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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22日，“重访黄金时代：媒介社会学经典的再诠释”工作坊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举办。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记者》杂志社协办，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和社会思想研究所承办。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国内各大院校的十二位新闻传播学科学者从各自视角出发，围绕媒介社会学的经典概念、多元想象及理论旅行三个主题，对舒德森《发掘新闻》、塔克曼《做新闻》、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吉特林《新左派的媒介镜像》等美国新闻生产社会学经典著作和英国文化研究脉络下的新闻生产研究展开“再诠释”，以期回应新技术时代“如何建构理想的公共生活或公共交往”的现实议题。
会议点评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晔教授认为：“在今天重访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经典，首先是要看到，无论Shudson的发掘新闻，还是Gans，Tuchman，Gitlin，都抓住了‘黄金时代’的社会特质。我大致概括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新闻作为公共知识进入大众。四位论文发表者关注的议题，新闻的时间性，常规，新闻业如何作为一门知识，客观性如何成为新闻业共享的应然概念，都是工业化时代新闻生产作为社会分工当中的一门职业在专业化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那个年代城市化和人口的流动迁徙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交往形态，面对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原子化社会的个体依赖大众媒介与外部社会产生连接、发现自我，大众媒介及其提供的新闻具有支配性地位并非简单的公众选择，而是公众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与此同时，传统知识获取的渠道，家庭、学校、教堂、社区这些在地的实体空间面对面的方式，尽管依然存在，但新的知识产品，书籍报刊，开始产生更为深广的影响。这与技术和社会构成的改变都有关联，包括Gitlin说1960年代的美国是‘世界上首个大学生人数超过农民人数的国家。激进反对派的社会构成，也相应地从小农场主和移民工人转向了黑人、学生、青年和妇女。’这些社会条件的变化都成为新闻作为公共知识在民主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这一批经典研究，着眼于新闻生产，力图把握和呈现的其实是那个年代大众媒介和新闻影响下的社会生活的本质。
在今天重访经典，更要看到当下技术、社会的重大变化。新闻时间性的问题，是否应该引入空间和移动性的维度？我们把惯习看成行动者的行动模式，在新技术场景下会是什么样的行动模式？当年研究者的问题，在社会语境改变之后，在当下还有阐释力吗？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讨论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它作为一套规范性理论，首先是定义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面向各种权力的独立精神，公共服务的自觉，而不仅仅是职业伦理和操作技巧。在新闻专业主义形成的过程中，绝对的理性主义的客观性早就被抛弃了，或者说，正是因为对绝对客观的反思，客观性法则才成为专业主义操作原则的重要基础，在二十多年前我在梳理美国新闻业客观性法则历史演进时就强调这是一种知之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有了它新闻业未见得会更好，没有它新闻业一定更糟。我无法理解为何一些研究者在论及专业主义时常常用绝对客观来论证所谓专业主义的‘乌托邦’式天然缺陷。当然，一些左翼学术语境之下展开的批判，强调在自由主义的媒介体制下，商业和资本逐利逻辑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宣称之间的不匹配，我们接受这种学术观点，但并不认为能由此推导出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是为资本服务、有悖民主精神的结论。这一点，在当下要格外留意。
重访黄金时代、经典再阐释，是为了‘再出发’。这里面包含了专业主义的历史性，也包含了它的实践性。新闻业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意义，指向的是社会公共生活，它关乎共同体和社会行动，指向public goods。共享的事实性信息因此不能被垄断，须由独立的专业机构（或个人）来提供，并经由一整套专业主义理念之下的操作流程来保障新闻的事实性。今天新技术语境下，新闻生产、传播、接受、参与都正在发生全方位深刻变化，对于什么是新闻、谁来生产新闻、如何生产新闻、新闻之于社会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如何？这些问题都在被重新考量。然而，只要我们还认为公共生活是重要的，还认同交往和表达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内容，而民主的价值依然是这样的交往、表达需要遵循的规范基础，那么，我们对新闻、对新闻生产、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就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会议点评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教授肯定了本次工作坊的办会立意与筹划安排：“这个工作坊做得非常认真，从征稿启事来看，就有明确的思路和设想，这在当下学术会议中是很少的。学术只有你把自己当回事，别人才把你当回事，至于学术水平高低，则是另一回事情。这样一种对学术的态度与理解，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团队一直以来秉承的学术理念是较为契合的。今天的会议，无论从会务的精心布置，还是会议上热烈的讨论氛围，在国内的学术会议中也是少见的。”
针对本次工作坊的参会论文，黄旦教授认为：“本次工作坊主张‘社会学经典的再诠释’，这是很有意思的题目。我们可以再讨论：第一，重访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重访？首先，一个目的是‘重新理解和诠释’，这符合会议主办者的设想；其次，是学习、参照、借鉴、承接，这也是一个目的；其三，是为了反思和批判，比如说，为什么这样的作品是经典，它何以成为经典，谁奉它为经典，而且为什么是新闻生产的经典，什么是新闻生产，为什么是这么一种新闻生产？其四，重访或者再诠释，是为了重新理解我们当前的处境，也就是新闻生产的境况。这四点概括也指向我的问题：目的本身究竟是什么？这对于我们在座的青年学人，都是需要想一想的。
尤其要防止这样一种设想，即把经典当成了一个一成不变的参照系，然后来反观我们的研究是如何之不够，这是要尤其警惕的。因为那就意味着，即使这样一种设想最终成立，你做得再好，也不过是第二个塔克曼。目前看来，大家似乎想尝试从知识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来进行反观，但却鲜有思考：我们对经典本身是如何理解的？以目前的几篇文章来看，似乎经典都是既成地摆置在那里的，然后文章对我们现在研究不足进行反思，认为我们到现在跟不上人家七十年代。大家是否问过自己：为什么是在七十年代、在美国出现了这样的经典？为什么八十年代就没有了，如果有，也不是这一类呢？为什么美国是这样、欧洲却不是如此呢？我注意到，就这次工作坊来讲，徐笛和黄典林都从英国文化研究入手。那么
，在座的各位可否想过，为什么英国、法国的东西不在你们文章的脉络里？如果把它们放进
去的话，你们又如何理解你们手头的这部经典呢？比如说戴维·莫利的电视研究算不算经典？如果是的话，那么放进来以后，怎么来认识塔克曼、吉特林的这些研究？这样我们的视野，才会打开。
图为与会青年学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笛博士作报告。
同样特别要防止的是，在所谓经典的框架里来讨论经典。这是别人给你的，怎么能直接用来讨论？这就牵涉到，我想跟大家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如何重访的问题：怎么来重访？你重访的背景和预设是什么？你设置的问题是什么？你用什么眼光去重访，是社会学科的危机、新闻生产的变化、还是新技术带来的冲击，抑或是对中国现有的研究的状况的不满？我外语不好，对外文期刊阅读很少，但就我很少的阅读里面，我就看到过两篇谈新闻生产的期刊文章。比如有一篇是关于媒介权力的建筑学问题，也就是思考新闻编辑部是怎么跟都市的空间在一起（参见：Rodgers, S. (2014). The architectures of media power. Space & Culture,17(1), 69-84.）；同样看到一篇美国的文章，讨论数字新闻生产的问题（参见：Boyles, J. L. (2016). Building an audience, bonding a city: digital news production as a field of ca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016344371668207.）。如果这两篇文章拿进来、放在这里，跟我们在座文章相互参照看看，我觉得，你们视野还不够。那我们在什么基础上重访？
这次来杭州，我随身带着一本书，是昆廷·斯金纳的《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重归》，导论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米尔斯攻击‘宏大理论’的自负主张和同时代的社会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以想象之名而非科学之名。但他对构建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的抽象理论和规范理论的敌意，却是当时英语世界里不仅包括社会学、而且包括所有人文科学的主要实践者的共同态度，例如历史学家之中就有许多同样的不信任和与之共鸣。’反观我们在座的各位，对这种社会学的、把人的本性和行为用于抽象理论和规范理论的构建的做法，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反思？从大家的讨论中，似乎感觉新闻生产的方法是不能变的，一定是民族志的，一定是参与式观察，为什么？任何的方法都有方法论，任何的方法论背后都是世界观的问题。那你们的世界观是什么？我们需要搞清楚，目前我们所遵循的方法是在哪个路径上。斯金纳认为，米尔斯的观念在当时的人文社会学科中有很多共鸣，所以他说，‘ ‘作为科学主体的人’逐渐成了诸种社会学科不仅可能而且唯一可能的要求。’我们今天重访、反思、再诠释，同样要有这样的视野。也就是说，不能只在社会科学里面讨论社会科学，更不能只在美国语境的社会科学里面讨论社会科学。至少适当地，要让欧洲的东西能进得来。
所以，这就引出我的第三个问题，怎么理解重访、再出发？重访不是一种延续，重访本身就意味着时间上的断裂。所以重访，是为了创造出新的研究思路和范式。我们暂且不说目前实践的变化，就我们学者来讲，我们做研究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永远用一个套子去套，这样写出十篇文章和一篇文章是一样的。这是非常可惜的。我的建议是，就重访来讲，现在是否适当地注意断裂？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延续。所以今天，我是把我们在座各位论文的立意拎得比较高。重访，是为了再出发，再出发，是在新范式的基点上，是为了建构一个新的范式，它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塔克曼，而是符合中国目前的经验性的变化，以及中国新闻生产的经验性场域的。这里面就牵涉到眼界问题，眼界要打开，后辈的眼界一定要比前辈更宽。比如说张伟伟的文章，从知识进去，我觉得就是很好的点。还有白红义从时间进去，这都是很好的点。这说明我们对问题关注的点发生了变化，这种试图从其他维度打进去的做法，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跟眼界有关，那就是知识基础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读、或者少读新闻传播学的书。试图直接从我们所认为的正统的新闻传播学著作中读出反思来，是很困难的。我建议大家从其他学科的书中反观我们。比如谈时间，先从哲学层面上把时间搞明白，不能局限在社会学科已给的逻辑中，在里面打转，这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