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的发展会颠覆经济学理论吗？
作者：叶复焱 供稿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候选人
研究方向：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
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的迅猛发展，会不会彻底颠覆传统经济学理论？相信不少人都有着此种困惑。近来，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女士、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先生、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等一些政、学界大佬齐发声，提出“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并呼吁要革新已有的经济学理论。
诚然，经济学理论因经济现象而起，随经济现象而变。然而，现代经济学理论大厦会随着“新经济”的发展而轰然倒塌吗？
不少学者均已提及，网络与信息技术革命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带来了许多新的特征，诸如边际收益递增（稀缺性消失）、供求关系失灵（价值理论受到撼动）、产权理论失灵（共享经济下的产权分离）、信息不对称减弱（信息对称下的经济）、货币政策弱化（利率失灵）、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熨平经济周期）、全要素增长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等等。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界就曾对“新经济”时代下的经济学革命产生过热议。
温故而知新。早在1999年，两位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Shapiro（夏皮罗）和Varian（范里安），集结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一书。在该书中，他们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网络经济中的“新特征”，例如差别定价、捆绑、价格信号、授权、锁定、正反馈、合作与兼容、网络标准等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该书在大陆出版后，著名微观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为此写过一篇书评。平新乔先生的大意是，从80年代至今，当代顶尖的经济学家Varian（范里安），Shapiro（夏皮罗），Laffont（拉丰）与Tirole（梯若儿）等已经就网络经济写出了一系列论文。说来不可思议的是，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早于网络经济的普及有10余年时间之久，而一些开创性的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理论又一次走在实践的前面，平新乔先生笑谈，“面对‘新经济’的叩见，现代经济学界如同一位在深山已经预先修炼了几十年的方丈，笑呵呵地道来：客官请坐，我等你已达50年了。”
大道至简。传统经济学理论依然可以笑看“新经济”现象。以滴滴出租、摩拜单车等共享经济为例，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非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容易理解，私有产权的权利束可以被不断细分并被交易，但这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私有产权的利益，增进交易双方福利。产权经济学大师巴泽尔甚至证明，一定程度的模糊产权能够更好地保护产权，“理性”的人们自然会在保护产权的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类似，“理性”的人们也会在分离产权束的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进而将个人的私有财产进行“最优化”共享。这就解释了共享经济模式、网络盗版等许多所谓“新经济”下的新现象。
再以天猫、淘宝等平台经济为例。不少人提出，微观经济学的定价理论在平台经济中已失效，因为平台方既是消费者也是供给者。但从产业组织理论来看，天猫、淘宝等平台经济是典型的双边市场（two-side market），其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价格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等特征。实际上，双边市场这一概念自1833年美国掀起的“便士报纸”运动以来，已有170多年的历史。而早在2003年，两位经济学大牛Rochet（罗切特）和Tirole（梯若儿）就曾发表过双边市场的平台竞争和定价原理的经典论文，如今引用率已超过3000次。或许，许多人会以为平台经济是新近现象，但殊不知，在“新经济”兴起之前，我们早已习惯于批发市场、百货商场、购物中心等这些“旧平台”。这些不起眼的“旧”平台并不比BAT等“新”平台逊色多少，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2016年的交易额达4.7万亿元。我同学曾在北京的一家商业管理公司实习，公司旗下的一家批发市场年交易额也能超过1000亿元，这规模放在“新经济”中也能算得上是“巨头”。
实际上，经济学理论的革新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研究范式（即内核）不变，而分析工具和概念变化。我们所熟知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成长起来的。在20世纪后半叶，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新产业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分支的登堂入室，非但没有撼动反而巩固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大厦。其二，研究范式发生变化，但研究的前提假设、分析层级，甚至是认识论、本体论发生变化。纵览经济学思想史，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曾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构成挑战，但最终都不免被纳入到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学院有一位从哈佛归来的老师在课上说，政治学大师亨廷顿为哈佛政府系开的文献清单经久不变，因为他认为，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仍未脱离霍布斯、亚里士多德等学科奠基人的研究视域。由此观之，自1890年马歇尔创立新古典经济学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又何尝能轻易脱离这一经典框架呢？
人们总是容易高估新鲜事物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新经济”的讨论，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同步于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根据我的检索，在1997-2002年间，学术界发表相关主题的文献达到30篇-40篇左右。其中，国家信息中心主任乌家培先生最早在国内引介西方的网络经济学研究前沿进展，可谓是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先驱和先锋。以乌家培先生为核心的许多经济学者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即需要重建一套经济学理论来阐述网络技术革命下的经济运行。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持有质疑态度。第一轮的争论持续了4年左右，到2002年以后，争论逐渐消失。此后，也有不少的研究论文零星发表。
近几年，随着BAT、TMD等“新经济”巨头的兴起，又唤起了新的一论的学术热议。毋容置疑，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会得到改进和完善，我们需要“发明”一些强有力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对那些诸如网络外部性、信息对称经济、免费经济等新特征进行解释。然而，谈及经济学理论的颠覆也许还为时尚早。正如Shapiro和Varian在书中所说：“如果你观察得当, 网络经济中的许多方面都可以在旧的经济中找到。”归因于庞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在“新经济”的竞赛中无疑已然领先全球，但这种优越感绝不应该羁绊我们的理性思考。理论创新之前，应做好文献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