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唯一的花》来自日本男子天团SMAP，槇原敬之词曲，号称日本第二国歌，著名反战歌曲
2019年仅剩不足百天，所有的工商业者都很焦虑。如何从需求衰退中重建增长，如何从看不清的下行周期中发现机会，是所有人都面临的难题。
全球化的终结，技术进步红利的末期，富裕人口增长的塌陷，加剧了需求萎缩和分配失衡，贸易赤字让债务压力更加尖锐，全球开始进入存量博弈。在以重塑“分配权”为目标的摩擦过程中，各个国家不约而同的采取了类似动作：对内，各国积极参与对富人群体的跨国征税（CRS），对外，贸易保护提高关税以换取更大全球贸易收入的分配比例。 即便如此，极端主义思潮依旧盛行，试图将整个全球的资本分配主线，
从“市场主导”再次推向“暴力主导”
。
危机时刻，以史为鉴，以邻为镜，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才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环顾世界，有过爆发增长、
扛过衰退、经历过贸易战，有过极端主义思潮并保持依然繁荣的经济体屈指可数。
在
《
大萧条：反思1929
》 一文中我们总结过，美国面对1929危机其实给出了不太有效的政策，最后还是战争红利和得天独厚地理优势，或者说是命好让美国度过了难关。能够扛过危机而国际地位不下滑，重新走向繁荣，从个人角度和国家角度都值得参考的大国，亚洲只有日本。
研究日本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困难的。 一方面，
中日是海洋隔开的一组镜像，是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完美对比实验。另一方面，近两百年中，最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中日互相纠缠相互塑造，比如，辛亥革命背后的支持者有日本首相犬养毅，在甲午海战、占领东北和朝鲜以及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的军事力量实质上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经格局。
今天的日本比中国其实更传统更复杂，所有的经济问题背后，都是政治、文化、和历史的深度缠绕，无法做简单的展开。
如果要真正理解日本，首先必须抛弃主义的有色眼镜，基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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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洲的文明之光，日本文化在最近的一千多年不曾因战争中断，作为宗教领袖的天皇的存在客观上
保存了中国汉唐文明的海外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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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方和西方文明交汇的桥头堡，日本融合了神道教、西方文明、儒家文化，既是东方文明的海洋版本，也是西方价值的儒家解读，在整个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日本用文艺作品消化了种种冲突，文化百花齐放，社会出乎意料的平静安宁，连黑手党都都彬彬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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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快繁荣、最快进步、最快衰老的国家，日本不仅仅成功抵挡了泡沫经济衰退的压力，且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实验——如何应对全社会的老龄化和持续的通缩。
中国国内舆论曾经对日本极尽嘲讽之能事，文章标题多为“失去的二十年”。 其实，真的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资格走下坡路的。
上坡路好走，“殖产兴业”已经是最佳实践。下坡路难走，相当多的国家是根本没注意看见下坡就垮了，全球近200多个国家，失败的比比皆是，几乎全凭一口仙气吊着，混吃等死。南美的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50年代比肩美国，老天爷慷慨地赐予给了地球上罕见的自然资源，然而几个国家一路翻滚下行，堪称失败经典。 欧洲的边缘俄罗斯，更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全凭能源老本和苏联遗产续命。
正如赚钱的方式都是类似，亏钱的样子可是个个不同，下坡路上没有经验可循。日本走下坡路时已经世界第二，扛着老龄化、增长天花板和全球最大的地产泡沫找出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近10多年里每年捧回一个诺贝尔奖，满满新气象。
日本的成功并非没有代价，从明治维新之前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三次不同的社会思潮和与之配套的财富分配方式。
第一次，发源于明治维新。国家意识觉醒的日本从藩镇割据第一次成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启动经济改革。
第二次，走向极端化的国家叙事，支持军事扩张，刺杀民主化代表人物，
二战大挫败后，经济建设继续主导国家叙事的节奏。
第三次，叙事走向个体叙事，
经济泡沫破裂，老龄化，文化繁荣，个体叙事成为主流。
在国家叙事（言必谈国家，军事力量主导财富分配）和个体叙事（关注自己，市场力量主导财富分配）的两极切换中，日本付出了
几代人的生命、热血和蹉跎。曾经昂扬向上的几代人，推动了日本的巨大变革和高速发展，但如今遍地“平成废宅”，以至于民间戏虐为「明治养士，大正养国，昭和养鬼，平成养豚」，满满的失落和挫败。
但是，这样的代价值得吗，颓废真的一定是坏事吗？
明清以来，日本一直以中华为师，学习文化和治理经验，同时闭关锁国，以武士、商人、资本家和地主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上千年没有结构性突破。直到
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舰队强行驶入横滨。当时的佩里将军的舰队武力超过横滨港内的火力之和，震惊日本朝野，在武力胁迫下，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于次年春天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两港口，以及贸易最惠国待遇。被迫接入全球贸易网络的日本大开眼界，见识了西方文明，脱亚入欧的念头剧烈生长。
一个国家的命运和路线，与他们的人口结构密不可分。
1888年及之前的日本，是典型的海岛小国，农业艰难物产贫瘠，工业化和贸易为整个国家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人口处于快速扩张，整个国家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大量的新生儿，这样的人口结构，就是最好的革命土壤。
这个时候的日本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急于学习西方，所有的守旧势力被工业革命的威力所震慑，20多岁的年轻人往往就能影响国家走向。日本作为弹丸岛国，选择臣服先进生产力，确实是脱离饥荒和愚昧，进步最快的路径。相比之下，满清
戊戌变法也是向西方学进步，不同的是大陆国家的保守势力更强，失败了。
1871年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中）组织了著名的岩仓使节团，与大久保利通（右1）、山口尚芳（左2）、木户孝允（左1）、伊藤博文（右2）等重要官员组织了百人团队访问欧美，历时1年多，以求改革之道。
快速扩张的人口提供了成功的保障，日本不仅仅最快进步，更成了亚洲第一热血，拼搏到令人发指，从天皇到民众一起慷慨激昂推动“脱亚入欧，全面西化”，勇气与决绝让人惊叹，成果斐然。明治维新之后50年左右，日本就跻身世界列强，不仅仅经济蓬勃向上，更在军事上战胜了大清国、沙俄，组建了亚洲第一海军，军事存在覆盖了整个远东。在国家叙事的狂热氛围中，日本的民族自信心彻底爆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哪怕是世界第一强国，一切阻挡扩张的势力都会被铲除，哪怕是自己的首相。
作为日本立宪制度的总设计师——首相伊藤博文还是低估了日本年轻人的狂热，以及人口和文化因素导致疯狂军事扩张。一直以来，日本存在了上千年贫穷的武士阶层，幕府倒台后，这些年轻人逐步进入到军队体系，祖祖辈辈都是为主人抛头颅撒热血的，而且日本文化中并不怕死，追求像樱花一样的短暂而绚烂的人生。
更可怕的是日本文化中长期存在的“下克上”（げこくじょう）传统，身居下位的人在军事或者政治层面战胜或打倒了身居上位的那一方。用中国的俗语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造反基因。天皇高居一旁，看着幕府们从
镰仓时代开始一代一代的“下克上”，不断的武力夺权，新的将军弄死老将军。
这样的权力交替程序是野蛮的，本来伊藤博文计划通过政党雏形的“政友会”来逐步培育官僚集体，引导日本进入民主化进程，（李鸿章也有认同，后来的慈禧准备君主立宪也是受时代感召）但是，两场针对首相刺杀终结了民主化进程，并将日本带入了一条“激进热血”的军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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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已出任朝鲜总督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韩国刺客安重根刺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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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1月4日，“政友会”的新一代核心人物，主张对外和平发展的“平民首相”原敬被铁路员工中冈艮一刺杀（刺客后来被轻判，并加入日本军队）
本来，伊藤博文不会死。甲午战争一开始伊藤博文是反对的，他的东亚战略重心一直在朝鲜，致力于将“大韩帝国”转变为日本的属国，反对将日本卷入更大范围的战争。但是，陆军大军头山县有朋瞒着伊藤往朝鲜运兵，试图一举将清政府的势力从朝鲜赶出去，这一举动打破了脆弱的军事平衡，战争才打了起来。深受其害的朝鲜人也因卷入甲午战争，因此在哈尔滨发动了刺杀行动。
伊藤博文死后，缺少了鸽派的制约，鹰派的陆军大将山县有朋全面主导了日本军政大局。作为从基层摸爬滚打上位的长州藩军士，山县有朋凭着卓越的胆识，从倒幕维新一路晋升，成为日本对外战争的总指挥。他不仅仅推动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更一手建立了新的征兵制度、陆军幼年军校、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构成了整个职业军人体系，形成了一套从小孩到热血军官的全套生产线流程，成为当之无愧的“日本陆军之父”。
这些自幼与社会隔绝的军事环境下出产了大量无比忠诚非常优秀的的“职业军人”团体，比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等，陆续分配到陆军省、参谋本部和驻外情报机构锻炼，为更大的战争而准备，也为日本的狂热扩张埋下了巨大的地雷。
山县有朋谋篇布局宏大，以很低的军事代价帮助日本换取了巨大的战略优势，仅仅挑战大清朝的甲午战争就换来了2.3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几十年的财政收入，战争红利惊人。但是，热血驱动的政治系统是发散的，无法稳定到一个平和的社会状态，山县有朋一手建立的军校体系成了最大的系统漏洞。
虽然门生遍布朝野，这些从小脱离群众的军校毕业生们就头脑太简单了，仗着人多势众，仗着自己“爱国”，越来越热血，越来越冲动，越来越胡来。被发动起来的年轻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代表陆军派系的山县有朋死后，不同的军国主义势力暗流涌动，诸多法西斯组织在陆军和海军不同派系的军人团体中逐步成长——比如与孙中山关系不错的“黑龙会”。
当然日本军方并非铁板一块，陆军内部就分为统制派和皇道派，内斗不休，代表海军势力的萨摩藩派系也非常眼红权势熏天的山县有朋，毕竟曾经都是割据一方的军阀，谁不想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来壮大自己。海军系统利用伊藤博文留下的一个法律系统漏洞——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规定的“天皇统帅陆海军”，选择了被压抑被虚化的天皇结盟，将神权、君权、军权完美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战争机器。那些认为天皇不应该统帅军权的反对派，陆续被打成了“和奸”。伊藤博文曾经设计的类似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被军人的刺刀彻底摧毁了。
上层政治的变革并不足惧，更可怕的是民意的激发，贫穷的中下级军官（原来的武士阶层） 的行动，为整个日本的变化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1932年5月15日，日本昭和7年，11名日本海军少壮派军人闯入总理大臣官邸，刺杀了护宪运动领导者犬养毅首相，还袭击了东京警视厅、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和城市周边的变电所，史称“五一五事件”。
本来军官的行为只是单纯的恐怖主义，刺杀首相本该军法处理，但是，在审判前，一份由
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
被送到法庭，请愿书是由全日本各地的同情凶手的民众发起签署，请求法庭从宽发落。审判中，十一名军人拒绝辩护，抱着必死决心陈词，“弘扬”他们对天皇的赤诚与耿耿忠心，呼吁改革政府与经济。除了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十一位新泻县的年轻人寄来的。
他们请求代替十一位军官一死，并同时附上十一根手指表示他们的衷意
。
如此请愿，全日本轰动了。观众和审判官等都被感动而流泪，全日本为“爱国者”展开轰轰烈烈的减刑运动，国粹主义舆论达到最高潮，国家主义借机升级，对外扩张成为民众支持的主流。
这次轻判，为日本下层军人打开了一扇野心勃勃的上升之路，理想主义和个人利益的结合，不惜生命鼓吹战争，甚至不惜生命发动恐怖行动刺杀首相，军人们知道，人民群众会支持他们这些“爱国者”。
随着军方势力的不断强大，后来还发生了二二六兵变等更严重的事件，但整体看来从明治维新以来幕后影响日本政策的日本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全部让位军方，生产建设让位于对外扩张。二战中，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出任负责宣传教育的“文部大臣”，曾有名言：“物资不足，我们不怕！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列强不在话下！”
运送甲级战犯的大巴车上，前排左一为皇道派战争狂人
陆军大将
荒木贞夫。
他
主张天皇亲政，占领亚洲，决战苏联。
二排左一是东条英机
无可匹敌的群众运动越来越猛烈，就像没有起落架的自杀式飞机，上了飞机，就不可能活着下来。本来想退缩的山本五十六因为害怕被基层官兵刺杀，离开东京从海军部去舰队做司令，继续战斗。迫于美国压力想要从中国撤兵的首相近卫文麿，正逼蒋介石和谈，结果，热血志士们和武士阶层出身东条英机出面，说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出身贵族且贵为首相的近卫文麿只能辞职。更荒唐的是，最终的中途岛决战，只能由胆子大的陆军大将南云忠一指挥海军联合舰队，最终一败涂地。狂热，官僚化和疯狂的政治正确，加速了日本的战败。
二战结束后，人口结构的带来的群体惯性并没有消退，在军事上挑战美国失败后，这个国家又向另一个方向猛烈冲刺，在经济上再一次逼近美国，并希望买下美国，从经济上主导全球。
二战后，军事力量主导分配的时代戛然而止，经济建设成为时代主旋律。蓬勃的热血和快速膨胀的人口，加上越战和朝鲜战争的红利，日本又站了起来，对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急剧上升，从1970年的44亿美元，猛增到1971年的154亿美元，一年增长了4倍，迅速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
日本刚站起来，美国却扛不住了。一方面深陷20年之久的越战泥潭，另一方面，1973年和1978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和中东战争，让美国陷入滞胀。1971年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解体了，人们大量挤兑美元换黄金，欧洲的出租车司机们甚至明确表示不要美元。确实因为穷，美国人需要重建贸易平衡，改变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状况，强烈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提高日元汇率，同时，美国也与欧洲多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