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锤子阅读
原载于：一席（ID：yixiclub）
松 紧 琴
张玮玮
“我难受了很久。后来我慢慢地想明白了，我和我父亲其实是互为彼此的人生，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人生。我从来没有按照他预期的那样去做音乐，但是他在写字台前抄五线谱的那个身影，却深深地影响了我。每次我一个人在家练习乐器的时候，那个身影就会从我的脑海里面升起来。我相信那个时刻就是属于我们的永恒。”
大家好，我是张玮玮，很高兴来到一席作客。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美容美发的题目。
我开个玩笑。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手风琴这个乐器的故事。
我的第一台手风琴是父亲给我的。是一台国产的红色手风琴，生产于 1974 年，比我大两岁。
1999 年，21 世纪即将来临。我那时候在北京，在弹吉他。当时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当时的北京吸引着全国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各种风格的摇滚乐队像雨后春笋一样。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样，也是留着长发，背着吉他。穷得叮当响，却满怀激情地做着摇滚梦。
但是有一个乐队改变了我的想法，这个乐队是野孩子乐队。野孩子乐队是来自兰州的一支乐队，他们是我在兰州的音乐前辈，很早就去了北京。当很多乐队还在埋头研究西方摇滚史的时候，野孩子已经剪掉了长发，开始用西北人的口音、西北人自己的音阶唱歌了。
那会儿几乎野孩子乐队每一场演出我都会去看。除了看演出，我还去看他们排练。到最后我觉得还是不够，索性就搬到了野孩子乐队主唱小索家的旁边。跟他们住在一起，向他们学音乐。
如果你的愿望足够强烈，那么真的什么事都会发生。有一天，野孩子乐队主唱张佺和小索来到了我的小破屋里，跟我说野孩子乐队要扩大编制，需要一个拉手风琴的人，问我会不会拉手风琴。我想都没想就跟他们说：“会啊。”
当然我其实根本就不会。然后张佺和小索给了我一张 CD，那张 CD 是澳大利亚乐队 Dead Can Dance 的专辑。他们说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演奏曲，让我用手风琴把这个曲子练下来，然后跟他们排练。他们走了以后，我立刻给父亲打电话。一个月以后，我父亲就把那台大我两岁的红色国产手风琴寄到了北京，就是这台琴。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学过几次手风琴。我的手风琴老师是我父亲的朋友，一个群艺馆的文艺干事。他和我父亲一样，都曾经是我们那块儿工厂宣传队乐队的同事。我父亲吹单簧管，我的这个老师拉手风琴。后来工厂乐队解散，他调去了群艺馆，我父亲调到了学校教音乐。
我现在还记着我当时和父亲去学手风琴的场景。我父亲推着二八自行车，背着那个手风琴，我迷迷糊糊地坐在自行车的后面。当时对于我来说，手风琴实在太大了。我抱着手风琴，风箱就正好到我下巴这儿。兰州有一句话是形容“来得正是时候”这个状态，普通话就是“磕睡遇着了枕头”。抱着手风琴，下巴往风箱上一放，真的太舒服了，我直接就睡了。
手风琴老师不断地把我叫醒。他让我用凉水洗脸，又让我绕着花池跑步，反正他用了各种方法也没把我叫醒。三节课以后，手风琴老师跟我父亲说：“你这个孩子呀，恐怕不是学音乐的料。”我父亲脸色阴沉了几天，我的手风琴课就结束了。
这张照片是我小时候跟父亲的合影，在他们学校的乐队里面。中间这个萌萌的小孩就是我，后面的是我父亲，在下面拉二胡的那是我姐。
你们可以从这张脸上看到那种昏昏欲睡的气质。
我父亲他们那代人对手风琴有着比较特殊的感情。50 年代斯拉夫的很多民间歌曲被加上了共产主义的新内容，和手风琴一起传到了中国。斯拉夫人那种奔放深情的旋律，再加上共产主义的梦想，彻底地把这个农业大国的年轻人征服了。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们在工厂宣传队的时候有一张照片，可以给大家看看。
这个乐队就是那种国际共产主义风尚的产物。最后面的那个人打的是新疆的达甫，旁边有 double bass，有小号。第一排正中间吹的是竹笛，我父亲在内侧吹单簧管，我的手风琴老师在那边拉的是手风琴。这个乐队现在看其实还挺时髦的，像一个吉普赛乐队。
我父亲也会拉手风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教我。在他的理论里面，就是父不教子。我小时候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慢慢地明白了，其实我父亲是担心他对我狠不下心来，不能做到真正的严厉地管教我，害怕耽误了我的学习。
那台手风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我家的，我很小的时候就见它在我家。小时候我觉得手风琴挺有意思的，那么多黑白键，像是一个能发出音符的打字机。我小时候听相声，侯宝林在相声里面把手风琴比作松紧琴，就像松紧带一样的，弹来弹去的琴。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有意思。我那时候就想，如果我的手风琴老师是侯宝林的话，那我可能上课就不会睡着了。
我父亲他们那代人对待音乐特别地认真。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从学校回来，吃完饭从来不看电视，也不参加我们的娱乐活动。尽管我们的娱乐活动无非就是在火炉上烤烤花生，下下跳棋。他每天晚上就是坐在写字台前面摆弄他的乐器，要么就是在五线谱上抄乐谱。
现在这些照片就是我父亲手抄的乐谱，大家可以看看。反正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每回看到这些乐谱，就对他们那代人充满了崇敬。看着这些乐谱，我就想起了我家炉子上的花生，还有我父亲的身影。
我在手风琴课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低智和昏沉，并没有改变我爸对我的规划。他后来又陆续教了我很多乐器，单簧管、钢琴、萨克斯、小提琴，等等等等。反正我也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最后，我父亲如愿以偿顺利地把我送进了一个师范院校的音乐系，并且特别荒诞地主修作曲。
在那个学校里面，所有的学生都要选修一个乐器。很多人都选修了手风琴，他们可能觉得非常简单。开学以后我就崩溃了：来自甘肃各个部落的姑娘小伙子们抱着手风琴，特别天真地拉着那种儿童歌曲，他们的第一个曲目是社会主义儿歌《小松树》。
我一看就崩溃了。然后选择了跟父亲一样的乐器：单簧管。我父亲满心欢喜地看着我拎着单簧管走进学校，他觉得我走上正道了，我也觉得我可能就走上正道了。但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来自河西走廊的青年结束了这一切。
那个河西走廊来客是通过朋友到我们宿舍来借住的。他住在我们宿舍里，我看着他，就被他吸引住了。他骨瘦如柴，穿着一件军大衣，背着一把吉他，那种发黄开叉的长发遮住他那个疯狂的眼神。在之后的一个礼拜，我每天晚上和他喝酒，他也顺利地对我完成了摇滚乐的洗脑再教育。然后我就结束了正路，跟着他学起吉他，开始梦想成为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
好，给大家唱一个社会主义歌曲《小松树》。
1999 年，当年的“小松树”也长大了，住在北京郊区破旧的小平房里，几乎骨瘦如柴，也留着一头发黄开叉的长发。
我父亲的手风琴寄到北京以后，我靠着小时候学过的那一点钢琴基础，练会了那个澳大利亚乐队的演奏曲。然后我就去找野孩子乐队排练。排了几次以后，乐队就通知我，我可以参加他们的一次演出。就这样，我的首演就到来了。
那次演出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对面的一个小酒吧里。当天的演出人很少，那个曲子也非常短，也就三四分钟。由于紧张过度，我一上台眼前就是一片白光闪过，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恢复了心率，调好焦距，睁眼一看，演出已经结束了。
尽管如此，野孩子乐队还是接纳了我，我成为了野孩子乐队的成员。也从那天开始，我走上了演奏手风琴的道路。
下面给大家弹一下我的首演曲目，也是我学的第一个手风琴乐曲：Dead Can Dance ，《死之舞》。
自从拉上手风琴以后，我就爱上了这个乐器。以前我想成为摇滚主唱的时候，总觉得点不对劲。因为就是在我们当时那个有限的认知里面，摇滚乐手摇滚主唱总得有点神经质，敏感，另类，或者变态等等。我那时候看着自己，真的实在太正常了，从里到外找不着任何可以和这些词关联到一起的。
拉了手风琴以后我就舒服了。你看这个乐器，它就是这么平和舒缓流淌出去。可以说是手风琴改变了我，或者说是我用手风琴重新找回了自己。我开始拼命地寻找跟手风琴有关的一切，那些欧洲的和手风琴有关的电影，或者东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的电影，从里面学到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音乐。慢慢地，我发现手风琴就像是一个朋友，它带着我去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世界的那部分。
2003 年，我加入了一个新疆的哈萨克乐队，这个乐队叫作 IZ。IZ乐队是哈萨克的一个特别优秀的音乐家马木尔的乐队。为了更好地学习民间音乐，我就去了新疆。
到了乌鲁木齐以后，就听朋友说伊犁有一个俄罗斯人，他收集了 800 台手风琴。我在新疆辗转两个月去了北疆，两个月以后到了伊犁。一到了伊犁我就找到了这个俄罗斯人，他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一个白俄罗斯人，据说他的祖辈是因为俄罗斯的战火然后带着全家人迁到了伊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