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民】《司法服务保障基层治理案例手册（家事纠纷篇）》出炉，来关注这些典型案例→

如何为失能老人指定监护人才能真正平息监护争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人口结构中老龄化现象突出，以上海地区为例，2023年末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37.4%，高于2022年36.8%。围绕着失能老人的生活照顾、财产管理、人身安置及医疗决策等事务易成为家庭矛盾的爆发点，并进而因监护人人选不能达成一致而激化形成纠纷。司法实践中通常以指定复数监护人的方式确定失能老人监护人人选，但无法有效解决均争夺或均逃避监护职责等极端情况下老年人事务有效管理的问题，更无法有效纾解家庭内部矛盾、维持和弘扬良好家风。人民法院如何在指定监护人的同时避免激化家庭矛盾、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是老龄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面临的新问题。

老人严某某有赵甲、赵乙、赵丙三子女，老人自丈夫去世至本人患病住院前一直与赵甲共居生活。住院期间三子女均有看护，存折及证件由赵甲管理。老人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三子女就老人监护事宜存在争议，均主张他人存在不利监护的因素，自己最适于担任老人监护人，起诉申请由法院确定监护人。审理中，赵甲按动产、不动产等类别向法院报告了老人名下财产。三子女表示若自己为监护人，愿意定期公示财产和监护情况，接受监督，并由判决确定该义务。

2021年8月，法院判决指定赵甲担任严某某的监护人；监护人赵甲应当于每月5日前向赵乙、赵丙公示上一月度的被监护人严某某财产管理及人身管理情况。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对监护人人选存在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根据查明事实，严某某已经丧失了表达能力与辨认能力，既不存在已有的真实意愿亦不存在进行意愿表达的可能。目前赵甲、赵乙、赵丙均申请指定其为监护人，故法院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从中进行指定。

第一，实施侵害被监护人利益行为的认定与申请人的排除。赵甲、赵乙、赵丙均主张他人存在不利监护因素，但并未举证证明且对方存在相应合理解释，故认定各申请人均未实施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行为，且与被监护人之间不存在足以排除其监护人资格的利益冲突。第二，最便利履行监护职责各要素的认定。根据查明事实，赵乙并非居住在本辖区内，路途相对较远，相对而言难以及时代理被监护人处理民事法律行为及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及财产利益。鉴于被监护人人身及财产事务一直由赵甲管理，维持管理状况将有利于被监护人维持其生活状态，不致因监护计划的改变而造成不便。故法院认为结合交通条件、照顾现状及惯例，指定赵甲作为监护人最有利于被监护人严某某的利益。第三，设置监护监督保障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及近亲属知情利益。赵甲在庭审中表示若被指定为监护人，愿意为被监护人收入、支出及其他财产状况制作账目并每月定期向其他申请人公示，明确同意将该义务以判决主文的形式予以固定，该意思表示于法不悖，且能够实现透明监护、公开监护的效果，法院予以照准。

本案是一起兄弟姊妹争夺老年人监护权引发的纠纷。我国《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对于监护争议案件规范了审查要素，即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然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的具体认定存在一定立法空白，虽其后经《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九条予以填补，然仍存在明确审查路径、细致审查要素的必要性。换言之，如何理解两项要素的审查先后顺序及位阶关系，如何从监护履职角度出发认定最有利于确保老年人健康的监护人人选。同时除了上述适法难题，司法实践中兄弟姊妹等近亲属争夺老年人监护权的案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家庭矛盾进入司法程序后易演化成不可调和的零和博弈状态，从监护履职的可能性而言，忽视家庭矛盾的存在强行指定单数或复数监护人，极易导致监护人履职障碍，最终不利于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故而在确保监护履职效率的前提下，如何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家庭成员共同参与、进而纾解家庭矛盾，亦是我国《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中“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的当有之义。 

对此，建议如下：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人民法院为失能老年人确定监护人，应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出发，充分考虑交通条件、照顾惯例等因素，确保监护人能够及时代理被监护人处理民事法律行为及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及财产利益，尽量维持被监护人原有的生活状态，不致因监护计划的改变而造成不便。 

●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监护监督人，监护人可以通过为被监护人财产状况制作账目等形式定期向监护监督人公示，从而让失能老人得到最有利监护。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依法承担起监督职责，同时也应向被监护人亲属宣传监护监督的理念。在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构建监护人与监督人互相督促、牵制的模式，对于透明监护、公开监护极为必要，不仅保护被监护人合法权益，避免监护权滥用；亦能保障其他近亲属知情利益，可以以其他形式参与到老年人养老事务中，作为老年人权利保障的另一重要依仗；还能最大限度消解其他近亲属对监护人的怀疑与对立，便利于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十一条 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定监护人时，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具体参考以下因素：（一）与被监护人生活、情感联系的密切程度；（二）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顺序；（三）是否有不利于履行监护职责的违法犯罪等情形；（四）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能力、意愿、品行等。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监护人一般应当是一人，由数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也可以是数人。

《赡养协议》免除赡养义务，就真的无赡养义务了？

实践中，子女间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比较常见的。赡养协议增加了赡养制度的灵活性，是实际生活中解决赡养问题的有效方法。根据法律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实际上，子女赡养父母既是道德上应该遵守的孝敬行为，也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即使赡养协议的签订经过了老年人的同意，亦不能完全免除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赡养协议签订后，如果老年人身体、经济等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在子女有能力赡养的情况下，子女不应当以赡养协议已免除自己的赡养义务为由拒绝承担。

陈某甲的法定代理人陈某标与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均为陈某甲的子女，陈某甲的妻子已经死亡，2017年陈某甲经法院判决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陈某甲现每月的养老金为4,250元。证人吉某某出庭作证：每月保姆费6,000元，后增至人民币6,500元。依据陈某甲自2017年至2019年5月的个人历史账户信息查询表，其同期的医药费现金支付部分为12,808.45元。1999年，陈某甲与子女签订家庭问题处理意见（以下简称《家庭意见》），载明：……自陈某丁搬出后，父母的赡养、护理及寿终以后等全部费用及事项陈某丁全部不负担……在父母有生之年，有关生活居住的费用（房租、水、电、煤等）陈某标全部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家庭意见》能否免除陈某丁和陈某乙的赡养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虽然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本案中，《家庭意见》亦经过陈某甲盖章确认，但子女赡养父母既是道德上应该遵守的孝敬行为，也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任何形式的赡养协议都不能完全免除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故陈某丁对陈某甲的赡养义务不因《家庭意见》的签订而得到完全免除。况且，《家庭意见》签订于1999年，距今已有二十年，现陈某甲已近90岁高龄，且无生活自理能力，其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其所需的赡养费用有重大的变动。基于此，陈某丁、陈某乙亦应承担赡养的责任。此外，《家庭意见》中由陈某标负责的是陈某甲居住方面的费用，而非全部赡养费，陈某标亦否认其愿意承担全部赡养义务。综上，陈某甲生活所需在扣除其养老金后的不足部分及另外的医药费应由其四子女分担。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老人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如何处理好老年人的赡养问题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法律上，赡养义务是专属于赡养人对于被赡养人的义务，该项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是身份义务的一种。虽然赡养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但赡养人之间仍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赡养协议。赡养协议是赡养人之间就赡养义务的实际履行作出的事先安排，基于赡养协议产生的按份赡养义务之债属于赡养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并不当然拘束被赡养人。只有赡养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被赡养人的意愿时，赡养协议才可能有效。例如本案中，赡养协议中完全免除部分子女赡养义务的条款，就因违反赡养义务属于法定义务这一法律规定而无效。

同时，即使赡养人间订立了赡养协议并且经过被赡养人同意，赡养人在实际生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比如父母的身体状况发生变化致医疗费等支出增加，父母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等，仍有权要求子女承担与协议约定内容和份额不同的赡养义务。在被赡养人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要求对赡养义务进行再次分配时，赡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赡养人在生活、居住、医疗等方面的实际需要、被赡养人的收入情况、赡养人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在赡养费的支付方式上，既可以通过金钱的方式支付，也可以通过实物的方式支付。有多个赡养人的，各子女应共同承担赡养费用。同时，赡养义务的履行，也不限于经济上的供养义务，还包括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例如将被赡养人接到家中共同生活、经常探望被赡养人等。

综上，赡养协议是赡养人之间协商安排被赡养人赡养事宜的重要途径。在被赡养人的要求下或者经被赡养人同意，赡养人之间以及赡养人与被赡养人之间均可以达成赡养协议。但赡养协议属于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首先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根据其性质才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

对此，建议如下：

●赡养老人本应尊重老人意见。赡养人之间签订赡养协议，首先应征得老年人的同意。老年人在签订后知情的，也可以对赡养协议进行追认。赡养人之间对赡养义务有争议或者老年人提出要求的，赡养人或者被赡养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可以主持签订赡养协议，并监督赡养协议的执行。

●正确认识赡养协议的性质。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尊老爱幼的美德都不会因赡养协议的签订而消灭，我们应当认识到赡养问题不是简单的市场交易，有伦理、有道德、有法律基本义务的要求。认可赡养协议的效力，仅仅是尊重一定限度内家庭就赡养问题所作的协商，而赡养义务从不会因这种安排而被免除。因此，赡养协议应当避免完全免除部分子女赡养义务的约定。赡养义务属于法定义务，不得协议免除。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被赡养人未尽抚养义务、老年人婚姻关系变化、财产分配不公等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鼓励多种形式的赡养。基层组织日常要充分宣传赡养形式的多样性，鼓励子女从经济资助、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多个方面赡养老人，考虑老人的特殊需求；引导多子女家庭分工协作，共同照顾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