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春秋》学者继承中唐以来啖赵陆开创的新风，使《春秋》学最终摆落汉唐章句训诂的束缚，注重义理阐发；从各主一传、三传分立的专门之学，变成了“舍传求经”，直探圣人本意、三传统一的会通之学，进入宋学时期。同时，儒学发展至宋代进入理学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的学术思潮史就是一部理学发展史，所以两宋学术的各个门类都受到了理学的影响。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宋代巴蜀《春秋》学积极融入了“舍传求经”“以义理解经”与理学发展大潮中，在自身获得发展的过程中，对《春秋》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巴蜀地区虽偏居一隅，但在宋代，其《春秋》学的发展几乎与全国保持一致，甚至特征更为明显。现在学界一般以为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刘敞《春秋》五书
[刘敞《春秋》五书指《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说例》《春秋意林》《春秋文权》。]
开启了《春秋》宋学，这主要是因为二人在宋初经学变革中影响巨大。实际上，《春秋》宋学的形成并非只有二人之功，同时代的很多其他学者也融入了这个大潮，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巴蜀地区的黎錞、李尧俞、何涉、杨绘、宋堂等皆是其代表。黎錞与刘敞同为庆历六年进士，欧阳修在回答宋英宗关于蜀士的提问时说：“文行苏洵，经术黎錞”
[（宋）祝穆撰，（宋）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六五，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38页。]
，以黎錞为巴蜀地区经学的代表人物，石介、孙复“皆美其材”，韩琦也将其“召置门下”。
[（宋）吕陶：《朝议大夫黎君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六一，第74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黎錞著《春秋经解》一书“大率以经为主，不汩于异家曲说之纷纭”
[（宋）吕陶：《朝议大夫黎君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六一，第74册，第81页。]
，是典型的舍传求经之作，其《春秋》学在当时颇有影响，苏轼赞曰：“治《春秋》有家法，欧阳文忠公喜之。”
[（宋）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
李尧俞著《春秋集义略论》亦是辩驳三传及诸家之说，务求《春秋》经文本意。何涉《春秋本旨》、杨绘《春秋辨要》、宋堂《春秋新义》等都是这样的著作。上述表明，巴蜀《春秋》学者在《春秋》宋学的形成过程中拥有一席之地。
不仅如此，巴蜀《春秋》学者将“舍传求经”的理念贯彻得更为彻底，更具典型性。“舍传求经”的主要观点是：三传及其他注疏不是圣人所作，难免有各种失误，故在经、传发生矛盾时，信经不信传，不曲经以就传。由此，“舍传求经”并非是完全废弃三传及其他注疏，而是要树立《春秋》经的主体地位。然而巴蜀《春秋》学者崔子方、赵鹏飞则将“舍传求经”发挥到了几乎“尽废三传”的地步，其曰：
所书之事与所以书之之意，是非成败、褒贬劝戒之说，具在夫万有八千言之间，虽无传者一言之辩，而《春秋》了可知也。……今余非固薄三家之论，以为三家之论不去，则学者之疑不决，而圣人之经终不可复见。
[（宋）崔子方：《春秋经解自序》，《春秋经解》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第148册，第175-176页。]
然世之说者，例以为非传则经不可晓。呜呼，圣人作经之初，岂意后世有三家者为之传邪?若三传不作，则经遂不可明邪?圣人寓王道以示万世，岂故为是不可晓之义以罔后世哉?顾学者不沉潜其意而务于速得，得其一家之学已为有余，而经之明不明不问也。愚尝谓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
[（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序》，《春秋经筌》卷首，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经解》本。]
虽然刘敞也曾说过“《春秋》之书要在无传而自通”，但其重点在“非曲经以合传”，
[（宋）刘敞：《春秋权衡》卷一○，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经解》本。]
并非要尽废三传，崔、赵二人之说则是要完全抛弃三传，将“舍传求经”推到了极致。尽废三传有“疑传”过勇之嫌，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也不可能。但就最终摆落汉唐注疏之学，巩固、确立《春秋》宋学的主导地位来讲，这样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除从理论上推衍深化“舍传求经”，巴蜀学者还以文献集解的形式贯彻“舍传求经”的主张，并对之进行阶段性的总结，杜谔《春秋会义》便是这样的著作。此书先列经文，次列三传，再列诸家之说，最后述己之意。其汇诸家之说于一编“以待学者所以悉虑而研究焉”
[（宋）杜谔：《春秋会义序》，《春秋会义》卷首，《孙氏山渊阁丛刊》本。]
的做法，是其“不主一家”观点的最直观表达。其所列三十余家，除三传、杜预、董仲舒、何休、范宁、刘炫等外，其余大部分是中唐啖赵陆开启“舍传求经”先河以来的相关著作，主要有陆淳《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春秋集传微旨》，卢仝《春秋摘微》、陆希声《春秋通例》、胡旦《春秋论》、王沿《春秋笺义》、孙复《春秋总论》《春秋尊王发微》、何涉《春秋本旨》、杨绘《春秋辨要》、齐贤良《春秋旨要》、李尧俞《春秋集议》、朱定或陈洙《春秋索隐》、宋堂《春秋新义》、孙觉《春秋经社要义》等。杜谔将自己所处时代所能见到的“舍传求经”之作列于一编，并加以评断，可以说是对他之前“舍传求经”《春秋》学的一个小结。这样的总结无疑有利于《春秋》宋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春秋会义》所采三十余家，很多已亡佚，故其客观上起到了保存“舍传求经”文献的作用，为我们今天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置身于理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宋代的《春秋》学除具有“舍传求经”“会通三传”的特征外，不可避免受到了理学的沾溉，具有理学化的特征，巴蜀《春秋》学自然不例外。应该说，自从理学传入蜀地，巴蜀《春秋》学无论是经解著作、《左传》注疏，还是对《春秋》经传的史学改造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理学的烙印，以谢湜、赵鹏飞、李明复、家铉翁等四人最具代表性。
二程是理学的奠基人，在《春秋》学的理学化过程中，程颐是开其端的人物。程颐《春秋传》虽只有两卷，但其主张《春秋》为“穷理之要”
[（宋）胡安国撰，王丽梅校点：《述纲领》，《春秋传》卷首，岳麓書社，2011年，第4页。]
，在解《春秋》过程中，将“理”作为内在依据与评判标准
[按：最早将“理”的概念引入《春秋》学的是宋明理学先驱孙复，但其只是偶尔使用，未成系统。详参郑任钊：《程颐〈春秋传〉对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陈义初主编：《二程与宋学——首届宋学暨程颢程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9页。]
，并认为“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文集》卷八《春秋传序》，《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84页。]
。私淑程颐的胡安国发挥阐发程颐之说，将《春秋》定义为“存天理灭人欲”之书、“史外传心之要典”
[（宋）胡安国撰，王丽梅校点：《春秋传序》，《春秋传》卷首，第1页。]
，最终完成了《春秋》学的理学化。其实，除程颐、胡安国外，其他的一些学者也加入了《春秋》学理学化的进程，巴蜀地区的谢湜、赵鹏飞就是其中的代表。
谢湜，字持正，怀衣金堂（今属四川成都青白江区）人，为程颐在蜀中的高弟。程颐在《春秋》学方面对之期许很高，程氏在晚年谪居涪州时，曾作《与金堂谢君书》说：“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无书，故未能，……《春秋》大义数十，皎如日星，不容遗忘，只恐微细义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请推官用意寻究，后日见助，如往年所说，许止、蔡般书葬类是也。”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与金堂谢君书》，《二程集》，第613页。]
希望谢湜能协助自己完成《春秋》学著作的撰写。宋代蜀人李明复便认为刘绚、谢湜最得程颐之意，程颐《春秋》学“得湜、得绚后，又得安国，而其义昭著矣”，而谢湜“大抵说多本之颐，比刘绚极详细”。
[（宋）李明复：《诸家姓氏事略·谢湜》，《春秋集义》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5册，第182页上。]
谢湜著有《春秋义》24卷、《春秋总义》3卷，原书已亡佚，幸得李明复《春秋集义》大量征引与高闶《春秋集注》、赵鹏飞《春秋经筌》少量引述，可窥其梗概。从现存谢氏《春秋》学著作的条目来看，其吸收了程颐用“天理”来解《春秋》的作法，如解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曰：“王者与天同德，其所为所行与天同道，为父子、为君臣、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皆因天理而为之伦者也；为冠昏、为丧祭、为射乡、为食飨，皆因天理而为之文者也；为治政、为教命、为法则，皆因天理而为之训者也。”
[（宋）李明复：《春秋集义》卷一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5册，第217页下-218页上。]
天理成为人伦、礼仪、政教的最高原则。这样一来，理学的本体论完全融入了《春秋》学中
赵鹏飞，字企明，号木讷，绵州（今绵阳市）人，宋徽宗宣和间进士，生平事迹不详。赵氏师承何人已不可考，但其《春秋经筌》一书力图贯彻程颐“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的治《春秋》之法。而且他对此方法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故善学《春秋》者，当先平吾心，以经明经，而无惑于异端，则褒贬自见。……谓《春秋》无传之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固愿视经为的，以身为弓而心为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雁鹜翔于前，不眴也，三传纷纭之论，庸能乱吾心哉?庶有得于经，而无负圣人之志。盖《春秋》公天下之书，学者当以公天下之心求之。
[（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序》，《春秋经筌》卷首，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经解》本。]
“平吾心”“默与心会”可以说是“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的另一种表达，是要以修养工夫求《春秋》中的圣人之意。而“以公天下之心求之”，表明平心所要去除的就是私心，换言之就是去除私欲，较程颐说得更为明确，有了几分灭人欲的意味。可见，赵氏将理学的工夫论很好地引入了《春秋》学中。
从生活的年代来看，谢湜、赵鹏飞比胡安国稍早或同时，他们对程颐《春秋》学说的阐发与推衍，应该或多或少对胡安国有一定的影响。换句话说，正是他们的阐发，为胡安国集大成，完成《春秋》学的理学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李明复、家铉翁则在《春秋》学完成理学化以后，在理学化的《春秋》学研究中留下了巴蜀学者的印迹。李明复一名俞，字伯勇，合州（今重庆合川）人
[关于李明复的籍贯，另有两种说法。黄开国《经学辞典》与许嘉璐《传统语言学辞典》都以为其是今陕西合阳人，高凌飞《南宋安泽一鸿儒》（《山西日报》2008年4月8日）主张为山西安泽人。这两种说法都是误解了与合阳对应的今地名。对此，聂树平、赵心宪《〈春秋集义〉作者李明复籍贯略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有详细考证，可资参考。]
，宋宁宗嘉定间（1208－1224）太学生。李氏著《春秋集义》50卷《纲领》3卷，以集解的形式汇集周敦颐、张载、二程、范祖禹、谢良佐、杨时、侯仲良、尹焞、刘绚、谢湜、胡安国、吕祖谦、胡宏、李侗、朱熹、张栻等17家《春秋》学说
[按：《春秋集义》卷首《诸家姓氏略》漏收张载，但正文中有多处引用张载之说。]
。这17人中，周敦颐、张载、二程、范祖禹、谢良佐、杨时、侯仲良、尹焞、刘绚、胡安国11人均为记录“程子交游门弟子”的《伊洛渊源录》中的传主；剩下的六人中，谢湜亦是程颐弟子，且在《伊洛渊源录》刘绚“遗事”中记载了其解《春秋》呈伊川之事，其余五人则是二程再传与后学。由此可见，李氏所采为程朱理学一派学者的《春秋》学说，正如陆心源所言：
其书以濂洛为宗，故胡安定之《口义》、孙莘老之《经解》《经社》《要义》、孙明复之《尊王发微》《春秋总论》、刘公是之《权衡》《意林》、崔子方之《本例》《经解》、王晳之《王纲论》、苏颍滨之《集传》、吕居仁之《集解》、萧子荆之《辨疑》，虽全书具存，亦皆不采，盖一家之学也。
[（清）陆心源撰，冯惠民整理：《仪顾堂续跋》卷三《春秋集义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8页。按，“王晳”，原误作“王哲”，据四库本《春秋皇纲论》改。]
李氏虽没有对所辑录的这些《春秋》学说“断以己意”，但他辑录北宋以来理学诸儒的《春秋》学观点，采集的范围不只限于《春秋》学专著，而是“或讲他经而及《春秋》，或其说之有合于《春秋》，皆广搜博访”
[（宋）李明复：《进春秋集义表》，《春秋集义》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5册，第179页上。]
，在卷首的《诸家姓氏事略》对所引除张载外的16家的生平与《春秋》学基本观点和贡献、地位作概述，表明李氏是在以集解的形式对他之前的理学《春秋》学进行学统性的梳理与总结。李氏撰写此书的时间为宋宁宗嘉定年间，而这正是理学逐渐从庆元党禁时的“伪学”转变为官方认可之学的时期。这一方面说明了理学发展大势对巴蜀《春秋》学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巴蜀《春秋》学积极融入时代学术潮流，为理学《春秋》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家铉翁（1213-？），号则堂，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家铉翁生当宋末，理学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他的《春秋》学带有很强的理学特色。他认为《春秋》“皆圣人心法之所寓”
[（宋）家铉翁：《读春秋序》，《春秋集传详说》卷首，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经解》本。]
以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圣人心法之见于事者也”
[（宋）家铉翁：《则堂集》卷三《心斋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第321页下。]
“《春秋》拨乱反正，遏人欲存天理，见之始年者也”
[（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卷首《纲领·原春秋托始上》，清康熙十九年刊《通志堂经解》本。]
，与胡安国《春秋》为“存天理灭人欲”之书、“史外传心之要典”的观点别无二致。而且，家铉翁为“象山续传”，宋季奉使入北，羁留不返，最早将陆学带到北方，是北方学术圈和会朱陆的先驱
[魏崇武：《论家铉翁的思想特征——兼论其北上传学的学术史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
，他促进了理学化的《春秋》学在元王朝控制区域的传播。
上述可见，宋代巴蜀《春秋》学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融入宋代疑古惑经与理学发展的潮流，与其他地域一起促成了宋代《春秋》学的繁荣,并影响了宋以后的《春秋》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