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姚建华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一、我为什么研究数字游民？
2022年6月，我在观看“哔哩哔哩”上一段名为“数字游民旅居曼谷”的视频时，第一次接触到“数字游民”这个概念。当时，因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数以亿计的职场人士开始选择远程办公，这为数字游民群体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内卷化的生活感到厌倦，他们极力渴望远离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模式，追求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动态平衡。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数字游民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其数量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
根据国外人力资源网站“Localyze”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球英语社区已有超过3500万名数字游民，预计到2035年，该群体人数将超过10亿。与此同时，这种生活方式在各类媒体上的曝光度越来越高，社会影响力也在不断增长。例如，在小红书上，“数字游民”话题拥有近1亿阅读量。这些话题所展现的自由潇洒的数字游民生活引发了人们对人生的“旷野想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成为数字游民，希望以全新的体验来重塑自我，同时摆脱无休止的自我剥削和精神内耗。
“哔哩哔哩”上的“数字游民旅居曼谷”视频
非常巧合的是，当时我在学术研究中遇到了不小的瓶颈。从2017年开始，我一直深耕数字劳动这一研究领域，以外卖骑手、新闻从业者、数据标注员、虚拟恋人为研究对象展开了很多经验研究，发表了六十多篇中英文论文，出版了两套与数字劳动主题密切相关的丛书——“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和“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丛书”。虽然这些成果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感到自己陷入了理论对话和创新思维不足的困境。虽然我曾尝试从西方最新的先锋实践入手，探索公平工作委员会、平台合作主义等既前沿又具有很强现实性的议题，但总体而言，在数字劳动研究中还是难以突破劳动过程理论和“剥削-控制”的研究范式。可以说，研究越深入，我的内心就越迷茫。而当我接触到“数字游民”这个概念后，我敏锐地意识到，数字游民话题以及围绕这个群体而展开的学术研究，可能帮助我突破科研中的瓶颈，成为我新的学术成长点。
办公室中永远读不完的“数字劳动”文献
这主要是因为，数字游民是一个追求“在快乐的地方工作，到美好的地方生活”的群体。因此，一方面，从生产和劳动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这个群体是必要的——这意味着我之前的理论训练和学术积累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数字游民群体的主要特征是他们选择在不同的旅居地进行远程工作，享受美丽的自然环境，注重生活的体验感。也就是说，消费和休闲也是考察这个群体时不可或缺的面向。在某种意义上，消费和休闲的面向可能比生产和工作的视角更重要，因为对于大部分数字游民而言，“改变居住地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更是为了体验更加充实的生活”，因此数字游民群体生活方式的内核是休闲，而不仅仅是追求一份能够给他们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
作者在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参加端午节BBQ
我一直认为，如果不对消费和休闲进行系统性研究，那么劳动研究也将是片面和不完整的。在之前的研究中，我试图提出数字劳动研究应该从关注“劳动休闲化”转向关注“休闲劳动化”的观点，但总感觉自己并未很好地阐述清楚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然而，数字游民研究为我更深入地思考生产与消费、劳动与休闲之间的二元张力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一方面，系统和全面地研读与休闲相关的国内外经典文献，有助于编织一张较为完整的休闲理论知识网络；另一方面，从劳动与休闲的关系出发展开数字游民研究，将为突破劳动过程理论和“剥削-控制”的研究范式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二、我与数字游民研究：
从西方文献综述开始
确定了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目标，我立即投入相关文献的搜索和研读中。在西方学术界，数字游民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虽然发展迅猛，但相关研究成果总量上并不算太多。完成了大部分文献的精读之后，我尝试对这些文献和研究者们关注
的主要问题进行归纳和思考，并写成了研究综述，
从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社区营建这四个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切入，
对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进行了总体性的梳理和评述。概言之，数字游民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地理学、经济学、信息技术和旅游管理等。因此，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涉及众多学科的核心概念，包括但不限于：数字技术应用、生活方式、自由、流动（包括流动性和流动体制）、（元）工作、休闲、新自由主义、网络叙事、身份认同、纪律实践、社区建设，等等。我将西方数字游民研究的主要议题从4个扩展到7个，它们分别是：（1）数字游民概念的界定；（2）数字游民、数字技术与媒介实践；（3）数字游民、数字经济与知识劳动；（4）数字游民与政治经济学分析；（5）数字游民与工休平衡；（6）数字游民与自由流动；（7）数字游民与线上、线下社区的营建。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学术界对数字游民概念较为陌生，相关研究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截至2023年底，只有二三篇聚焦数字游民或数字游牧的学术论文。在进行研究综述写作的这段时间里，我持续追踪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将西方数字游民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译成中文，引介至国内学界，并将它们集结在《西方数字游民研究前沿》，该读本近期将由格致出版社出版。我希望借此全面、细致地介绍西方数字游民研究中最前沿和经典的文献及其作者，更重要的是，鼓励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进行学术对话，进而深入中国社会肌理去研究这一新兴社会群体，并以此来推动数字游民的本土探索与实践。
三、西方数字游民研究的核心问题：
数字游牧生活方式推广者网络叙述的商品化与浪漫化
特别感谢《开放时代》2024年第3期刊发了由我和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张艺啦一同编译的《
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商品化和浪漫化：网络叙事与职业身份工作的塑造
》。这篇论文由克劳汀·博诺（Claudine Bonneau）等三位研究者合作完成。它也是西方数字游民研究中高被引论文，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提出和探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数字游民通常被塑造为快乐的千禧一代自由职业者，他们摆脱了日常琐事，周游世界，在遥远的海滩上用笔记本电脑工作。那么，这种媒介形象是如何被形塑的？又是由谁形塑的？
作者的艺术家朋友想象中的数字游民
博诺等学者指出，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推广者（digital nomad lifestyle promoters，DNLPs）作为数字游民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上述媒介形象的塑造者，并以一种“我是如何做到的”核心叙事，传递职场建议和生活贴士，让人们相信数字游民不仅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任何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他们中的“影响者”会在博客和社交媒体账户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精心策划自己的游牧生活，以吸引读者和粉丝的关注和参与，积累品牌代言所需的受众和信誉，再通过产品植入、联合营销、赞助帖等方式获得收入。博诺等学者从商品化的视角出发，对DNLPs高度商品化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的反思——DNLPs的个人体验与叙事、自我品牌和网络资本的商品化彼此交织，使数字游牧生活转变为一种盈利模式。与此同时，这些商业活动几乎演变为一种金字塔式的销售策略，兜售梦想给下一批有志于此的人，从而为塔尖阶层的生活方式提供收入。而这些过程又与劳动力商品化紧密交织在一起，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更妙的是，三位作者提出，DNLPs网络叙事的商品化和对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浪漫化想象是紧密交织的。对于DNLPs群体而言，只有将他们的生活方式浪漫化，才能确保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引导蠢蠢欲动的数字游民对这种生活方式产生无限的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