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NRC（荷兰新鹿特丹商业报）终于承认，该报驻沪记者盖诚澈（Oscar Garschagen）的报道造假行为已得到确认，在新闻准则上“犯了严重错误”，“伤害了编辑和读者对他的信任”。
现年64岁的盖诚澈因此主动离职，他表示，“我对报社的信任感到羞愧……我不会原谅自己的愚蠢，我违背了报社和自己的标准。”
这个事情最早爆出是在本月初，踢爆此事的是盖诚澈在该报上海分社雇佣的新闻助理张超群。
9月3日，在一家圈内小有名气的
公号
《抢占外媒高地》上，张超群发了一篇《我炒了写假新闻的外媒记者》。
在这篇文章中，张称把NRC上海分社的常驻记者盖诚澈给炒了：
之所以炒他，是因为他严重、长期编造假新闻。
自从2015年7月，我开始给他做新闻助理之后，发现他不仅持之以恒地进行假新闻创作，而且花样百出。如果特朗普想出一本《假新闻花式写作指南》，他绝对会是出版社的首选作者。
张超群随后列举了盖诚澈报道中的至少8项造假行为，其中还有1项涉及十分敏感的人和事。张不无辛辣地感叹：
给他一个人名，他就能让这个人名开口说话；给他一个地点，他就能让那个地点发生故事；给他一个题目，他就能把题目扩展出一篇新闻报道。
这是编造假新闻的高级境界。
9月5日，NRC《新鹿特丹商业报》总编辑彼得·范德密许（Peter Vandermeersch）在该报官网上作出长篇回应，称对助理张超群“损害资深记者和报纸名誉”的做法表示遗憾。
9月8日，张超群又在该号上发出第二篇文章，为他对盖诚澈的指控提供了更充足的证据：
这两天，我与一些在Garschagen先生报道中声称采访过的人士取得了联系，与他们核实采访内容，以及是否接受过采访。
我感谢各位对我提供的帮助。我也已经将上述证据发送到NRC，希望能很快得到他们真诚的回应。我也会继续联系相关的采访对象求证。
绝大部分中国人没听说过的NRC，却是荷兰最有影响力的日报之一，
拥有超过百年的办报历史。
在区区1700万人口的荷兰，该报日均发行量近22万份。
举一个例子即知
其地位与影响力：习上任后首次在海外报刊发表署名文章，就是2014年3月24日刊登在NRC上的《打开欧洲之门 携手共创繁荣》。
本来明年就要退休的盖诚澈是该报最资深的记者之一，拥有近40年的记者经历与在荷兰新闻界良好的口碑，自2007年起常驻中国，以荷兰语报道与中国有关的新闻。
（盖诚澈在海南采访时与报道对象合影）
而张超群此前其名不著，我对外媒中秘圈多少也有一丢丢了解，但完全没听说过超群的名字。
也就是在好几天前，我才蓦然发现超群原来也在我的票圈里。这二十天来，他票圈的大部分内容都被这个事情占据了，其心情可以想见。
在外媒驻华圈里，这个事情似乎闹得不小，大家都关注NRC的调查结果，不少人也希望外国记者俱乐部能以行业协会身份介入此事。
在总编给出不算得体的第一反应之后，NRC给出最终调查结果的时间拖了近20天，直到本月20日才作出认定。这场看上去强弱悬殊的PK，最终以基本事实得到确认，盖诚澈辞职，张超群完胜告终。
联合早报驻华记者游润恬在一篇报道中评论此事道：
新闻不严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记者的无心之过，受时间压力或语言障碍等因素所绊；第二种是记者为了让故事更精彩或更能支持记者的论点，而故意篡改或捏造细节。盖诚澈新闻不严谨的情况更像是第二种。
和游润恬的上述观点相比，她这篇报道的标题更像是对此事一针见血的论定——
《中国助理翻转外媒记者话语权》。
而财新传媒旗下专治国际新闻的公号《
世界说
》则越过简单的事实认定，条分缕析地指出，
这次事件反映出外媒在中国当前的运行机制需要有所改变：
这种建立在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之上的机制，有时会给不道德的行为留下漏洞。“中文很难，中国文化很特殊，中国政治很复杂”，这些都意味着很多外媒记者需要严重依赖中秘来完成工作，但他们对中国的知识很可能还不如中秘。
薪酬不对等、上升空间小、没有成就感、政治风险高，这些都成为了中秘们最常见的考虑，也常常导致外媒记者与中秘之间紧张的工作关系。“中秘俱乐部”等微信群常被中秘们用来倒苦水，甚至还定期制作排行榜，吐槽合作过的奇葩外媒记者。
一位名叫Yajun Zhang的前中秘针对张超群事件写了篇流传颇广的文章，将中秘的困境形容为“夹在国家机构和外媒之间”，他们是“媒体中的夏尔巴人”，类比青藏高原上助人登山、不计功名的夏尔巴人。文章引起不少中秘的共鸣。
上述两家媒体对此事的分析，基本算是冷静而公道。我的看法是，
荷兰门被踢爆是好事，但客观上将为本已十分不乐观的外媒对华报道环境再次添上一根稻草，报道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将让报道伦理的坚守越来越困难。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首先是外媒记者和中秘的质量都在大规模滑坡。
像储百亮这种在大陆拿到党史学位，可以一袭中山装直接拿起话筒用中文给温家宝提问的外媒记者，现在越来越少。大部分外媒记者包括那些拿到普利策奖的最优秀外媒记者，大多面临着语言障碍和认知中国的障碍。
（在路透和纽时等地驻华多年的储百亮是有名的中国通）
而中秘面临的状况可能比外媒记者要好不了多少。张超群的情况我不了解，从这个事件上判断，他应该是个不错的中秘。
但相当部分中秘只有语言优势，志在做一个称职的翻译，既无行业所必须的公共关怀，也无新闻从业的必要经历，对采写和报道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往往还不如雇佣他（她）的外媒老板。
拥有丰富从业经验的中国记者本来是最合适的角色，但往往因为外语障碍（30岁以后这是个很难克服的障碍）、行业天花板（外媒记者和中秘之间看得见的鸿沟）和政治安全考虑（赵岩的教训在前），很难下决心进入这个圈子。
像安替和周卫那种在语言和新闻经验上都初步跨越了障碍的中秘，和储百亮这种中国通式的外媒记者一样，都已经成为业内珍稀动物。
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好的外媒驻华记者越来越少，好中秘也越来越少，伴随着机构媒体盈利情况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走低，这种局面会越来越严峻。
第二个问题是，即便具备了前两个条件，外媒报道中国的环境也越来越不乐观。吾国朝野对西方媒体向来抱持戒心，这些年来愈发防意如城。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这两年所谓易守为攻的大外宣战略，并未能使得这个局面有所改观。观感的改变是个长期的事情，软实力毕竟不像硬实力那么容易提升。
不用说秉持意识形态跨国斗争思维的官方，吾国民间其实也自觉对外媒采访报道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聂树斌案和呼格吉勒图案的当事家庭均是如此，再往前推的佘祥林案也是如此。佘祥林案发生时，我在京山县采访，目睹佘家兄弟拒绝了两家外媒（记得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和南华早报）的电话采访。共同的理由都是这是我们国家自家人内部的事情，不愿意让你们洋鬼子看笑话。
（
呼格吉勒图父母李三仁夫妇客气地对外媒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我们家的事，你们别管了
）
不需要对这种不假思索的态度做简单的嘲笑，中国老百姓不傻，这种婉拒的理由至少能减少其无法承受的麻烦。接受外媒采访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现在更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
无论内媒还是外媒，采访对象本来就没有义务为你的工作承受风险。更需指出的是，相当部分外媒中秘乃至外媒记者根本没有保护采访对象的起码意识，一门心思只想的是完成采访和报道。比如NRC驻华记者盖诚澈这次对在京荷兰人韩非子过失致人死亡案报道的错讹，对采访对象北京执业律师王甫的影响就非常之大。
另外，外媒记者亲临现场采访也越来越成为奢侈的事情。一是成本制约，二是到了现场也往往因坚壁清野的严密防范而收获渺渺。
记得2006年春天我在佳木斯采访宫润伯杀童案，住在佳木斯大学里的国际大酒店。安替奉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周看之命以中秘身份也来到佳木斯，也住在这个酒店。安老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等我晚上采访回来好酒好肉招待，打听现场情况——盖因他突然发现酒店门口贴着一个牌子：国家安全工作先进单位。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称职的外媒记者和中秘都越来越少，驻华采访环境也越来越恶劣，说寸步难行或许夸张，说焦头烂额应该是事实。
这样，外媒在华报道，除了会议新闻，比如获准出席的两会、党代会、吹风会（如六中全会后对外媒的吹风会）等各种堂会；除了主题性报道，比如组织西部行，革命老区行等，很难深入采写报道到真实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