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1880年末，清廷召赋闲在家的前淮军将领刘铭传进京，商议应付日趋严重的边疆危机。刘进京之后，呈递了一份《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呼吁朝廷大修铁路，以巩固国防。
奏折挑起了巨大的争议。
早在1863年，朝廷已经否决过英美商人请造铁路的要求，给出的理由是：
“外人在中国土地筑造铁路，乃奇技淫巧，殊不合我大清皇朝祖宗成法。”
自道光时代以来，近代制度文明与技术文明，同时对清帝国施以了巨大冲击，铁路不过是技术文明冲击的一个部分。帝国士大夫们惯用的反击路径是：努力证明本国制度文明的优越性，进而以之为理论基础，去否定近代技术文明。
铁路的命运，可想而知。
图：刘铭传，淮军将领。1880年末，受李鸿章之意，上奏请建铁路，引发了一场高层大论战。
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夭折
在刘铭传的奏折引发朝野争议之前，1876年，清廷曾以民意为借口，拆毁了境内已修成的第一条铁路。
1872年，外国洋行成立了一家叫做吴淞道路公司的机构，买下沿线土地。鉴于清廷已将铁路归为“道”所不齿的“奇技淫巧”，他们对外宣布要修筑一条自上海至吴淞的普通马路。洋商们有些乐观：先把
吴淞铁路
（又称“淞沪铁路”）
修起来，让清廷见识到它的便利，最后或许可以得到认可。
1874年，公司正式着手铁路敷设。1876年1月，路基全部筑好，开始铺设铁轨。至此，修筑铁路而非寻常马路的意图完全暴露。为避免地方官府干扰，铁轨的铺设非常迅速，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全程的四分之三。随后，机车升火鸣笛，开始试运行，生米做成了熟饭。
清廷的反应非常强烈。通过上海道台冯焌光，朝廷要求驻上海英国领事Medhurst中止火车的通行。冯责备道：英商当日成立的吴淞道路公司获准修筑的只是一条寻常道路，如今造出来的却是铁路，这是很明显的越权。两江总督沈葆桢，也要求立即中止剩余路段的铺设。
其后的交涉过程繁复异常，不再赘言。结局是：1876年12月13日，中英两国同意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由中方购买这一铁路。两江总督沈葆桢考虑过继续自办经营，但最终选择了全部拆除。1877年10月20日，最后一期购路款项交付清楚，铁路完全交给中方，随之被拆，轨条被运往台湾，火车则被扔进了长江。
交涉过程中，“民意担心铁路破坏风水”这样的说辞，普遍见于清廷官员的奏折文函之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和地方州县官员，都提到过这一点。
事实上，
吴淞铁路
在建造及试运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1942年出版的《上海史话》，记载了上海居民对
吴淞铁路
的反应——他们不但不反对铁路，相反，许多人满怀好奇地观看甚至追看铁路的铺设。当年的《申报》，也曾派记者去铁路现场采访，据其报道，除了上海居民，甚至有几十里外的居民乘坐马车、人力车、二轮车等，前来观看铁路，围观者每天达千余人，商人们乘机在铁路沿线开设商场：
“游铁路成了当时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一件大事。一些住在城内几乎终年不出门的人也携亲带友前来观看，停车处本来冷冷清清，竟一跃而为热闹之区了。”
1876年5月间，《泰晤士报》发表了—封驻沪记者的通讯，如此描绘当地民众与铁路的关系：
“多少有些和预料相反，在这个区域里，没有出现中国人的反对。反而在工程进行中间，表现出了不断增长的和友谊的兴趣。……几哩路已经完叠铺好了石碴……整个乡间洋溢着乐趣．邻近村镇每日有成千居民蜂拥而来观看工程的进行，并议论各种事情，从小机车到铺路的石碴。大家都十分高兴，显然他们都热心的盼望着一个愉快的日子的来临。老头儿和小孩儿，老太婆和小姑娘，读书人，工匠，农民——代表了社会上的各阶层。”
这与《申报》对火车第一天正式通车所做的报道是一致的：
“予于初次升行之登车往游。唯见铁路两旁观者云集，欲搭乘者繁杂不可计数，觉客车实不敷所用。火车为华人素所未见，不知其危险安妥，而妇女及小孩竟居其大半。先闻摇铃之声，盖示众人已必就位，不可再登车上。坐车者尽面带喜色，旁观亦皆喝彩，注目凝视，顷刻间车便疾驶，身觉遥遥如悬旌矣。”
显然，这与朝廷所谓“民众担忧破坏风水反对修筑铁路”的说法大相径庭。
民众对铁路的这种态度，让朝廷颇为尴尬。毕竟，在拒绝修筑铁路这件事情上，“民众利益”是朝廷行之多年的托辞。
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曾说过：“兴作铁路，必致扰民，有识者皆以为不可。”1867年10月到1868年1月间，朝廷召集18位中央高官和地方大员集体讨论铁路事宜，李瀚章的说法是，修筑铁路必将“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曾国藩的说法则是，修筑铁路必然导致“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会破坏这些人的生计，他们必将群起反对。
这次讨论，确定了一条用以阻止洋人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有效方法：
“（若列强说他们）自能劝导防守为辞，欲增约内；我则必以百姓抗争拆毁，官不能治罪赔偿，等语，载入约内。”
如果列强声称他们可以劝导百姓、保障铁路安全，要求将修筑铁路一事写入条约，则朝廷应该同时提出要求，将百姓若群起抗争拆毁铁路，列强不得要求治罪赔偿这一条，也一并写入条约。如此，“彼族……当必废然思返”，定会知难而退。
此后，“民意”成了清廷反对修筑铁路的核心理由。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民意”，吴淞道路公司在修筑
吴淞铁路
期间，采取了很多友好措施。比如，公司雇佣当地居民做工，工资高达每人每天200文；收购土地时，不惜出高价以避免纠纷；对沿线居民祖坟细加勘查，力求避免触及破坏……如此种种，有效地赢得了沿线居民的好感。朝廷预想中的反对铁路的群体性事件，并未大量出现。
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冲突，《申报》光绪二年九月初七曾报道过一次群体性事件：
“前日，吴淞至江湾之火车，正驶行时，中途陡遇男妇老稚八、九百人前来拦阻。诘其故，称因前日机车中之火星飞入该处附近之草屋上，致兆焚如也。管车洋人即温语慰之，并许以当令管事者前来查看，众人方始让路。乃开行甫数步，众人中有谓何为轻纵？前行者因复蜂拥而来，冀图拉住。后觉机器力大不能敌，遂各释手。车遂启行。”
这类零星的冲突里，民众的诉求止于自身利益的维护，而非是要拆毁铁路。
真正的敌意，来自朝廷和士大夫。早在铁路铺设初期，上海的一些绅士即酝酿阻止，甚至打算采取卧轨自杀的方式，且一度付诸实施，因司机及时刹住火车，才未酿成事故。直接导致铁路被拆的事件，则是一名中国士兵在铁路上自杀。
当时有很多人怀疑，这场士兵自杀，是清廷的故意安排。
比如，《泰晤士报》曾如此报道：
“在（火车通行后）一月期内，一个人被火车轧死了。……人们很怀疑他是受地方官吏唆使的。不管怎样，这个事件是被大大地利用了。这个道台……提出了‘以命偿命’的要求——即以火车司机的命来抵偿死者的命。这个想法当然是可笑的。……但是，英国领事想，举行一个正式的审讯也许会使中国人满意。在他的指示下，一个由副领事承审的误杀案的审判举行了。不用说，案件在初审法院，就结束了。这个司机立即无罪放免，但是官吏们的敌意却没有得到缓和。
“被压死的人是一名中国士兵。调查结果是，死者既没有财产，也没有亲友。另据现场目击者称，当事人明显是主动赴死：‘该兵当时向火车而行，司机鸣放汽笛后即离开轨道，迨火车行近其身只六码时，忽又跨入铁道内致惨死’——故而当时的媒体认为，这名中国士兵之死是有预谋的，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中国政府，具体来说，即上海道台衙门。”
事情的真相已很难廓清。但这次事故给交涉带来了直接转机，清廷以之对外展示了中国的“民意所向”，
吴淞铁路
最终能够被拆除，这条人命“功不可没”。
拆毁前夕，有145名上海、吴淞、江湾地区商民，联名公禀两江总督沈葆桢，请求保留铁路继续运营。沈葆桢也明白铁路是好东西，“铜线
（指电报线）
、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但他绝不愿意这种好东西出现在自己的辖区，妨害到自己的仕途，如《南亭笔记》所载：
“（沈葆桢）督两江时，适外人创淞沪铁路成。文肃
（沈葆桢谥号文肃）
仰承朝命，以巨金购得。或劝仍置原处，以便途人。
文肃怫然曰：‘铁路虽中国必兴之业，然断不可使后人借口曰：是沈某任两江时所创也。’
遂决意拆之去。”
图：吴淞铁路通车
有精神火车，无需实体火车
回到刘铭传1880年末请求“筹造铁路”的奏折。
这份奏折之所以震动朝野，引发大论战，直接的原因有二：（1）唐廷枢正致力于兴建唐胥铁路，以满足运输开平煤炭之需，唐深知铁路之事不能讨论，故低调去做，但非议之声仍然随之而起；（2）本年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交涉趋于紧张，修筑铁路以巩固国防成为一种当务之急。
刘铭传进京上奏，是引发争论的导火索。他是军旅出身，言谈所及，也局限在军事国防范畴。
他在奏折里说，俄国“自欧洲起造铁路”，已进逼至中国边境，“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等到俄人铁路全部修成，“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所以中国也要赶紧修筑铁路，才能“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转运枪炮，朝发夕至”，拥有迅速集结全国兵力与物资的能力，“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不但内部的地方割据势力无法再存，外部来自俄国、日本的威胁也可以解除。
刘铭传建议清廷建造南北铁路干线：南路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达北京；北路由北京东至沈阳，西通甘肃。
收到奏折的当天，清廷下达上谕：“着李鸿章、刘坤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筹商，妥议具奏。”论战遂起。
李鸿章是刘铭传上奏的幕后操纵者。在此之前，为谋建铁路，李已呼吁了20余年。朝廷谕旨下达后，李即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长折，全力支持刘铭传。
李的奏折，颇为讲究策略。他很清楚，修建铁路最大的阻力，来自意识形态层面的“道义”，所以奏折开篇，即努力“证明”修建铁路与圣贤之道相通：“圣人既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修铁路，与圣人们“济不通”、“利天下”本质相同。
紧接其后，李陈述了建造铁路的九大好处，如：沟通南北物流，于国计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若有铁路，丁戊奇荒断不致饿死那么多人；等等。
针对在朝廷高层极有市场的“造铁路等于开门迎盗”，方便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来去自如的观点，李鸿章说：“各国之有铁路，皆所以征兵御敌，而未闻为敌用”，认为这种担忧纯属庸人自扰，铁路建造在本国土地之上，岂有本国政府无力控制而任由外敌借此铁路驰骋之理。再者，若我不能自强，即便不造铁路，外敌岂不同样还是会在我国内逞强？
此前，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曾上奏反对修筑铁路，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铁路一开，会导致“中国之车夫贩竖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滋事端”，担忧铁路会夺了像马车夫们这些人的生计，引发社会动荡。
李鸿章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他举例说：英国初造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因为铁路只走大道，偏僻乡镇仍然需要马车，铁路带动沿线城镇发展，马车的需求也自然上涨，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对于朝野间极流行的不可造铁路使洋人觊觎内地的观点，李鸿章也深感荒谬——“若虑远人之觊觎，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无论远人未必就范，即使竟绝觊觎，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为预防外敌，而让老百姓穷困潦倒，古往今来，从无这等治国之道。
末了，这位洋务老臣如此向朝廷吐露自己的心声：
“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图：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仪式，中间站立者为李鸿章
李鸿章希望“当路大君子”洞悉天下中外实情，不要仅凭道听途说、胡乱决策、误国误民，愿望诚然是好的。但悲哀的是，对许多士大夫而言，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并不是他们的信仰，脱离了生活的所谓“圣贤之道”才是。所以，即使他们告别道听途说，对近代文明作一番切身的实地考察，所得出来的结论，也仍可能是荒谬的。
通政使参议刘锡鸿，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曾出使英、德两国，对西方国家有切身了解。在此次论战中，他总结了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得到反对修筑铁路者如李鸿藻、翁同龢、额裕等人的激赏。其出使西方的经历，大大增强了其反对意见的权重。
刘的反对意见，大致有六：
（1）反驳铁路有利于巩固国防。刘认为守国之道在于人和，并兼重地形之险，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
（2）反驳修铁路搞运输可以充裕国库。刘认为：“圣朝之生财自有大道，岂效商贾所为”。
（3）针对有人提出修建铁路，便于朝廷访查各地民情，有益于政治清明，刘认为：“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足迹”。
（4）反驳铁路利于民生的观点。刘认为铁路确实利于人民出游，可使商贾得利，但货物流通便捷的同时，还会导致“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
（5）刘认为修筑铁路将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6）刘认为修铁路将引发民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而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为名，因众心以作乱。”
以上意见，是有理论渊源的。出使西方期间，刘写有日记《英轺私记》，其中记载了一则轶事，有助于理解他在此次论争中的立场：
驻英时，一位“波斯藩王”曾问刘锡鸿，中国何以不制造火轮车。刘以一种充满了哲理智慧的幽默作为回答：“目前，我们大清政府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使数万里。”“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根据我们中国圣人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在刘看来，四书五经所规范的意识形态，是胜过任何实体火车的“精神火车”。实实体火车会扰乱帝国秩序，给维稳造成麻烦，惟有这列“精神火车”能给清帝国带来和谐。
刘锡鸿自己，也被自己的这番妙论所折服，他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
“（波斯藩王）闻之亦大笑。余自到伦敦，凡出拜客，必正使（郭嵩焘）与偕，未尝向人稍伸辩论。此次每一答驳，波斯藩王必点头不已。语毕辞去，王曰：今日领教殊快，无怪是中国有名人。”
与刘锡鸿的自鸣得意大略同时，《泰晤士报》刊文尖锐讽刺了清廷对近代文明的拒绝：
“中国阻止进益之党，不作他事，只以禁止改变为务。毁弃铁路主议者何人？不得而知，闻共有七人，史册内载，历来开创有七个圣人，似此可编为‘七愚’姓名，传之后世。年来论及吴淞铁路，嬉笑怒骂，兼而有之……不料与郭（嵩焘）同来之柏林公使（刘锡鸿），同观、同想而不同心，谓电报、铁路虽于不慊于心之夷鬼有用，于汉人全不相宜……从前中国有个皇帝，恐民智之日滋，因而焚书坑儒，至今传以为笑。阻止铁路之人，亦必贻笑后代无疑也。”
最终，刘锡鸿的“精神火车”战胜了李鸿章们的实体火车。朝廷下旨，刘铭传的奏折“毋庸再议”。
数年之后，明治二十年，也就是1887，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向日本当局提交了《征讨清国策案》。《策案》中称，清廷共计有军队“一百一十七万人”，其中战斗力最强者，是“练军约十万人”加上“勇兵大约三十万人”，但这些部队不足为惧，原因之一正是：
“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