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长假已过，各位读者，都没少吃酒席吧？
宴席之上，被劝酒了吗？喝多了吗？喝吐了吗？
反正小巴有个朋友，带着男友回长春老家，新人被长辈一通猛灌，最后吐到不行。另一位朋友的堂姐，在重庆办回门宴，席上有人来之前吃过甲硝唑，几瓶啤酒下肚直接告别了这个世界……
从东北到西南，劝酒陋习无处不在。有人说，劝酒的本质是“服从性测试”——看你愿意为我（们），为难自己到什么地步。
真是不服不行啊，老祖宗的“智慧”。
说起潜规则、潜文化，吴思老师的经典著作《潜规则》早已点透了这一切（也正是这本书创造了这个词）。本期咪咕悦读汇就来重读这本书，反思春节常见的另一种文化——红包文化。
我读过几本清朝人写的笔记，恰好知道一些百年前福建官场的情况。今年1月中旬，我在《南方周末》（2000年1月14日）上读到两篇描写当代福建官场的文章，题目是《贫困县的“红包书记”》和《另一起“红包丑闻”》。古今对比，迢迢暗递的传统浮现眼前。
报上说，“红包书记”丁仰宁在福建省政和县当政两年，收受红包一百多万元。当地向领导干部送红包已经形成风气，层层都在送，层层都在收。
另一篇谈到福建宁德地区官场的文章也说，红包的大小与官员的级别成正比，红包是权力运作的润滑剂，个人、单位、党政机关全都大送红包。
在红包的大小、作用和普及程度方面，今日福建官场与清朝官场没有明显区别，但在名称和递送技巧方面，区别却很显著，让人感觉到传统断裂的痕迹。
我想起了高阳先生在《胡雪岩》一书中写到的行贿办法。清朝官员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送某大官多少两银子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
收下银子后，字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完壁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
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字画价格的模糊性提供了安全性。字画店的老板也非常可靠，他只按规矩收一笔手续费。
我想，这些门道和规矩，都凝结着我们祖先千百年的智慧和知识，相形之下，现在的官员真是太俗太蠢太无知了。红包书记说现在的人送礼，经常在香烟、酒盒、果箱里藏钱，还送一些空调和微波炉之类的夯货。这再次表明了潜文化传统的断裂，似乎一切都要从头摸索。
从好的方面说，技巧的笨拙表明行贿发生的次数不多或时间不长。从坏的方面说，又表明这种现象的生存环境更好，官员的脸皮更厚，无须精巧打扮。即使将来打击得紧了，官员的脸皮薄了，其发展潜力仍不可限量。未来的监察官员们，你们任重而道远。
红包书记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恰好我也是那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同龄人，我深知他所受的教育是多么干净。所有染上“封资修”色彩的读物一概查禁，即使在大规模的批孔运动中也读不到孔夫子的原著。
领导们怕我们抵抗力不强，中了孔老二的毒。毛泽东主席想把我们培养为一代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我们整天读到的都是雷锋式的思想和行为。
我估计，这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清洗和建设，在切断传统的意义上比焚书坑儒彻底得多。颇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典籍尚且读不到，更何况关于官场潜规则的腐朽知识。这些年“沉渣泛起”，继承传统受到了鼓励，但我又不敢指望现在的官吏有那份能力或耐心去翻检古籍了。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如今的官员和整个官场根本就用不着翻检什么古籍，他们无师自通，与明清官场患上了一模一样的病症。持续数十年的决裂传统和培育新人的凶狠努力，居然只造就了一点行贿名称和技巧上的差距。
其实，现代人如果肯下功夫，关于官场运作实况的潜规则的知识还是可以找到的，明清野史中甚至还有如何走私，如何收买“海关”和“水师”（海军），如何处理不同走私团伙的利益冲突的知识。
走私者和受贿者学习好了，可以少犯“远华”案中的错误。监察者学习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扬汤止沸。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操心的领导人学习好了，更可以来个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覆辙。
我相信走私者是愿意学习的，这对他们有利。但是监察者为什么一定要学呢？许多人自己可以终老于高位，他们的后代可以拿一张绿卡，他们真有必要在乎这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吗？他们不在乎老百姓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整个民族的命运悬在个别几个人的良心上，乃是我们的悠久传统，十几次兜圈子的历史经验表明，老百姓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正如上文向我们展现的那样，鉴往可以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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