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看上去，俄罗斯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战略战术来执行它重建昔日辉煌的根本目标，并且不可谓不有效——华盛顿陷入混乱和内斗已经不是一两天，而全球范围内，右翼、民粹、排外主义、反全球化乃至新冷战都不再是陌生名词。俄罗斯成为所有媒体的头版常客、所有国家的假想敌、所有问题的始作俑者——无论具体归因是否正确，现状已然如此，而如此国际环境又反过来证明莫斯科四年来对抗政策的合理性与正确性。这能否算是普京在他即将结束的第三任期内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答案或许是肯定的。
但作为代价，等待着俄罗斯的不止是更多的对抗。无论普京在发表他关于克里米亚的历史性演讲时是否已有设想，事实证明它最终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俄罗斯正在陷入某种困境当中，尽管尚无法断言造成这一局面的是其他国家，还是莫斯科自己。
普京与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 来源：克里姆林宫官网
2018年2月7日深夜，一支数百人的武装小队袭击了叙利亚代尔祖尔省美军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共用的驻地，美国随即进行了猛烈回击。一周后，这次夜袭事件的细节才逐渐浮出水面，当晚死于美军报复的百余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雇佣兵公司“瓦格纳”的俄罗斯雇佣兵。由于事后双方同时选择了低调处理，将事态控制在了只是一次意外（或许还有误会）而不能算是美俄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的程度，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发生于俄罗斯第三次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两个月之后，并且，按照媒体掌握的消息，这家私人雇佣兵公司的老板事实上与俄罗斯权力高层关系匪浅，在某些场合甚至可以代表普京。
这种“非正式”军事操作手法无疑令人联想起名义上俄罗斯从未参与过的乌克兰东部冲突，也是在第三次宣布撤军后的这两个月里，俄罗斯空军多架飞机在叙利亚坠毁或遭击落，数量甚至还超过了撤军之前。
答案呼之欲出：俄罗斯的真实卷入程度远远超过了它愿意承认的范围，尽管俄军在叙战果有目共睹，但要从叙利亚撤军，只怕早已不是听上去那么容易。
在另一边的乌克兰，俄乌之间的长期僵持已是既成事实，经历了两次明斯克协议和无数场诺曼底四国谈判，仍无任何人能够断言出路何在。随着时间推移，双方各自核心诉求的实现希望都越发渺茫，俄罗斯难以靠局部战争拖垮基辅政府，乌克兰也无法使用武力夺回克里米亚。2017年4月，欧盟通过了对乌克兰的免签法案，刚刚过去的3月10日，北约也同意了乌克兰的观察国身份，在俄罗斯的角度而言，这场原本旨在牵制乌克兰向西脚步的战争的最大目标其实已经落空。俄罗斯支持的两个“人民共和国”连月来政局动荡，每一次政治变动都被外界解读为俄罗斯试图抽身的信号——对很多观察者来说，俄罗斯放弃在东乌的代理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无论莫斯科究竟出于何种考虑，直到目前为止，这依然没有发生。
即使是对今天需要外部敌人的俄罗斯而言，陷入战争也仍然是危险的，更危险的则是无法从旧战争中脱身的同时，又持续需要新的外部刺激。乌克兰从普京国情咨文中消失已有三年之久，叙利亚又已被反复宣布撤军，一个自2014年开始就被评论界讨论过无数次的问题如今仍然摆在俄罗斯面前，因为除此之外，国家始终没有找到其他能够营造积极形象的方式——这个问题便是：下一个打谁？
在硬币的另一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普京在访问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Budker核物理研究所时与学生会面 来源：克里姆林宫官网
3月1日的国情咨文当中，与长达42分钟的导弹演示视频相比，普京一共花了15分钟时间来谈俄罗斯经济，又花了另外3分钟来谈贫困和收入。对这短短三分钟的事实核查得到了十分尴尬的结果——普京在提到贫困问题时说，俄贫困人口共2000万，较此前有所下降，但事实上，更精确的数字是1960万，较之他第三任期开始时的2012年已增加了420万，且“脆弱人群”——可能落入贫困线下的群体——人数还在继续增加。
这是俄罗斯在经历了西方制裁与油价腰斩的双重打击后的第四年，从统计数据上看，2017年俄罗斯经济终于摆脱了衰退阴影，恢复了1.7%左右的慢速增长。总的来说，俄罗斯经济似乎已经适应了制裁，但持续走低已降至十年来最低水平的出生率和持续在下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共同表明，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场危机远未到头。
世界银行对俄罗斯经济增长机制的具体分析甚至给出了更为悲观的结果，2017年的增长“在构成上类似于危机前时期，主要受采矿业与非贸易部门驱动”，换言之，这场风波并未给俄罗斯经济结构造成太大改变，石油与军工产业依然垄断着本就不多的增长点。
俄罗斯人对此并不陌生，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正是步步攀升的油价使得俄罗斯经济保持着7%以上的高速增长，也帮助普京完成了他执政期间最重要的经济成绩单——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五年内翻了几番。然而，经济结构的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是被油价的迅速增长掩盖了。到制裁出台前的2012和2013年，石油红利开始耗尽，经济增速以每年2%左右的速度递减，即使没有制裁因素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已经预测俄罗斯将进入零增长时代，而当时的国际油价甚至还在三位数以上的高位。
3月15日，普京在Russia – Land of Opportunity论坛上演讲 来源：克里姆林宫官网
理解俄罗斯需要经济改革并不难，但考虑到能源与军工这两大支柱产业几乎已被国企完全垄断，而正是来自这两个产业的国企老总们构成了普京统治精英圈子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转移经济重心、开放市场竞争等原则为前提条件的经济结构改革，在政治上并无可操作性——至少对于普京时代而言，这一点已经注定。
经过了过去二十年的磨合与调整，今天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与其政治结构早已经成为同一件事的一体两面，任何一点修改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权力体系中，个别的人事变化固然始终可能，但细究起来，这一切人员变化的宗旨更像是为旧机器更换螺丝钉，目的是确保它继续运转，而非试图改造它。最近两年，普京用更年轻的忠实下属——大多出自安全部门——替换了大批政府旧人。
以2016年“国民警卫队”的成立为标志，普京在关键职位的选择上则日益显出私人化和非正式化倾向。就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一夜之间权力凌驾于俄联邦安全局以及全部强力部门之上的伊戈尔·佐洛托夫原是普京的保镖队长，而刚刚在叙利亚掀起巨大风浪的雇佣兵公司“瓦格纳”的神秘老板叶夫根尼·普列格任则据称曾是普京的厨师——他同时也是“信息战”中枢之一，办公地点位于圣彼得堡的“水军工厂”的幕后人物。
普京与佐洛托夫 来源：wikimedia
更多身在经济领域中的真正的统治精英集团二十年来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甚至已经开始内部代际传承。俄各大国企银行董事会坐满了“二代”，已经不是秘密，2018年1月刚刚获任“Promsvyazbank”银行董事会主席的彼得·弗拉德科夫，父亲是普京的前总理、同样出身安全部门的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在另一个例子里，2015年俄政府合同的最大中标者名叫阿尔卡季·罗滕伯格，是普京少年时在柔道队的密友，同一个排行榜中的第五名则是他的长子伊戈尔·罗滕伯格，后者同时还是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一个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这在双重意义上限制了长期经济增长发展的可能性，不仅使得结构性变化无法实现，也在事实上堵死了普通年轻人的上升渠道。普京强调稳定的执政思路二十年未变，而在这种稳定而殊少变化的环境中已经成长了整整一代人。回想2012年，普京在上一次竞选中曾许下过成本总额可能高达1600亿美元的经济承诺，六年后它们既未实现，也没有人想重提旧事了——这会使曾经的普京神话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个名为“普京”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