两种思想话语广泛出现在80年代的思想讨论及经济改革小说中，并被许多批评家使用，如雷达认为张炜的小说揭露了“封建政治意识——皇权思想、家长作风、人治统治等宗法观念在当代生活中的复燃现象”，让人“联想到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与再生的超稳定结构”［41］。宋遂良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震动古城墙赖以植根的土地，及早地把地下河开凿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改革”［42］。

但张炜超越了以上这些80年代的代表性思维方式。《古船》的结局是由隋抱朴这个《共产党宣言》的忠实读者执掌起了粉丝大厂的大权，小说里的解放指向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而是集体经济的再度复兴。不过这一远景在小说里暂时还很微弱，它只在小说结尾出现，并局限在抱朴个人的设想里。要认识《古船》带来的建设性、解放性力量，也许更应该重视的是小说为新共同体准备的原材料，即那些活跃的、解放了的个体性要素。

解放的个体性的第一个元素是欲望与生命力。在小说里，政治、文化的压抑被寓言化为对爱欲能力和繁衍能力的压制，老隋家三个孩子都没有婚姻和子嗣：抱朴在高压下失去了“胆气”，眼睁睁看着小葵另嫁他人；见素风流倜傥、气血旺盛，但因没有女人敢嫁到隋家而反复受到欲望的折磨；含章长期被四爷爷霸占，肌肤失去血色［43］。对这种压制的反叛者、冲撞者则是一群自然、肉感的女性。闹闹性格热烈而快活，对抱朴有着无法抑制的情欲；大喜则是一个丰乳肥臀的姑娘，为帮助见素复仇，毫无顾忌地破坏粉丝生产。这种爱欲个体的破坏性力量最突出地体现在含章的复仇上，含章在小说快要结束时将刀捅进四爷爷的肉体，这不仅是蕴含着反抗的复仇行为，也呈现为无意识的、疯狂的、歇斯底里的自毁和摧毁行为，带上了绝望的、激烈的甚至香艳的色彩，这就加强了在本能/压抑这个层面上的寓言含义，而四爷爷也暴露了他外强中干的本质，他虽然没被杀死，但也一下子被“去势”，他的统治也轰然坍塌。

若从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的标准看，这些女性很难说是个性化的典型人物：她们性格单一，心理空间也未被开掘，更像是一些现代主义作品里才出现的符号，发挥着召唤能量与情绪的功能，并凝聚成一种症候性的时代象征符号。这类象征着自然、生命与欲望的女性符号在80年代文学里频频出现，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里的黄香久、《小城之恋》（1986）里的“她”、《红高粱家族》（1986）里的“我奶奶”等等，其对立面都是压抑性的政治与文化。于是，她们与寻根文学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审美及寻根的文化批判有密切的关系。《古船》也有寻根的色彩，比如四爷爷和“长脖吴”身上散发的统治阶级的儒道文化就是腐朽压抑的，而这些女性则具有“反文化”的自然和本真。不仅如此，她们还召唤着一些更积极的浪漫派（男性）主体，形成发动新的历史叙事的契机。这就要涉及另一组解放性的个体要素——隋不召和隋见素叔侄俩。他们和闹闹、大喜一样有着自然、热烈、纯粹的浪漫气质，但不同于那些被观看的女性形象，他们具有主体的内在性与行动力，具备了十八九世纪成长小说主体的自我意识与对世界的野心。隋不召私生活肆意，“把洼狸镇的街道当成船板”，“酒沫子从胡须上流下来，直流到裤腰上”［44］。他年轻时就不顾家人阻拦出外航海，在水上漂荡了半辈子，“他一张嘴就胡言乱语，吹得没有边儿，说这些年可见了大世面，驾船到了南洋、西洋，领头的就是郑和大叔”［45］。作为镇上仅有的几个出去见过世面的人，他为这个封闭的世界打开了一个通往新世界的缺口，为新的改革主体准备了自由意志和冒险精神，并且具有对科学的热情（与李知常是忘年交）——这些都可以被放在19世纪浪漫个体的延长线上来理解。不过小说却将这一浪漫个体安置在民族传统内部（他成天念叨郑和航海的传奇，诵读《海道针经》）从而指认出一个深埋于中国文化深处的“航海精神”，这在更大的寓言层面上不仅与资本主义萌芽话语呼应，也与通过文化寻根重塑华夏的意图一致。

但隋不召在《古船》里并非推动叙事展开的主角，因为他虽一直在漫游却没有成长。欧洲成长小说里的主人公的成长和漫游以资本主义文明正在形成的制度环境作为依托，并以征服现实世界为目标，而隋不召一直游离在隋、赵两家斗争的外部。与此对照，隋见素更具备资本主义原型英雄的侵略性，心理状态更为复杂，而他也在小说展开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创办洼狸大商店、被赵多多雇佣、与赵多多竞标失败、抛弃大喜进城打拼、追求县长侄女、与港商合作被骗——都涉及与真实世界的碰撞、斗争或妥协，并且类似19世纪的欧洲小说，其斗争与妥协的内容都聚焦于财富。因此隋见素是最具资本主义个体色彩的，尤其是他作为占有性个体（possessive individual）的标志特征，即极端理性化，将外部一切资源内化为逐利的要素，甚至是“为恶”的勇气，通常辜负乡村姑娘的纯真爱情。见素抛弃爱他且有恩于他的大喜，追求对他的远大前程更有利的县长侄女周燕燕，这不仅是《人生》里高加林故事的翻版，也与《红与黑》或《远大前程》里的故事高度类似，而这一情节症候性地暴露了前资本主义的社群伦理在面临资本主义野蛮个体时的不安。所以隋见素身上确实显现出一种较为彻底的资本主义个体的力量，而当时的评论者雷达也认为见素比抱朴更能体现改革精神［46］。

但显然张炜不同意批评家的这个判断。诚然，哪怕是在19世纪欧洲小说里，由于总要承担一些在意识形态上装饰世界的使命，这样的雄心勃勃的个体一般也总会在故事的最后被惩戒，如《红与黑》中的于连或《远大前程》中的皮普，又比如《人生》里的高加林和《鲁班的子孙》里的小木匠。但这些主人公的失败基本都发生在他们世界之旅的末端，在他们的胜利充分实现（同时也与社群的伦理冲突达到最高点）后发生，并且哪怕被摧毁，这种个体的野蛮力量也不会从内部被否定。但张炜在《古船》里却让见素征服都市的道路忽然中断，而且是以“得绝症”这种“机械降神”的方式，这暴露了作者强烈的“叙事干涉”意图，甚至危害到了小说情节的逻辑合理性，仿佛作者丧失了叙事和摹仿的耐心，急于求助一种伦理上、政治上的安慰，这暴露了中国80年代改革文学话语的独特面貌，也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改革是否意味着要抛弃集体主义？张炜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就需要回到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老磨坊里的思想家，阅读《共产党宣言》的隋抱朴。

《古船》的主线故事围绕改革时期粉丝大厂的经营而展开，主要是隋见素与赵多多对承包权的争夺。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个矛盾不再是隋、赵两家的斗争，而体现为抱朴、见素两兄弟的分歧：在大喜替见素破坏粉丝生产导致“倒缸”时，隋抱朴用他的技术挽救了生产；隋见素要求技术员李知常停止为赵多多进行技术革新，抱朴则出面打消了技术员的顾虑；更关键的是，当见素提议与抱朴联手夺取粉丝厂时，抱朴明确说他和见素“不是一种力气，合不成一股”［47］；最后，当四爷爷让见素代替赵多多主持粉丝厂时，抱朴就成为了两人最大的敌人。抱朴认为，见素是和赵多多一样的“狠性子”的人，而“粉丝公司落在你手里早晚也是镇上的灾难”［48］。这是对资本主义占有性个体的否定，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可能给乡村共同体带来灾难的忧虑。当抱朴在小说最后当上粉丝公司的总经理后，他马上废除了“踢球式”管理方式，推动了机械化生产，展开集体主义的乡镇企业实践。这种实践似乎有一些乌托邦色彩，但确实也提供了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种选择，并且在当时具有政治经济的基础，所以在今天仍有重新讨论的价值。

我们先从“算账”谈起。抱朴与见素在经济和社会组织模式上的分歧体现在他们“算账”的方式上。见素对赵多多账目的计算，起初是为了揭露赵多多对集体经济的私人侵占：他算出整个粉丝厂的利润经过各项成本和提留的扣除后剩下十二万八千多元，而赵多多上缴给集体的金额只有七万三千多元，剩下的五万多元则落到赵多多囊中。这个算账方式在改革文学里发挥的功能是暧昧的，首先，虽然落入赵多多私囊的收入在制度层面是“非法”的，但在现实层面上却正是改革初期激励个人、搞活经济的一个有效手段［49］。第二，见素又是如何对待这一大笔截留收入的呢？从见素神经质的计算行为已可见出他占有式个体的经济理性，他势必会估算自己获得承包权后最大收益的可能性，这就能理解为何他要详尽地描述粉丝厂的提留和扣除：

他还计算了乡镇企业的负担——上级的派款、提留、税收、集资。从现实来看，80年代的确存在着乡镇企业非生产性开支过重的情况［51］，但这也说明了乡镇企业作为一种集体经济对地方社群的回馈义务。费孝通指出社队工业的优越性在于可利用农村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并能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自然资源［52］。在见素的计算中，对芦青河水的使用不计入成本，因为河水是“免费”的；另外乡镇企业之所以在劳动力价格上有优势（小说写到粉丝厂普通工人工资为每月四十六元七角，一年工资总支出仅为六万两千多元，占二百多万的毛利的比例很低），是因为农民是把乡镇企业的工作当作副业来经营的，这就使得乡镇企业很像“传统家庭手工业的扩大和集体化”，具有家庭手工业那种几乎不计劳动力成本的经济特点［53］。但如果说乡镇企业的价格优势来自于它与地方社群的紧密关系，那么乡镇企业也就应对地方负有回馈义务。

见素显然认识不到这一点。他虽然认定赵多多截留了大量收入，当他与赵多多竞拍承包权时也失败了——归根结底，他无法承受把大部分利润上交集体后、个人所得无几的结果（赵多多抵消高提留的方法则是掺入劣质淀粉）。但抱朴却是另外一种算法，他计算的是掌权者对镇上人的亏欠。在抱朴看来，粉丝大厂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