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技日报综合中国科协、中国新闻网、中国科学院、北京科协、敦煌研究院、本报此前报道等
在中国人的心里
虎，代表着勇敢和无畏
在科技界
何泽慧、于敏、顾方舟、樊锦诗
......
这些属虎的老一辈科学家们
身上无不体现着
勇攀高峰、敢于创新的科学家精神
虎年到
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属虎的科学大家
- 1914年3月5日出生 -
杰出的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1931年，17岁的何泽慧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那个年代，能考取名校物理专业的女孩凤毛麟角。
但何泽慧一踏进校门，迎面而来的是一盆冷水。
那年，物理系一共招收28名学生，其中有10位女生。
教授们认为，女生学习物理难以学有所成，于是劝说她们转系。
这下，气坏了何泽慧，她据理力争：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性别条件？
“你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
1936年何泽慧清华大学毕业照。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最后，系里只好妥协，同意女生试读一学期，但成绩不行的话一定要转走。
四年的学习中，何泽慧不仅没有转系，还以论文全班最高分的优异成绩毕业。
排名第二的则是她的伴侣钱三强。
她与钱三强院士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更是科学上的合作伙伴。
何泽慧婚后加入钱三强所在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实验室，不久就共同发现了首例铀原子核四分裂径迹。
即使是如此重要的科学发现，何泽慧也认为“容易得很”；只要细致工作，“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
1936年清华大学毕业时留影。前排右起第二人是何泽慧，后排左起第一人是钱三强。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 1926年8月16日出生
-“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国家明确提出了加快氢弹研制的要求。
时间紧迫，氢弹研究还没有关键性突破。于敏和团队科研人员几乎时时刻刻都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直到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才终于有了一些眉目。为了验证方案是否行得通，于敏带领几十名科研人员赶赴上海“百日会战”。
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仅用五年不到的时间，于敏和科研人员们硬是靠着独立自主突破了核大国对氢弹理论技术的封锁，更用轰动世界的“于敏方案”为中国研制氢弹打开了一扇大门……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
1984年，于敏（右）与邓稼先在核试验基地。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需要！”“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20世纪90年代初于敏与夫人孙玉芹。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 1926年6月16日出生 -
著名病毒学专家，被誉为“糖丸爷爷”
顾方舟毕生致力于研究脊灰、开发脊灰疫苗、控制小儿麻痹症，被誉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也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
他曾说：“我用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1959年底，第一批减毒活疫苗在中国生产出来。动物临床试验证明，在猴子身上安全有效。但能不能用在人身上？需要用人来做临床试验。
顾方舟和同事一起，喝下了首批疫苗溶液。
一周后，顾方舟和同事们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疫苗对大人无害，对孩子的安全性又如何呢？“当时我儿子小东刚好不到一岁，符合条件。”顾方舟的口述回忆史中记载：“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去吃，这不大仗义。”
1961年，顾方舟与长子顾小东。图片来源：中国科协老科学家资料采集工程
“其实没什么。”顾方舟说，“我们是搞这一行的，心里有数，我不可能随便拿自己的孩子冒险。”事实证明了顾方舟的判断。
接下来500万份疫苗分发下去，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试用、检测。临床对比显示，活疫苗不仅安全，还能显著降低发病率。
为方便保存、运输、发放以及服用，顾方舟和同事们发明了“脊灰糖丸”。
1965年，“糖丸”在全国推广。各地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装冰棍用的敞口保温瓶，装着“糖丸”，一颗颗送到孩子们的手中。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原卫生部举行，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郑重签名，标志着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现场。图片来源：中国之声
- 1938年7月出生 -
著名考古学家，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1998年，樊锦诗受命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樊锦诗眼中的敦煌，是“一千年的古代艺术家的创造，他们默默无闻，给我们留下这么内容丰富的一份遗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石窟、壁画，总会慢慢衰老。她想尽办法给那些珍宝“续命”。
1999年开始，来敦煌的游客们多了，樊锦诗既高兴又担忧，因为“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2011年8月，樊锦诗检查加固后的莫高窟北区洞窟。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她开始四处奔走，提出要“限流”。
樊锦诗和同事们在参观洞窟的路线、洞窟开放的条件等方面，制定了详细标准，改变了以往单一参观洞窟的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我们作为一个成功案例，向全世界推广。”
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构想，包括要为莫高窟建立数字档案，将洞窟、壁画、彩塑，以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等等。
樊锦诗用紫外线灯在454窟调查壁画题记。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