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目录

文化与传播

洪朝辉 共享文化价值研究——20世纪中美关系案例分析

文学：图像学研究

龙其林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品图像叙事中的生态形象建构

杨剑龙 “对青少年的满腔同情和热爱”——论茅盾的连载小说《少年印刷工》及其插图

张   涛 印刷媒介礼图图文关系的现代演进

历史学：古代思想与知识体系研究

刘   源 论殷商王朝上帝为百神之君的观念

杨   博 我思古人：出土简帛与战国秦汉时人所见“书”的初步考察

刘义峰 清华简与《古文尚书》中的傅说形象

美学：艺术与美学研究

【摘要】 先后结集于《诗》的《风》《雅》《颂》诸类乐歌——尽管其产生之先后与入《诗》之早晚约略相反——一直是宗周礼乐教化的资藉之一。即使在西周，与礼、乐互摄的“诗”已在作“德”的倡率，只是此时的“德”还较大程度地牵着申示德泽以“祈天永命”的功利的根蔓。肇端于孔子，礼、乐由“依于仁”而为儒家“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的“道”所导引，《诗》被赋予了“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意义上的教化功能;这部典籍以其在一种全新的诠释中承载儒门所谓常道而被称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孔子身后，孔门未必尽如韩非所说“儒分为八”。无论孟子与荀子间有怎样的分野，他们却都绍承了孔子，而将《诗》《书》《礼》《乐》《易》《春秋》诸典用于“为政以德”而“导之以德”以劝诫君宰、化导世风人心。诚然，依汉初既有的“四家诗”看，儒家《诗》教之传衍似乎约略可分四系，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多方的传敷在义理大端处无不以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归着。因此，对孔子之后孔门《诗》教的传衍或不必拘泥于对四家诗之师承作还原式的追溯，而只须借助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之简策尽可能切近地探求这段《诗》学史或《诗》教史之神致。

【摘要】 共享文化价值区别于共同价值和个体价值，它指不同个人、国家、文化、民族、制度、意识和政党，现在与未来可以共享、共赏和共赢的特定文化价值观念，具有求同存异、对等适度、演化变量、良性实用和持续扩展五大特性。简要综述有关中西文化对立与合作的文献，阐释与对比中西方经典文献《论语》《圣经》，以及中西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孟子、老子、朱熹和亚当·斯密等）的主要思想，有助于发现三大中西的共享文化价值：中、和、爱。而且，分析杜威访华（1919-1921年）、梅兰芳访美（1930年）和庄则栋访日(1971年)这三大学术、戏剧和体育的中外交流案例，能够验证中道、和合与友爱在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尽管杜威、梅兰芳和庄则栋当时所经历的客观环境、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利于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但由于两国决策者明智、中道文化支持、民间力量推动以及当事人的胆识与努力，最后都以历史性的成功，给中美关系史留下传世的一页。事实证明，三大共享文化价值（中、和、爱）互相联系、相依相存，由中致和、由和致爱，显示走中道、行适度是中美双方合作的前提，也是寻求妥协、有效谈判、民主运作的根本。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品热衷于揭露和反思中国环境问题，作家通过文字、图像建构中国生态形象，进而深刻影响并建构了读者对中国生态问题的认知。 学术界以往多注重分析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品的文字如何叙述、形塑中国生态问题，却忽略了其中的封面、插图对生态问题的直观反映和想象。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作品中的图像建构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揭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突出环境污染问题对中国社会发展构成的威胁，反思中国在工业化发展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原因； 其二，将中国置于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生态问题进行视觉呈现，探究中国与西方生态问题的共通性； 其三，书写中国生态保护、改造的历史，展现出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不断取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摘要】茅盾的连载小说《少年印刷工》在1936年《新少年》半月刊连载，描写辍学的中学生赵元生先后在造纸厂、印刷所吃苦耐劳工作的境况，反映出抗日救国背景中国民的坚韧性格和不屈的追求。 作品以十五岁的赵元生辍学求职的经历为基本叙事结构，展现了赵元生聪慧好学、勤奋上进的形象。 另外，这个故事能使小读者得到有关造纸、印刷的科学知识。 在连载过程中，小说共配19幅插图，在以图释文中形象地阐释了小说的意蕴。

【摘要】 作为经典礼学文本的图像表达，礼图既有礼的属性，又有图的属性。借鉴符号学、语义学理论对图文关系的分析，可以将礼图文献反映的图文关系分为文字占据主导的“文主图附”和图像占据主导的“图主文附”两种类型。对这两种类型，可从不同方面加以区分、考察和认识。图像数量、版式特征、编纂方式等因素都发挥着影响礼图图文关系的作用。印刷媒介是传统礼图的主要载体，其本身的局限性制约着礼图演进。绝大多数印刷媒介礼图都由文字占据主导位置，但其中蕴含着一定的“图主文附”特征。印刷媒介礼图图文关系的发展有过波折与反复，但向着“图主文附”图文关系迈进的趋势也很明显。

【摘要】 殷墟卜辞所见上帝观念之研究，历经120余年，成果丰硕，如郭沫若提出上帝为至上神，胡厚宣认为帝五臣指四方与社，等等。目前，学界对上帝是否为至上神等问题及殷代神灵体系，认识上仍存在分歧。李学勤认为，研究甲骨文反映的思想文化可借鉴周代礼制知识。我们循此思路与方法，结合西周金文“上帝百神”“先王在帝廷陟降”“先王在帝左右”等材料，再分析卜辞内证可知，殷代上帝也是百神的君主，四方（包括四方风）、社、河、岳，以及高祖、先王、旧臣均被上帝驱使，执行上帝的意志与命令。卜辞“大甲宾于咸”，可联系《左传》诸侯死后“在先王左右”来理解，即大甲辅助大乙，共同实施帝命。孙诒让提出的“天神、地示、人鬼”说，并不能客观阐释殷代神灵体系，在殷商王朝的自然宗宙观中，上帝是百神之君，控制着天地万物运转与人间社会发展，决定了农业丰歉，都邑兴衰，其意志不可捉摸，也无法改变。四方（包括四方风）、社、河、岳，与高祖、先王、旧臣作为上帝臣僚，具体落实帝令或天命，故受殷人祭祀，以求趋福避祸。

【摘要】 出土简牍的分类，需要尽可能地立足于古人认识来分析图书的性质和内容，综合“九艺”以及《汉志》《隋志》的分类，目前来看似乎是更为稳妥的认识。律令类简牍或可不从“文书”之类，而当归入书籍并作为单独门类。在此基础上探究战国时人所能见到的文献类目，不仅有助于在操作层面继续探究出土简牍对于材料相对较少的国族、地区相关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更有可能帮助解决战国时人如何读书，抑或说能够读到什么书的疑问；从而利用“同时代”以及尽可能接近诸子时代的相关文献，理解诸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

【摘要】 传统上所熟知的傅说是一个“王者师” 的圣贤，这一形象由孔传本《说命》三篇塑造。结合清华简《傅说之命》 以及孔传本《说命》的文本研究，可知孔传本《说命》绝非魏晋时人所能伪造，其成篇年代当在战国初年前后。新出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两篇的成篇年代在春秋初年前后，上篇将傅说塑造成一个人神参半的上帝使臣。《傅说之命》下篇的成篇年代约在西周中晚期，将傅说塑造成一个蜷缩在森严王权下的人臣，这是最接近真实傅说的人物形象。傅说作为“王者师”的圣贤形象是春秋战国之际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为实现自身理想与抱负而塑造的历史范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 “美的艺术”的提出是艺术分化和走向自律的标志。之后，艺术与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现代艺术颠覆了艺术与美学的关系，“美的艺术”被质疑、被消解、被丢弃。但现代艺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艺术的美学性质，后现代语境下艺术的物化、非人化等困局格外强烈地凸显出艺术美学解释的合法性，关键取决于如何理解美学。美学中的审美不单纯是一种对愉悦的、和谐的形式的兴趣与追求，还表现为对感性认知、感性结构以及身体情感的洞察。揭示艺术“非思”之中蕴含着的“思”的内容，是美学对人类“知识”做出的最大贡献。后理论氛围里新审美主义和新形式主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美学的复归，但复归不是回到鲍姆加登、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地基之上，而在于重视“思与非思”地带，接受看似混乱、实则深刻的独异性力量的冲击。美学在转变话语形式的同时，也带来艺术解释新的可能性。

【摘要】 音乐是最早进入到哲学家、美学家视野里的艺术样式。哲学、美学对音乐的阐释经历了音乐形式论、音乐体验论、音乐审美论、音乐本体论、音乐价值论等几个阶段。语言虽无法穷尽音乐的意味，但却又是通往音乐境界的云梯。19世纪艺术在经历了祛魅之后，丑、忧郁、刺耳、悲伤、破碎、无序等进入音乐，美学言说音乐面临着诸多困境。美学对音乐的观照一定是多方面的“对位”，在对音乐的历史、风格和语境的考察中，以“知性”的思维方式游移于内容与形式、理性与感性之间。尊重个人意图、注重文本细读、领悟音乐情境，方能最大限度地实现音乐的美学理解。

【摘要】 当代艺术的发展日渐冲击了美学原本赖以生存的学科基础，使其面临着各种非议。“美学的不满”看似是一个美学领域的老话题，然而朗西埃再次提出的这一问题，实际指向了美学的存在危机。当代艺术实践不断将“美”从自身排除，取而代之的是直接的艺术思考，这就使得美学在艺术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现代主义的美学实践虽然重新规定了“美的理念”，但这种精英式的规定，并没有被艺术实践所重视。艺术反而越来越向着“去美”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状况下，跳出美学内部的藩篱，从美学、哲学、艺术三者关系的角度，重新考察美学的位置就变得尤为重要。“非美学”与“反美学”方案通过重塑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试图绕开“美的理念”问题，为艺术的变化找到当代新的解释；重返感性学则没有放弃美学的中介作用，通过将美学看作一种艺术的辨识体制，试图重新激活美学在当下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