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外资律所缩减在华规模、关闭办公室的消息层出不穷，其中不乏瑞生、盛德、奥睿等在全球创收靠前的律所。
谈及外所的种种动作，业内多将其归因为受市场环境影响等因素。
但是，同样的市场环境下，为何频频传出的关停消息的几乎都是美国律所，而英国律所却稳坐钓鱼台？
去年以来，已先后有十余家美国律所宣布关闭在华办公室，关闭在华办公室已成为常态效应。
2023年6月，普洛思（Proskauer Rose）计划关闭中国大陆办事处。
2023年8月，瑞生（Latham&Watkins）计划关闭上海办公室。
2023年12月，艾金·岗波（Akin Gump Strauss,Hauer & Feld）计划关闭北京办公室。
2023年12月，温斯顿（Winston&Strawn）计划关闭香港办公室。
2024年3月，博钦（Perkins Coie）计划关闭上海办公室。
2024年3月，奥睿（Orrick）计划关闭上海和台北办公室。
2024年3月，威嘉（Weil, Gotshal & Manges）宣布已关闭北京办公室，并正在考虑关闭上海办公室。
2024年5月，盛德（Sidley）计划关闭上海办公室。
2024年6月，美富（Morrison Foerster）计划关闭北京办公室。
2024年6月，德杰（Dechert）计划关闭香港和北京办公室，完全退出中国市场。
然而，这些关闭在华办公室的的律所几乎都来自美国，几乎没有英国律所退出中国市场，也没有关闭任何大陆地区的办公室。
不仅如此，去年来自英国的鸿鹄、夏礼文先后在深圳新设办公室。英国商会甚至还在呼吁简化外国律所开设新办公室的审批流程。
同样的市场环境，为何美国律所结队撤退，英国律所不退反进？
美国律所：灵活的盈利策略
众所周知，美国所具有赚取超高利润的能力和优势，全球创收最高的10家律所均为美国律所。美国头部律所高薪猎聘、灵活薪酬等作风也给业内留下了其重视短期利益、激进的印象。
这种美国式的经营策略也同样体现在亚洲市场。
在业务领域，美国律所几乎主导了今年一季度亚洲并购交易市场的法律顾问业务，且这种业务优势并非一朝一夕。
在布局上，美国律所在中国大陆的代表机构达100多家，比英国律所的3倍还多，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但是：
虽然美国律所从事着顶级交易，却并没有赚取太多可观利润。
《美国律师》报道称，他们进入大中华地区多数是不想因没有存在感而失去机构客户的关系。
虽然美国律所在大陆有100多家代表机构，但他们并没有制过具体发展战略。
包括奥睿在内的很多律所负责人都曾透露，他们起初并未制定过明确的“中国本土计划”，没有明确的战略、扩张或增长目标，之所以留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的成本较低，且市场规模足够大，足以让他们的存在显得有意义。
当亚洲增长疲软且法律环境更加敏感之时，对于更强调盈利能力的律所而言，他们的资源倾向于欧美核心业务，而非填补其海外分支机构的财务缺口。这导致一旦这些律所的海外办公室遇到经营上的挑战，他们很可能会优先考虑关闭这些办公室。
2023年，
盛德（Sidley）营收超30亿美元，但其仍关闭了上海办公室。
博钦（Perkins Coie）营收12.1亿美元，每位律师营收增长近5%，其也关闭上海办事处，将中国业务整合到北京。
奥睿（Orrick）营收增长6.2%，同样关闭了上海和台北办公室，此前奥睿已于2020年关闭了在香港的办事处。
美国媒体评论这种现象为：
“如果有任何数据可以证明美国律所更注重短期收益和利润，那么这个数据就是最好的例证。”
英国律所：保守的经营策略
英国律所的国际扩张策略与美国同行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律所的国际化依赖其庞大的国内市场，而英国律所则因国内市场规模有限，选择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以寻求增长。
二战之后，英国失去了作为其扩张后盾的庞大国内市场。面对英国经济规模和法律服务市场的限制，英国律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踏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相较于美国律所，英国律所的国际化步伐更早。
英国的大型律所在全球拥有众多分支机构，网络遍及全球，其包括一些美国律所可能认为利润微薄或无利可图的地区。一些比较大型的英国律所在普遍拥有30-40个全球办公室， DLA更是超过70个办公室。
英国律所在海外市场的深耕时间较长，它们注重长期发展，并积极招募当地法律人才，英国主要律所的合伙人中有近三分之二在海外工作，普遍在海外市场拥有强大的实力和更为完善的全球服务体系。
在中国，英国律所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香港开展业务，80年代在北京设立了律师团队，为在华的外国企业提供服务。尽管此后几十年面临着美国律所的大规模扩张和中国本土律所的崛起，英国律所在中国市场上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市场地位。
相对于美国，大中华区主要市场与英国的关系相对更趋缓和。
早在太平洋两岸大国发生摩擦初期，美国律所在华代表机构数量就曾出现直线下滑，而英国律所在华代表机构数量则始终保持稳定。
外国律所无法从事中国法律业务，其在华的执业范围主要为非诉方面，包括公司并购、海外IPO、对外投资、外商投资等。
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美国律所的业务面临比英国律所更严峻的考验。
以中企赴外上市为例，2020年，美众议院表决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该法案的一些条文内容实际上直接针对中国，限制中企赴美上市。
2022年，国家网信办公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中国互联网公司赴美上市也迎来更严格的网络安全审查。当年，中企赴美上市融资下降九成。
而在英国方面，包括国投电力等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开始考虑前往包括伦敦在内的欧洲上市。英国律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相对美国而言有更缓和的空间。
虽然近年来外部环境变化加剧了律所的经营风险与压力，外国律所缩减在华规模的消息不断传出，但是我们看到这背后与不同律所采取的国际策略也紧密相关。
一方面，坚持长期运营的国际律所在华仍保持着稳妥的发展节奏。另一方面，真正完全撤离中国市场的美国律所仍是少数，多数律所在华仍然保留着团队和业务，一旦市场回暖，他们可能会用相同甚至更快的节奏大踏步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