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 | “实践家庭”的幼苗，是否能在中国土壤中茁壮成长？

最近十年来，家庭研究成为国内社会学领域的热点议题。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涌现了大量的经典研究，其中不少文本已成为国内各高校社会学专业的指定阅读文献。我们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 在面对中国家庭现代性变迁中所遭遇的种种变革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各类争议时，家庭研究业内尚且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似乎已成为中国家庭研究学术共同体的普遍共识。 针对当前中国家庭研究所面临的瓶颈与困境，很多学者结合当前社会变迁的新特征，从方法论意义上，提出诸如“新家庭主义”、“流动家庭”等家庭研究的新路径。笔者试图从经验材料中建构“实践家庭”的理论模型。

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家庭研究已发展成为一个研究议题广泛、学科体系健全的专门研究领域。 相比之下，国内家庭研究的议题就显得有些窄化，一些学者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对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探讨。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学术界将家庭看成是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共同居住在一起的社会生活单位。 学术界对于家庭的已有理解，显然已经不足以包含个体丰富的生活实践，特别是那些另类的非常态亲密关系实践更无法融入传统的家庭界定。在这一背景下，实践家庭的提出就是要提醒研究者时刻反思研究中对家庭的主观预设与理论框定。 实践家庭作为家庭研究的新方法，在方法论意义上强调以日常生活为本位，从个体的主体性实践出发，重新理解和界定家庭。 要想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家庭研究者对社会变迁与私人生活变革保持生活的好奇心与理论的敏感度。当前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已经涌现出诸如“拆分家庭”、“临时夫妻”、“同居”等形式的实践家庭，这些不仅是实践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形态，也是个体根据现实生活与需求的个性化实践。而且，当前已经有不同形式的实践家庭被纳入到学术视野，成为家庭研究的重要研究议题。

在东亚社会，家庭不仅是个体的私人生活空间，也是国家福利意识形态的基本单位，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承担着重要的工具性意义。 因此，在以往的家庭研究中，研究者更侧重于强调家庭的稳定性，将家庭视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在学理讨论中往往没有赋予家庭在研究中的主体地位。1970年代以降，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的崛起与新话语型塑，家庭研究开始呈现新的面貌。特别是，激进女性主义者提出最著名的口号“ 个人的即是政治的 ”， 旨在强调家庭不是一个纯粹的私人情感港湾，其内部充满了男女两性的权利不平等，家庭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推崇。

笔者借鉴和延续女性主义的家庭研究传统，赋予实践家庭在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以实践家庭为研究对象，从个体的实践性出发，呈现家庭内部的个体差异以及生活细节。 当然，这种研究策略对研究者本身也构成了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由于家庭生活很大程度上涉及个人隐私以及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那么，研究者如何在私人生活中寻找到丰富且典型的个案，又如何与个案建立信任的研究关系并搜集到经验材料，这也许是家庭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 第二个挑战是，以实践家庭为研究对象，并不等于研究视角仅仅停留在家庭内部的探讨。例 如，在国内社会学领域中，性、性别、家庭是三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再加上经验材料的缺乏，性在家庭研究中也就很少被提及，甚至成为研究中的缺憾。但其实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关系是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将其割裂开，实践家庭则企图打破这种学科边界，从一个更宽泛的跨学科角度展开研究。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通过实践家庭日常生活细节的主体性叙述与呈现，来构建家庭内部与深层的结构性变迁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