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4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主办的“RUC历史考古沙龙” 以 “《白沙宋墓》六十年”为主题，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科研单位的60余位学者和师生，分别从考古学、美术史、建筑史、历史学等多个方面，探讨这部经典考古著作的价值和影响。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刘未副教授主持，分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由四位嘉宾做学术报告，下半场为与会学者自由讨论，持续约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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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上半场，由杭侃、郑岩、徐怡涛、赵冬梅四位嘉宾分别做学术报告。
杭 侃
首先为大家带来了《白沙宋墓》即将再版的喜讯，并介绍了白沙宋墓这批材料在故宫博物院的保存状况。接着，他谈到了《白沙宋墓》报告的几个经典之处。一是体例。他赞同徐苹芳先生的观点，认为好的考古报告应当符合学术研究的科学准则，内容决定形式，没有一定之规。现今许多考古报告，在材料呈现方面多有缺失，又掺杂过多研究者的主观认识。而《白沙宋墓》把材料客观地、清楚地描述给读者，没有隐瞒，也没有加入作者过多的认识，这是很好的一点。二是注释。宿先生在《白沙宋墓》编写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找到各种文字材料、传世画作等，并将其融会贯通。徐苹芳先生总结宿白先生的治学精髓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微观”与“宏观”，“实物”与“文献”相结合，这体现了宿白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
杭侃也就考古学者今后的工作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指出历史时期晚段的考古发掘经常做得不够细致，对材料的重视程度不够，许多有用的信息都遗失了。学者多以单个墓葬为讨论重点，对一个时代墓葬的整体性把握不够，有时还存在过度阐释的情况。他认为，今后的墓葬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值得思考，一是将某种题材如门窗桌椅等放在动态的时空背景下来观察，梳理出一个发展的脉络；二是搞清不同墓葬之间的关系，思考人群变动对墓葬整体面貌的影响。例如《郑州地区汉唐宋墓葬人骨种系研究》一文，就是在科技手段帮助下对墓葬材料新的探索。
郑 岩
以考古学家的想象力为引子，作题为《幻境的营造——瓶中船、盗梦空间、桃花源与白沙宋墓》的发言。他所理解的白沙宋墓和瓶中船、盗梦空间、桃花源一样，是工匠为死者营造出的一个幻境。墓内所有的斗拱、门窗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但这些都置于地下不见天日；每幅壁画单独来看都合理准确，但从整体观察似乎又显得荒诞，“夫人启门”的背后也只是漫无边际的黄土。建筑师就如造梦者，把死亡与艺术混杂在一起，用艺术的手段去对抗现实，去营造一个魔幻的空间。这是白沙宋墓在艺术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地方。
目前学界倾向于用墓葬材料来重构现实社会，因为古人有所谓“事死如生”、“大象其生以送死”云云。郑岩提醒，“如”和“象”正说明这些东西其实只是现实的镜像，造梦者的目的在于把它和现实世界不断重合、穿越，但无论如何都不等同于真实，不能机械地认为只要墓葬里出现了的，现实里就一定存在。艺术是人类意识、观念的视觉化、物质化表达，所有墓葬出土器物都可视作观念的产物。近代考古学追求科学与实证，但考古学的人文色彩不应被遗忘。
郑岩引出“格物”一词，围绕白沙宋墓的风格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宋人所谓“格物”和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作品风格有怎样的关系？非常精致的斗拱等物件之间是不是存在时代共通的特点？如果墓葬被看作一种观念的表达，反观《清明上河图》、《货郎图》等对现实的描写，是不是也可理解为一种观念的表达？如果将白沙宋墓放到宋代美术史和思想史范围内重新讨论，而不被极端的实证主义考古学所束缚，我们或许还有更多可以拓展的空间。
徐怡涛
所做报告题为《〈白沙宋墓〉——建筑考古学的早期典范》。他认为建筑考古是考古学和建筑史的交集。《白沙宋墓》填补了建筑史和考古学之间的缝隙，但这个缝隙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他以当今建筑考古的发展现状为例，指出早期考古学是将建筑纳入到研究范围之内的，但现今考古学会各专业委员会都没有给予古建以足够的关注。《白沙宋墓》蕴含了许多建筑考古学方法论，用到了许多当时能找到的建筑史研究成果。参与白沙宋墓发掘工作的还有四位在古建方面非常有名的学者，这启示我们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应加强考古学家和古建筑学家间的合作。
徐怡涛以斗拱为例，阐述了以建筑构件形制对古建筑分期断代的可行性。他将《白沙宋墓》原图重新排列，综合考虑各种形制，发现了《营造法式》中未著录的“八字横拱”，这也成为联系二号墓和三号墓之间关系的重要元素。
对于建筑考古学未来发展问题，徐怡涛认为建筑考古是一个自地上而地下的过程，首先要对地面建筑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尔后才能对地下材料有所有认知。从地上建筑入手，研究它的形制特点，对其进行分区分期，从整体到局部，从建筑到非建筑，结合地下材料的特点进行补充，从而形成一个综合的认知体系。
赵冬梅
主要分享了自己阅读《白沙宋墓》的体会。她指出，宿白先生的这本书篇章结构安排得非常用心，三座墓葬类型相仿，内容编排有主有次，这对我们现今学生的论文写作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其次，报告文字十分优雅，阅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即使是追求客观与科学，历史的叙事性也十分重要。再者，报告注释旁征博引，参考资料包含历史文献、建筑材料、发掘报告、传世画作、照片等多种类型，精彩考据体现出的知识广度和深度令人钦佩。
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白沙宋墓》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宋代社会生活史，包含葬俗、葬仪、建筑、服饰、家居、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例如注230，洋洋近三千字，可以称得上是一篇中国家具简史。宿白先生在唐宋社会生活史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这些工作就集中体现在《白沙宋墓》的注文之中。
最后，她还就阅读中存在的一些疑问，例如“开芳宴”的名称来源与史料出处、北京大学文史楼西南所出辽金石棺、现今宋墓的发掘数量和整理情况等，与在座学者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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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下半场，与会学者们主要就《白沙宋墓》的资料来源、编撰体例，以及宿白先生的学术背景等内容，展开了自由讨论。
中央美术学院黄小峰
重点关注了《白沙宋墓》引用的中国古代绘画尤其是卷轴画的材料。他以报告所引宋董源《平林霁色图》中倒置凹字形木床、宋《却坐图》中的骨朵为例，认为宿白先生对绘画材料相当熟悉，对名物的研究深入且细致。报告参考了当时海内外可见的版画、照片、图册等各类印刷品，宿白先生能够利用到这些材料，应该与建国前后特殊的出版环境以及藏品的逐步公开有关。另外，壁画临摹多是由著名画家叶浅予、董希文、刘凌沧等绘制，这也反映出当时考古学界与美术界的往来与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李梅田
认为，一代学者有一代学者之使命。以墓葬研究为例，老一辈学者如宿白、俞伟超、徐苹芳等先生以及他们的一批学生，已经对墓葬材料做了断代、分区分期等基础性工作。关于物质文化、礼仪制度的研究也较为深入。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从观念的角度重新解读墓葬材料，研究背后的精神与思想，研究当时人的生死观，看到考古遗存背后的人和活动，让考古学回归人文本源，真正做到“透物见人”。
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
从一位历史学者的角度谈及自身的阅读体会。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报告中将客观陈述与主观研究做了严格区分，正文是标准的材料介绍，注文类似于宋人世俗生活的综合研究。这是历史学者比较期待读到这样报告样式。仇鹿鸣还指出，现今历史学者对考古材料重视不够，运用方面缺乏训练，局限在墓志、铭文砖这类带有文字信息的材料，本质上还是将其当做一种文献来使用。另一方面，像白沙宋墓这种身份相对较低的中下层平民，传世文献缺乏相应的记载，所以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学会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就更为重要。
故宫博物院徐华峰
谈到了他与白沙宋墓的缘分。作为河南禹州人，他的祖辈曾参与过白沙水库的建设，也亲临了宋墓的发掘。徐华峰认为，白沙宋墓的材料还有再研究的空间，其中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墓葬遗址的形成过程，包括选址、设计、营造、埋葬等环节。我们可以通过对保存在故宫的这批墓砖、壁画材料的观察和复原，去探讨仿木构的修建以及墓室壁画的绘制流程与技法等。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时期的建筑与壁画，或许也存在着类似于考古地层一般的叠压打破关系，这种关系反映的就是先后营造的过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剑葳
同样认为《白沙宋墓》是一部建筑考古学的经典报告。墓葬本身存在着一个从选址到设计再到营造的过程，宿白先生对这一过程的记录是十分详尽的，材料的呈现也相当全面。这反映出他对整个材料的把握程度，熟悉每一个细节在当时营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任何建筑工程都有人的想法在里面，好的作品蕴涵着人的思想和情怀，正所谓“匠心营造”。考古学作为一个人文学科，需要去探寻建筑本身传达出的人文思想。
“启门图”是墓葬美术中十分常见的主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丁雨
以此为例，讨论了美术考古研究中的“想象力”。他指出考古学研究需要想象力的发挥，但应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宿白、邓小南、郑岩等学者，基于材料本身，分别从墓葬空间、性别分工、视觉分析等角度对“启门图”做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但相应的，也存在不少研究对该主题过度解读与臆测。丁雨认为想象力的发挥基于我们对材料的扎实积累与整体把握，年轻学者还是应该学习前辈们的经验，以此规范和勉励自己。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王建文
主持发掘了青龙镇遗址，他以编写考古报告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展开了讨论。王建文指出，《白沙宋墓》完整全面地公布了发掘材料，而有的考古报告可能仅挑选部分单位及部分器物，材料呈现十分有限；《白沙宋墓》将客观材料与主观研究区分开来，而许多报告一上来就把器物的出土单位打乱，直接按分类后的情况进行介绍，失去了原本的出土状况与共存关系。他呼吁建立一种最大程度公开所有发掘材料的体制机制，让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一手的材料，有条件对考古报告进行重新的审视和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