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是什么？
财富从哪里来？
地大物博就能创造巨大的财富吗？
为什么20世纪突现财富增长大爆发？
泡沫个个不同，破灭每每相似……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地大物博”的国家并不一定拥有更多财富。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拥有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匹配的金融创新体系，才是更有价值的。
当今时代，经济已经从“无商不富”过渡到“无股权不大富”，金融已然成为现代财富机器的核心引擎。
在《财富的逻辑》中，
陈志武教授详尽地分析并回答了一系列关于“财富”的根本性
问题，
列举中外金融市场泡沫，提供丰富的前车之鉴，透彻解析现代财富机器的运作机制，为投资者提供中肯的建议。
有理论、有案例、有分析、有数据，议题更丰富，解读更为深入、透彻，为普通人提供创富的可行性方案。
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前车之鉴，更让我们透彻地了解现代财富机器的运作机制。
陈志武
华人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原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曾获得默顿·米勒奖。专业领域为金融理论、股票、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他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担任学术总顾问的系列纪录片《华尔街》与《货币》，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
【文摘节选】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感谢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生产能力，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中国满足自己的吃住行的能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再为温饱而担忧。在这时，中国也在从生产制造型国家向财富型国家转变。
人类经济和非
经济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价值。
不管价值的创造方式是靠苦力，靠资本，还是靠无形的管理技能，靠“投机倒把”跨地运输，靠独到的“投机取巧”理念……这些都是道德的、受正面欢迎的致富方式。
只不过，在农耕社会甚至工业社会里，人们对价值只有狭义的定义，只把价值与温饱、衣食住行联系在一起，“民以食为天”的意思即在此。
也就是说，只跟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任何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不能行的自然就没价值。
所以，只有创造出“东西”的生产活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
正是出于这种农耕价值观，“投机倒把”的商人就成了“剥削者”，因为他们只是把“东西”从一地运到另一地，没有再生新的“东西”；
知识分子也没有创造价值，因为他们也没有制造任何有形的“东西”，所以才有“臭老九”之称。
这种狭义的价值观不仅在中国传统中存在，而且在近代之前的世界历史中也一直占主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在温饱的边缘挣扎了几千年，由于生产能力所限，一直没有产生足够的剩余，主流社会中的大众当然就没有太多物质消费之外的奢望。按著名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逊的估算，在公元元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50美元，平均一天 1.2 美元左右，在那种收入条件下，当然只有“生产”才是价值创造。到 1500 年后的明朝中期，仍然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生产能力稍有增长，人均收入相当于今天的 600 美元。然后，从公元 1500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 1820 年，中国人均收入基本没变，仍为 600 美元。
经过近 100 年的折腾，到 1913 年时，人均收入降到 552 美元。只要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 2 美元，人的诉求很难超出物质或者说“东西”，社会对价值的典型定义当然离不开“东西”。在连温饱都很难保证的情况下，没有剩余，自然就没有太多财富可言了。
从财富载体的变迁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一历史进程。亦即，生产收入有了剩余，有了“财富”积累之后，财富以什么形式保值并升值呢？以前，由于人类生产能力有限，财富积累微不足道，即使有一些剩余，
财富的载体无非是最为原始的土地、房屋和贵重金属，还有就是少量的信贷
。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里，连财富的载体也是以耐久性强的“东西”为主，一种“东西”越耐久，它作为财富载体的吸引力就越强，而像金融契约、证券、基金等这些非“东西”的财富载体只是在近代才发展起来的。换言之，从需求的角度讲，在过去人们总在为温饱生存而挣扎、没有收入剩余的时候，人们自然没兴趣在耐久的“东西”之外寻找更方便、流动性更好的财富载体了。所以，在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之前都还没有股票、债券等金融证券，就不奇怪了。
在西方，简单的金融证券最早出现在 13 世纪中期的意大利，但开始发展得很慢。到 15 世纪末，佛罗伦萨的富裕家庭的财富组合中，大约1/3的财富投资在土地，1/3在企业所有权，剩下的1/3在金融票据和证券中，那可能是人类最早以非“东西”形式承载这么多财富的地方了。16世纪后期，股票、债券在荷兰、英国出现新的发展，人类财富载体品种从“东西”进一步向契约产权迈进，越来越金融契约化、票据化。但真正从本质上改变财富载体，使财富载体金融化的程度大规模上升，还是 1780 年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事情，机械化生产大大提升了人的生产能力，不仅使穿、住、行所用到的东西供应量大增，而且使食物类东西的生产供应很快不成问题，农业也逐渐机械化。工业革命使人类的温饱问题不再是一种挑战。按照安格斯 · 麦迪逊的估算，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在 1700 年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 1 024 美元， 1820 年工业革命初期时为 1 232 美元，但到 1913 年时增长了两倍，上升到 3 473 美元。这些说明，在西方社会，财富快速跳跃的时期开始于 19 世纪，一下子，人类的生产剩余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财富积累猛增。随着财富规模的膨胀，
人们越来越感到土地、资源、耐用品作为财富载体的局限性太大，既没有流通性，增值空间又太有限
。对流通性更好的金融投资品种的需求自然就产生并快速增长了。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从 1913 年的 3473 美元上升到 20 世纪末的 25000 美元左右，另一方面，一场金融革命发生在美国，通过经济全球化，这场金融革命被推广到众多其他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
按汇率计算，中国人均 GDP 在 2006 年为 2042 美元，首次超过2000 美元。每天的人均收入超过 5 美元，在解决了吃穿住行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中国人的剩余收入已经越来越多。现代工业技术加全球化了的贸易市场体系，使我们的温饱安全已不再有问题，具备这种生产、制造“东西”的能力之后，以“制造东西”“种植粮食”为核心的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活动已不再是价值创造的主旋律了，这不是说不需要传统的“生产”活动了，这些“生产”当然是基础性的，是经济存量。
我们说的意思是，今后中国经济的价值增量不会再是主要来自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是来自金融交易、财富投资管理、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休闲养心等“服务”业。也就是说，在“生产国家”里，物质生存还是一种挑战，“东西”的“生产”是主要的价值创造途径；在“财富国家”里，物质生存不再是一种挑战，机械化的工业生产能力已超出了人的“东西”生活需要，如果再扩大生产，就会创造“负价值”，在这种社会，新的价值创造活动主要来自提供更好的金融安排，把人们各种未来风险规避好，让财富由更好的保值增值载体来承载，提供更多扩展人生体验的途径等。
表面上看，这些话太抽象，也似乎不言自明。但实际上，在实现从“生产型国家”到“财富型国家”的转变之前，中国社会首先需要转变“价值”观念，改变只认“生产”才是创造“价值”的农耕时代观念，改变过时的劳动价值论，否则中国社会很难在价值链上有实质性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