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故事。
林肯时代的美国，阿拉斯加还属于沙俄帝国，但沙俄久经战事，既缺乏资金，又无力经营大片的海外飞地，俄国精英们急于将这块没馅的包子兜售出去，思来想去，他们商定的第一个买主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收到这个消息会做什么，大家都拭目等待着，苦无决策的美国政府顿时被推上风口浪尖，花钱买吧，要花很大一笔钱，而美国的财政盈余并没那么可观，工程建设和福利发放都还缺钱。不买，又怕失此良机，不能再得。
此时，国务卿施华德果断拍板，以720万美金的高价买下了这片远离美国本土的苦寒之地，全美的舆论压力直逼施华德，骂他乱花国民的税收，不干正事。
平心而论，在当时，施华德的果断决策确实难以服众，因为阿拉斯加州远离美国本土，且纬度过高，自然条件恶劣，难以开发利用。
但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大量黄金被挖出，苦寒之地变成了青年人神往之所，美国人从中狠狠捞了一笔，西部淘金热到今天还是美国民众的谈资。
不仅如此，在冷战时期阿拉斯加作为美苏两强的缓冲地带，很大程度上为美国国家安全提供了战略保障。
若依了林肯时代的百姓之言，美国的损失绝不是一星半点，而是会失去走向强盛的积淀。在更多时候，政客比民众更有远见卓识和政治策略。忽视民众言论绝不是搞专制独裁，损害人民利益，而是为了百姓的长远收益。所以政治家在某些方面的自由权不能被否定。
对于于欢案，我想说法院有裁判权，不能被舆论所干预，网民们一叶障目，不能了解实情，且情绪激动，不能理性判断。
此案从被南方周末曝出，就有重重疑点，比如和判决书大相径庭的，杜志浩用生殖器蹭苏银霞的脸，杜志浩涉黑等。
但这新闻文字加工直接影响了舆情，万千网民一并起来质疑聊城市中级法院，质疑现有刑法和司法实践。大多数学者也援引所学为于欢开罪，甚至非专业的易中天教授也发文表态，认为于欢不仅是正当防卫，还算是血性男儿，见义勇为。
我们不能轻率地说网民和教授都是不理智的，但对于此次审判，他们的论断及认知都使人不敢恭维。鉴于此，我将从刑法典出发，以法律人的视角解读本案。
第一问：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
大凡情绪冲动下致人死伤的案件，在定性上多会遭遇是杀人还是伤害之困。本案也不例外：被害方及其代理人以被告人持刀连续捅刺致1人死亡2人重伤为由，认为本案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但控方认为，本案虽有死亡结果，但基于案发背景，应当定性为故意伤害。一审支持控方，认定本案属故意伤害。
由于在本案中，被告人犯罪前没有任何施暴心理与行动准备，加害行为属事发突然；在行为过程中，所持工具虽为可致死的水果刀，但系情急之中就地所取，并非可以选择，且正如一审正确指出的那样，被告人虽对多人实施了刺击，但对单个被害人没有刺击的连续性，足以表明被告人不持有致人于死地的杀人心态；在犯罪后，面对被害方仓皇逃跑，被告人没有继续追击，而是原地等待，束手就擒，也印证了被告人适可而止，不具有杀人故意。因此，一审将本案定性为故意伤害而非故意杀人，是合法合理的，不该受到质疑。
第二问：有无防卫前提？
面对辩护人关于本案系正当防卫的辩护意见，一审做出了否定回应：
“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遇对方辱骂与侮辱，但对方的人没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和其母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欢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前提”。
以上回应，看似有理，实则混淆概念，经不起推敲。一方面，在我国刑法语境下，防卫分为一般防卫与特殊防卫。就防卫的前提条件而言，一般防卫是特殊防卫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有一般防卫的前提不等于有特殊防卫的前提，但有特殊防卫的前提肯定满足一般防卫的前提。一审判决所否定的只是本案中实施特殊防卫的前提，但并未否定一般防卫的前提。因为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现实危险的存在只是特殊防卫的前提条件，对它的否定，不等于其他权益被侵害的现实危险也不存在。因此，在逻辑上，一审判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另一方面，在本案中，被害人的行为涉嫌对被告人方的四方面的权益的侵害：
（1）公司经营秩序，因为在公司里摆烧烤摊与喝酒吃烧烤、多人结伙闯入公司办公场所等属于扰乱公司经营秩序的寻衅滋事行为；
（2）人身自由权，因为存在确定的非法拘禁行为；
（3）人格尊严权，因为存在对被告人之母的当众侮辱言行；
（4）人身健康权，因为有过对被告人的殴打行为。
仅就（3）与（4）而言，一审判由基本成立。因为无论被害方对被告人之母所采取的是何种言行侮辱，也无论对被告人所施加的殴打何等严重，其均已终止于警察到达现场之时，在此之时，作为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已告终止。
然而，被害方并未因警察的介入而离开现场，也未停止其在办公室内的滋事行为和对被告人的非法拘禁状态，尤其是在被告人于欢试图随警察离开现场时，被害方还公然将被告人方拉回，将其置于继续拘禁状态。而寻衅滋事与非法拘禁都是不法乃至犯罪行为，其无疑属于作为法定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
综上所论，本案中，寻衅滋事与非法拘禁的防卫前提在警察出门后依然存在。一审以被害方无人持有行凶工具与派出所已经出警为由，只能否定已终结的侮辱与殴打行为作为防卫前提，而无法否定针对寻衅滋事与非法拘禁的防卫前提。
第三问：是否防卫过当？
不争的是，在具备防卫前提的情况下，无论所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反制行为，无论其造成的后果如何严重，反制行为都具有防卫性质。需要考量的仅是，防卫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
被告人母子在警察到来后并没遭受针对生命健康权的侵害，因而没有特殊防卫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遭遇非暴力侵犯的情况下所实施的反击行为造成不法侵犯者重伤、死亡的，应负刑事责任。
此案中，被告人在只具有一般防卫权的条件下，实施了超过限度的暴力反制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但正由于其具备一般防卫的前提，所实施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因此，其符合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
相应地，将被告人的行为定性为防卫过当情况下的故意伤害罪，当是一个不争的结论。
最后一问：如何判？
按照刑法规定与司法惯例，对于造成1死2重伤的故意伤害案，判处死刑是常例，死缓是例外。在本案中，一审基于被告人坦白认罪与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而对被告人从轻判处无期徒刑，表面看来似无不当。
然而，正由于一审没有认定于欢行为构成防卫过当，因而在量刑时根本没有考虑刑法总则20条第2款的规定。
根据刑法20条第2款，防卫过当的从宽处罚幅度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本案所造成的1死2重伤的结果过于严重，适用免除处罚显然不现实，适当减轻处罚当是二审应有之选择。一旦减轻处罚，二审的量刑大约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幅度内。
至今天，二审业已结束，虽尚未公布结果。但此案之纷争终落下帷幕，我希望此后的媒体报道能尊重事实，让正确的舆论引导群众。更希望中国的司法能在光明环境中推进，坚持发出理性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