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交行，十年尴尬

如果说，十年前的交行面临的是“上不去，下不来”挑战——往上，无论体量还是市场综合竞争力，均难与第一梯队的四大行匹敌；向下，作为第一家全国性股份行，交行骨子里似乎又有浓烈的国企作风，缺乏真正股份行的灵活性。

那么现如今， 交行已然是兵临城下，铁蹄声声。继2015年营业收入被招行反超后，今年上半年交行的净利润再度被招行超越。 对于大多数用惯了招商银行的80、90后来说，他们或许并不知道，这家和他们年龄相仿的银行，去年才过“三十而立”，而它即将全面超越的则是一家历经百年风云的老店——交通银行。

百年交行，世纪基业。这城池，还能守得住吗？

错失零售大风口

“最大的问题是战略模糊。” 一位资深银行业内人士如此评价交行近些年的发展。

令人唏嘘的是，当市场早已习惯把招商银行作为零售转型的样本分析时，鲜有人注意到， 十几年前的交行也曾提出过“打造一流零售银行”的目标。

2004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能只是极为平凡的一年。但对于交行和招行而言，却是一道零售转型的分水岭。

那一年，交行在忙着引进战略投资和筹备赴港股上市。在此期间，交行就提出要加快战略转型。事实上，在2004年引入汇丰后，交行就开始把零售银行业务作为发展和转型的重点。当年，曾长期就职汇丰个人银行部门的叶迪奇出任了交行的副行长，专门负责零售及个人银行业务的开发。

同样是这一年，招行时任行长马蔚华式力推零售业务作为转型路径，这也是招行正式将发展零售业务提升到战略层面，逐步推进零售银行业务管理体制和组织架构改革。值得注意的是，马蔚华当年被英国著名的《银行家》杂志列为全球银行界“2004年度希望之星”，也是当时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银行家。

而交行从战略摸索到确认，晚了两年。

直到2006年，交行才明确表示，在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时，将业务转型放在了相当的高度，提出“打造一流零售银行”的目标，并在自愿配置上给予充分倾斜。时任交行董事长蒋超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提出了一个“三年目标”：自2005年中开始到2008年中，三年之内，零售存款占到40%，零售贷款占到18%，零售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要占20%。

事实证明，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动荡，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海啸。而交行的零售业务转型三年目标也未能达成，三项数据均未达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益于零售业务转型的扩张，招行自2003年底至2008年底的五年间，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年均在同行中名列前茅。

至此以后，招行在零售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在转型的下半场更是抓住消费金融、信用卡和金融科技的风口。而交行，其战略却逐渐让人看不透。

从2008年起至今，交行的发展战略就改为了“两化一行” ：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零售”的字眼，逐渐从交行的战略规划中模糊。如果论国际化，交行的海外业务和国际战略均比不过中行，而综合化竞争水平，又难以与工行、建行匹敌。在过去的十年间，诸多股份行发力零售转型，以招行、平安、民生为代表的一批银行，弯道超车、来势凶猛。

数据往往是最具说服力的。自2013年至2017年，招行的利润增速一直领跑交行。2015年，招行的营业收入首次超过交行。今年上半年，招行的净利润也强势超越交行。

“四大行”梯队上不去，转眼却被股份行小弟们逐渐超越—— 交行这十年，过得颇为尴尬。

人才流失严重

“很少有人想跳槽到交行。”一位在从业近20年的银行老兵这般感叹。

这看似打趣的一句话，却无意戳中了交行近十年不进则退的痛点—— 管理能力较弱、人才流失严重。

在上市之初，交行就在摸索公司治理之道。当时，财政部作为交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约21.78%。汇丰作为外资，则按当时法规允许的最大比例顶格持有19.99%股份。在上市之后，如何保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党委会顺畅运转，这是交行面临的中国式公司治理难题。

蒋超良是交行筹备股改上市的第一任董事长，同时兼任党委书记，在任时间为2004年5月至2008年9月。“在国有控股企业中间设立党委，这是中国公司治理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2006年，蒋超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直面该问题。他指出，党委会是代表大股东利益，向董事会提出一些议案，经过董事会表决通过以后，由高级管理层去执行。在管理层执行中，由监事会依法监督高级管理层的执行是否合乎法律，董事层的决策是否合乎法律。

在2006年前后，随着建行、中行、工行、农行相继在A股和港股上市，国有银行股改基本落定。当时，国有大行的高管任命与调动，基本由中组部建言或决定。一方面，国有绝对控股的性质，让大行的高管任命充满了行政化特色；另一方面，在公司治理原则下，银行高管并未充分体现市场化原则，即按照市场薪酬聘请有能力的人，经董事会同意后上任。换言之，国有大行的高级管理层保证了国有属性，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专业性、业务能力就能完全匹配身居的岗位。

但是，中国式的公司治理问题不仅仅是交行一家面临的问题，其他国有大行也不例外。 从后来的实践来看，作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改造的银行，交行的真正尴尬在于，国有控股的体制让其不能与其他股份行一样灵活，在经营过程中，又缺乏明显特色，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均有较大提升空间。

“假的股份制。”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对此直言不讳。

2004年至今，交行历任四位董事长，分别为蒋超良、胡怀邦、牛锡明和彭纯；历任四位行长，分别是张建国、李军、牛锡明和彭纯。值得注意的是，尤其在近几年，交行的人事动荡颇为频繁。有媒体统计，过去三、四年间，交行密集流失的总行级别部门总经理以及省分行一把手，占比高达百分之二三十。

去年8月，交行前任董事长因身体原因不能履职，由行长彭纯代为履行职责。今年2月，在交行工作了近25年的彭纯正式出任交行董事长、委书记。今年6月，交行行长在空缺了四个多月后，终于迎来了接班人，现年55岁的原中行副行长任德奇出任了交行行长。

新的领导班子刚刚搭成，交行又迎来一番新气象。但留给交行的时间，似乎不太多了。招行和其他股份行正迎头追赶，来势汹汹。

世纪基业能否守住

如果说，近十年的交行整体发展不尽如人意，处境尴尬。 那么回首来时路，交行可谓是彰显大行风范，尽收功与名。

一百年前的晚清时期，政局纷乱，泱泱中华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外列强虎视眈眈，外商银行强势攫取中国铁路的筑路权，垄断国际汇兑，操控中国金融业。1907年，为了赎回被掠夺的京汉铁路主权，邮传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筹款赎路。1908年3月4日，交通银行正式开业。总资本1000万两白银，官股四成，商股六成，以官商合办形式运作。毫不夸张的说，交通银行诞生于中华民族存亡之际，为中国近代实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迈向新中国后，交行在商业银行中也一直扮演着改革先行者的角色，始终站在中国改革前沿。

1949年建国后，除香港分行继续营业外，交行的内地业务被并入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1987年，交行重新组建，将总部设在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2005年，在完成财务重组和引进中央汇金、汇丰银行战略注资后， 交行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在境外第一家上市的银行。

在交行成功登陆港股后，建行、中行、工行、农行才相继赴港IPO。

作为中国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同时也是第一梯队的股份行，交行在2007年5月又回归A股。彼时，1.45万亿元的冻结资金“挤破脑袋”争相申购交行股份，创下当时新高。机构与个人投资者对于交行的追捧与信心，可见一斑。

当初回归A股时，市场对交行的叫好声此起彼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交行与汇丰的联姻。除了近17亿美元的战略注资，汇丰作为一家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银行，为交行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技术、与国际接轨的服务理念和与众不同的创新精神。

单从管理架构上来说，在汇丰进入交行前，该行的公司股权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汇丰融入的新血液，则改变了公司董事会组织架构。例如，在新的董事会中，10名非执行董事中，有两名外籍董事，还有5名来来自美国、英国、香港等不同地区的知名银行家、律师、审计师和经济学家。这大大提升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联姻初期，汇丰曾高调表示“不是进来拿分红的，而是想成为外资和本地银行合资的典范”。时任交行董事长蒋超良也表示，“引进汇丰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一个主要的目标， 就是引进汇丰先进的管理、技术、人才和品牌”，在“引资”的基础上，侧重于“引智”和“引制” 。

如果以回归A股作为一个新起点，那么远眺今后的十年，交行的起跑线确实很高。纵向来看，交行已数次经过改组与重建，且股改之初已将不良资产剥离干净，上市之后能轻装上阵；横向来看，相比于四大行交行更早更快的完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且分布在发达地区的网点更多。相对于其他股份行来说，交行的资产规模和分支机构更是独具优势。2007年，A股上市之际，交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就是这么一手好牌，却被打得稀烂。

十年一轮回，如今又是新的起点。 在新的领导班子带领下，交行能否走出尴尬困局，市场期待一番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