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后疫情时期的科技创新与经济金融变革

正文

作者 | 陆磊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来源 |《中国外汇》2021年第1期

要点

伴随着疫情期间的宏观“托底”政策、新兴科技创新动力和更为长期的数字化进程，经济结构的内在和自发调整势所必然，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思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大事件，从需求和供给两个维度带来了堪比1930年代大萧条的总量冲击，对人类社会的生产、交流方式以及世界经贸活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更是经济长周期维度上的结构性冲击，将加速催化新知识和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运用，使数字化发展成为后疫情时期推动经济复苏、改变交流方式和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将深刻影响南北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催化剂。

原有模式与新兴动力推动后疫情时期经济金融V型反转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事件对全球经济社会运行造成剧烈冲击。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看，基本上都采取了两种必要的应对手段。 一是 短期政策应对——通过必要的政策工具，管理冲击造成的经济下行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 长期结构调整——在致力于解决或部分解决冲击根源性问题的同时，使类似冲击转化为危机的概率得以降至最低，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要素组织模式。过去一个时期的长期结构调整范例，是在人们应对气候变化中致力于化石能源替代性运用。所以，判断疫情之后的经济和金融运行形势，需要研究短期应对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成本，以及疫情后的长期结构调整。

短期来看，政策和预期调整有效推动了全球经济“V型”反转。 疫情使经济运行的供给和需求两侧受到的冲击十分剧烈，但随着财政、货币政策发力，居民和企业逐步明确了病毒特性，有效调整了预期和投资决策，初步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触底反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10月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4%，2021年增长5.2%，较6月的预测分别上调0.8个百分点和下调0.2个百分点。从实际运行看，2020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GDP环比折年率反弹至 33.1%；欧元区、英国实际GDP同比增速分别为-4.4%和-9.6%，降幅较上季度分别收窄10.4和11.9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也表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中国经济表现最为突出，2020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0.7%，其中第三季度增长4.9%。政策和预期调整的优势在于，全球经济非同步性实现了“V型反转”；但是也存在相应成本，即以今后的恢复和增长预先应对当前的剧烈收缩，代价是宏观杠杆率上行。继2008年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再次进入全面量化宽松的时代：2020年以来，全球共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先后降息近70次。其中，美联储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宣布开放式量化宽松政策扩大货币市场流动性便利规模，不限量按需买入债券和抵押贷款证券（MBS）。各国的一系列政策取向推动全球进入“宽货币、低利率”时期。在金融市场上，由于公开市场金融交易更少受到人员往来影响，呈现同步性发展态势；同时，受宽货币低利率影响，主要金融市场都在陡然下行后保持了稳健，呈现“V型反转”态势。

从历史角度看，大的冲击后往往伴随着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加速。 七百年前，14世纪的黑死病在欧洲蔓延后，现代医学、生理学在欧洲发端并取得快速发展，欧洲走向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一百年前，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的暴发，导致全球死亡人数达到2000万—5000万，同时催生了病菌学、防疫学、药品研发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物理学、化学与生命医学的深度融合，也催生出后来抗生素的发现、X射线用于医学诊断等一大批影响人类社会的科技创新，在更好地保护人类健康的同时，也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次疫情冲击下的科技创新也一样。截至2020年11月，目前处于临床测试阶段的疫苗有48种，包括基于脂质纳米颗粒的mRNA疫苗、DNA疫苗、佐剂蛋白疫苗、灭活病毒颗粒疫苗、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等，还存在164种处于临床测试阶段的药物。可以说，把病毒及其影响控制在社会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是可以预期的事件。因此，经济和金融的V型反转得到了传统意义上的政策和新兴科学研究动力的双重加持。

要素革命：数字化进程是后疫情时期的重大要素转换

后疫情时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有充分证据显示，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疫情之前，数字经济规模增长迅速，已经占据全球经济四成比例。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年10月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显示，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31.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达41.5%，同比增长5.4%，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同比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增速7.9个百分点。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显示，全球586家独角兽企业中，电子商务企业有89家、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企业有63家、软件服务企业53家、共享经济企业33家、健康科技28家、大数据企业20家：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推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 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社交接触受限，许多企业被迫将业务转到线上，数字化运营成为企业维持业务至关重要的方式。2020年9月《福布斯》报道称，Twilio咨询公司的调研数据显示，97%的企业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其数字化转型；同时估测，疫情将全球数字化进程至少提前了5—7年。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中国的数字化金融创新也并驾齐驱。 数字经济发展依托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市场空间优势，也催生了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并在不同的应用场景衍生出各类依托数字化的金融创新：主权货币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DCEP），是法定加密数字货币，具有无限的法偿性，是人民币的数字形式，其本质是货币；支付领域，支付宝、微信等支付平台在日常支付场景中已经广泛应用；资产管理领域，大数据获客、智能投顾等也在财富管理场景中逐渐兴起；风险管理和监管领域，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风险管理模型已经在各类金融机构中广泛落地，基于大数据、区块链的先进管理技术也在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不断探索完善，如国家外汇管理局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已经建成上线。数字金融的发展在中国已经有先行优势，当然其中也存在诸如垄断、风险等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进一步解决优化，但在科技创新加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数字化依旧是金融发展的大方向。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同传统生产要素一样，数据质和量的提升可以提高数字经济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成为生产函数的自变量之一。从劳动、土地，到生产性资本，再到数据，人类生产活动中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接触性和竞争性越来越弱，而生产要素所产生的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却越来越强。

面向结构调整的理论和政策思考

伴随着疫情期间的宏观“托底”政策、新兴科技创新动力和更为长期的数字化进程，经济结构的内在和自发调整势所必然，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思考。

一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探索货币理论和宏观政策。 2021年乃至今后若干年，货币“寻锚”进程仍将持续，实际利率是关键指标。一方面，怎样以及在什么时点实施货币政策正常化，是各国宏观调控当局势必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就业指标恢复正常推动的政策主动退出；二是债务率高企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的被动出清。另一方面，结合上述的数字化进程分析，当数字化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普及达到一定程度后，流动性投放的传导路径可能将会发生改变。例如，货币政策部门可能基于数字化技术实现精准高效的货币投放，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届时，无限量宽松、金融风险等问题或许将迎刃而解。另一个更具有理论挑战性的问题是货币理论的重塑，比如数字M0的推出与智能合约的结合，有可能导致任何不必要的流动性储备均将趋向于零。那么，早年凯恩斯提出的基于交易动机、投机动机和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理论就有可能改写。什么是货币均衡，怎样实现货币均衡等问题，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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