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学区房的问题又热起来了，有人说，如果清华北大的硕士在北京也站不住脚，买不起房，那学区房又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还是很大的，上了清华北大不一定能在北京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换个地方，比如那个流传很广的文章说的，回到南京，却是妥妥的中产，毫无悬念。同样的，上985高校不一定是中产阶级的充分条件，但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成为必要条件了。所以，买学区房人买的不是房子，而是给孩子预订一张未来的中产阶级的门票。
确实，即使你的孩子争气，能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考上985大学，也不意味着他未来能顺利地进入中产以上阶级。而不行了如果你处在社会中下层，那么你的孩子未来仍然处于社会中下层就是大概率事件。如果你现在已经跻身上流社会，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上流社会同样正在经历财富集中的过程，一部分现在的有钱人将来也会变成中产，乃至干脆沦入社会中下层。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的血统论固然不足取，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其实绝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是这样的，每个人的社会阶层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活着是否足够聪明、勤劳，而取决于你的父母为你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我们现在把这种情况叫做拼爹，多少还有点不满的意思。但也许大家没有意识到，绝大多数时代和绝大多数社会的人对此都是坦然接受的，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但这种对拼爹的不满在中国却是普遍存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经历过革命，中国人民是全世界唯一曾经胜利过的人民，平等曾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最朴素的价值，以至于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这应该是毫无疑问必须优先的价值，以至于我们失去的时候还有人为之欢呼而浑然不觉。直到发现不仅自己再怎么努力工作也没用，而且自己的孩子可以预见的未来也将和自己一样，才发现过去我们上当了。
平等曾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价值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平等就曾经在革命年代成为确切的社会现实。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微留下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有机会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命运、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其实大多数人都出自干部、教师、公务员家庭。在农村，能够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迅速走出农村的人，大多数也曾经是地主或其他社会精英阶层家庭。那些真正祖宗八代贫农的家庭，通过高考成为社会精英的，少之又少，乃至可以忽略不计。城市工人家庭的情况与此类似，真正祖宗几代人都是纯粹的工人家庭的，很少有人能够通过教育摆脱自己原来所处的社会阶层。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990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中间。今天，199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已经步入社会。如果你是在北上广工作，身边有大量这样的人，如果你稍微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他们中出身农村的少之又少，尤其是祖宗几代人都是纯粹的农民的家庭，如果刚好有人出身农村，多半他们家中在解放前曾经是地主、富农，或他们的父母中有人担任公职。而那些来自城市家庭的孩子，大多数也出自干部、教师、公务员、医生等家庭，而很少有人来自曾在1990年代经历了父母都下岗的纯粹工人家庭。
毫无疑问，这些90后的孩子，正是前面说的那些在恢复高考后通过高考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人子女。在这些人中，毛时代的记忆多半是痛苦的，甚至可能是暗无天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本身具有成为精英的能力，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也没用机会得到相应的机会，而只能与广大普通工农群众混在一起，充当体力劳动者。按照他们的想法，这是社会不尊重人才，不尊重人的能力，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改革开放之所以好，在他们看来，最好的地方就在于能够人尽其才，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接受教育过上与与自己的能力相匹配的生活。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真正来自社会底层的工农家庭，通过高考进入985名牌高校，从而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是出生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人。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中，来自普通工农家庭和社会中下层家庭的比例之高可以说既空前，也绝后。虽然即使在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中，占比例最高的也仍然是前面一代人和后面一代人的情况，即来自社会精英阶层的家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说法，一个贵族的养成，需要经历三代人，第一代人积累财富，第二代人积累文化，第三代人才能成为贵族。这就是说，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一代人一代人的去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革命只是剥夺了社会精英阶层的社会资本，但并没有剥夺这些家庭的文化资本。而这种文化资本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比普通劳动者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更重视。
如果你出自农村家庭，可能会体会更深。如果你上了好的大学，多半并不完全是因为你比你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更聪明、更刻苦，而是因为你的父母很少要求你参加劳动，而尽量让你把时间用在学习上，而那些在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和高中考大学中被你淘汰下去的那些同学，则多半多少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教育不如你的父母那样重视。
出现通过教育改变自身社会阶层的情况，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只有阶层分化，才有实现阶层流动的必要；第二是阶层分化还没有大到足够凭借父母积累的资本来改变子女所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教育仍然是相对公平的。很显然，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已经开始分化，但教育仍然是相对公平的，自主招生还没有开始流行，素质教育也还只是在媒体上鼓吹而没有付诸实行，那些好学校还没有完全垄断好的教育资源和进入好的大学的机会。
这显然是革命的成果。因为革命，所以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大家几乎都处在同样的起跑线上，父母还没有积累起什么能够影响子女教育的社会资本。也同样是因为革命，教育资源以相对平衡的状态分布，而没有完全向城市集中，在城市里也没有向重点学校集中。这就为那些出身普通工农家庭却天赋出众的孩子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窗口，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努力来进入更好的大学，得到更好的工作岗位，从而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大概就能明白文革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而且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废除了高考，改用推荐在工业、农业劳动中以及军队共奏中表现突出的年轻人来进入大学。因为，毛泽东意识到了，革命虽然打碎了原来的社会精英阶层所积累的社会资本，但他们的文化资本却在建国后的高考制度中延续着，而那些真正的工农群众并没有真正成为革命的受益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文革中，那些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的人，大多数也并不出自纯粹的工农劳动者家庭，而是拥有一定文化资本的家庭。当然，这个制度只实行了几年，就恢复了高考制度，而那些当年通过推荐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们并没有如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年代，他们反而成了既得利益者，而且千方百计地掩饰他们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
同样，那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虽然通过高考进入了中产阶层，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对他们的工农兄弟有太多感情，也并不感谢革命带给他们这二十年难得的机遇窗口期。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自己比同龄人更聪明、更能干、更努力，而且，他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将自己所获得的社会和文化资本用于培养自己的孩子。
即使如此，这些人中也出现了一些背离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人，虽然这个群体并不大。这一点在学术界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对上一辈学者来说理所当然的对文革的否定和批判，他们却不以为然。对于革命带给中国的遗产，他们也更为重视。而这些年轻人，在上一辈的主流学者中间，就成了一群离经叛道的人，成了违背常识的左派。
比阶层固化更可怕的是社会阶层下滑。相比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情况，中国社会还处在剧烈变动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金字塔化趋势尚未完成。这就意味着，一些目前已经跻身中产的人的孩子不仅更进一步向上的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向下滑落。绝大多数中产家庭所积累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并没有能力完全排除这一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教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