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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来源于财经网，原标题为：《重温李光耀“优生学”》
1983年8月14日晚上，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表的讲话。李光耀在讲话中指出，
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
这次讲话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人们称那次讲话为李光耀的
“婚嫁大辩论”
。促使李光耀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原因，是放在他桌上的那份新加坡1980年人口普查的分析报告。
1.
生育“逆淘汰”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1980年人口普查的分析报告显示了两个令人堪忧的问题：首先，随着政府推行的“两个刚好”的计划生育政策，新加坡虽然已经把生育率降低了，却很不均等。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孩子越少；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孩子越多。
40岁以下没有教育资格的妇女，每人平均生育大约三个孩子，小学程度的妇女平均生育大约两个孩子，中学和高中程度的妇女平均大约生育一又三分之一个孩子，大学程度的妇女大约生育一又四分之一个孩子。
一句话，新加坡的生育状态属于“逆淘汰”。
李光耀相信，通过“优生学”，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得以增长。
其次，新加坡的大学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未能嫁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新加坡的女性都选择与学历比她们高的男性结婚，这叫上嫁；男性则愿意娶比自己学历低的女性，这叫下娶。最后，高学历的女性往往嫁不出去。
对于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李光耀认为再也不能不闻不问，而应该迅速加以干预。他大声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子女。李光耀告诉那些只想找漂亮女人却不看女方能力的男士，如果按照这种标准找对象，难免所生小孩外貌像父亲，智商像母亲。相反，如果找一个与自己智商、能力相当的女士结婚，就可能生养出和自己一样优秀的小孩。李光耀的两个儿子听从了李光耀的劝告，所娶太太都与自己的智力相当，其子女的智商都在140分以上。
2.
人非生而平等
李光耀相信有关科学研究得出的如下结论，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赋决定的。研究者曾到处寻找同卵双生的孪生子，不论年龄多大——20岁、30多岁或40多岁。他们检测这些孪生子的词汇、习惯和对颜色、食物、朋友等的好恶爱憎后得出如下结论：80%与天赋、遗传有关，另外20%与不同的环境、教养有关。
这就是说，决定智商高低的主要因素不是后天环境，而是先天遗传。
李光耀说，所有的宗教、道德、法律书籍都告诉人们，人人生而平等。但其实，
人非生而平等，永远不可能平等。
李光耀的上述观点无疑被批评为“政治上不正确”。李光耀回答说，他不关心政治上是否正确，他只关心实际上是否正确。
李光耀认为，不论是教人打高尔夫球，或是训练狗用鼻子嗅毒品，必须弄清楚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个人或那只狗是不是可造之材。曾有新加坡人把几条宠物狗送给训犬大队，希望把这些狗训练成会嗅毒品的狗。几天后，训犬大队把狗退了回来，说这些狗再训练三年也不行，因为它们不是那个种。
李光耀说，
人也是一样，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别给我耽误时间。
我们行动党政府的责任就是把那些行的人找出来，委以重任！
当记者询问新加坡怎样培养有领导能力的班子时，李光耀回答说，关键还是要找到有领导潜质的人。李光耀认为，管理者可以培养，但领袖不能培养。能否成为领袖，80%是天赋决定的。他说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80%是父母给予的。
3.
政府该做什么？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有关费边主义的杂志发表了一篇两个校长的讨论，说解决学生不平等的方法，是让最好的老师去教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因为聪明的学生可以自己照顾自己，那样就可以建立平等的社会。
李光耀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他们是要颠倒上帝所做的事。如果新加坡这么做，早就完蛋了。
李光耀曾是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贯彻机会平等，新加坡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努力栽培街头小贩、计程车司机及劳工子女成为工程师、会计师、医生。当时，新加坡政府预期，将会有六成到七成的学者出身自社会上教育水准最低的阶层。
但是，几十年后，结果是，受高等教育的人士仍然固守着他们的小阵地，十位学者中难得有三位来自低教育水准的背景。相反，高教育水准者虽然只占全国人口的两成，却制造出七成的学者。李光耀说，这是人生的现实，无法改变。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李光耀曾将12岁、16岁、19岁三个年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10%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
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孩子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
李光耀也公开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分析报告：大部分获颁奖学金负笈海外的优秀生，家长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些家长当中有管仓库的、做小贩的、驾的士的，也有当工人的。李光耀把这些数据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示，首100名最杰出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50%有一个从事专业工作的父亲或母亲。
由此得出结论：六七十年代那些奖学金得主的双亲之所以很多没有上过大学，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没有提供给他们上大学的机会。如果他们迟一个年代出世，身处教育普及和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贷学金可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按照李光耀的观点，“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再多的社会工程学或政府干预，也无法改变个人的人生命运。政府政策顶多让大家在起跑点获得平等的机会，不过却无法确保公平的结果。社会上一定会出现不公平的结果，能力较强者比能力较低者享有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李光耀认为：“不能因为这样就不让聪明能干的人出人头地。相反，解决办法是创造有利条件让最能干者可以大展拳脚，从而为大众制造工作机会，然后再重新分配盈余，让能力较低者受惠。”
当一个社会最有天赋的人不能得到很好的培养，不仅是这些有天赋的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
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认为，“当我们在那些有能力者身上投资时，这是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了这些人的个人好处。”
当然，政府在这方面也不会给有钱人的子弟任何优待，相反，每名学生，不论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都将在学业上公平竞争，以证明他们的能力。例如，1991年新加坡在自主学校就读中一的学生中，最优秀的25%的学生里有63%是住在组屋里，其中16.1%更来自三房或三房以下的家庭。这就是说，出身平常但能力强、肯用功的学生也同样有机会进入自主学校，得到政府的帮助，领取教育储蓄基金奖学金。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