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澳大利亚矿业繁荣不再，房地产市场增幅放缓，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生物技术公司。事实上，这一趋势已经开始。
2015年，合生元收购澳洲维生素和保健品公司Swisse 83%的股份。在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上，Swisse是第一大保健品公司。2016年7月29日，复星医药(600196.SH)公告收购印度第一家获得美国FDA批准的注射剂药品生产制造企业Gland约86.08%的股权。同年，华润集团在收购澳大利亚最大的癌症与心脏病治疗服务提供商GenesisCare股权的竞标中胜出，正等待澳大利亚外资监管委员会的审查批准。
仅2016年一年，医药行业就有16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对外投资和收购的公告，领域覆盖新药研发、药品生产、医疗器械等多个领域。
中国企业频繁展开海外投资与爆发性增长的中国医药和保健市场不无关系。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医药行业市场行情动态及投资战略咨询报告》，2007年~2014年期间，中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20.69%。然而与快速增长的市场相悖的是，2012年，中国医药和生物科技产业的研发投入经费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1.60%，而美国和英国则分别达到了23.63%和24.92%。
制药和生物科技产业是典型的高技术产业，也是中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点。但目前，中国生物制药公司研发能力普遍较低，不能与国际水平接轨，到海外投资布局不失为产业谋求升级的捷径，可借此逐步走上与国际接轨的通道。
寻找价值洼地与投资高地
过去十年，美股生物技术板块表现抢眼，2015年美国涨幅位居前十的股票中有9支来自于生物技术板块。2015年纳斯达克生物技术指数收益率高达49倍，较纳指“贵”一倍多。2017年开年第一周，市值超过千万美元的纳斯达克个股中，有8家生物医药公司涨幅超50%。其中Transgenomic生物技术公司涨幅达276.9%。在资本的盛宴中，投资者也遭遇估值过高、提前透支的难题。海外资金开始向较为安全的潜力地转移。
维多利亚州医疗技术和制药部门总监Andrew Wear对《商学院》记者说：“澳大利亚生物技术企业在专利或核心技术上占有优势，但由于当地的生物科技公司通常规模较小，加上融资渠道单一，股市市赢率不高，企业的市值相对处于低位。”数据显示，从2010年～2014年，澳大利亚生命科学公司每年接受的风险投资低于美国62～124倍之间，资本差距高达50亿澳元。这使得澳洲的生物制药企业成为国际资本锁定的新目标。澳洲联邦政府也意欲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将风险投资引向生物科技领域。
根据《科学美国人》2014～2016年的评分，澳大利亚在全球生物科技创新中排名第五。历史上世界第一个冷冻胚胎试管婴儿技术和干细胞技术、第一只人工耳蜗、第一个宫颈癌疫苗皆出自澳大利亚。近来，澳洲科学家又在癌症免疫疗法以及癌症检测上取得关键突破。
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产业集群所在地之一的维多利亚州(以下简称维州)政府所在地墨尔本，是众多跨国企业竞相追逐的业务目标，18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经济活动贡献额达95亿美元，杰特生物医疗(CSL)、葛兰素史克和康泰伦特药业都于近期在维州设立了分公司。而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哈佛大学的莫纳什大学药剂学院等一批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也为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研发人才。
维州前州长，澳中商会(ACBC)主席John Brumby说：“维州希望在生物科技领域领先于世界，为此专门制定了生物技术发展的五年计划，便于各方了解产业规划。政府也会提供专款鼓励个人或企业投身其中。”维州前州长，澳中商会(ACBC)主席John Brumby说：“维州希望在生物科技领域领先于世界，为此专门制定了生物技术发展的五年计划，便于各方了解产业规划。政府也会提供专款鼓励个人或企业投身其中。”
为了更好地服务生物科技创业创新企业，维州政府引入药理学博士Amanda Caples作为政府的首席科学家。政府看中的是Amanda博士多年医药领域商业开发的经验以及15年公共政策领域的经验，她能够站在双方的立场，提出切实可行的科学发展方案。
在接受《商学院》杂志记者专访时，她指出，维州政府在推出支持创新研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时，也对研发品质进行严格的定义，需要满足三个要求。
首先是产生新知。对新知的定义是该知识从未在公共领域出现过，只有通过系统性的实验才能获得，该知识包括全新的或是改进的材料、产品、设备、流程或服务;第二是遵从科学方法。从假设到实验、观察、评价再到得出合理的结论;第三是结果未知也不能事先决定。
设定项目入选规则之后，政府设立基金来资助有潜力的早期研发项目，与研究者共同设计商业规划，设定发展的里程碑，这样做其实也帮助投资者进行项目筛选，增加了项目的可信度。“这些基金也会对外国投资者开放，我们欢迎中国投资者参与其中，可以提升专业能力，获得相应的资源。”Amanda 说。
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借势发展的机遇
早在2012年，澳大利亚便成为了第一个以立法方式承认中医药合法地位的发达国家，认为中医是对西医的必要补充。同仁堂更是早在2005年就在澳大利亚开设了药店。澳大利亚的大学也和中国大学一起对传统中药开展有针对性的联合研发。
好消息是，中澳自贸协定(ChAFTA)的签订为两国投资合作便利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贝壳社(BioClub)是中国从事“互联网+医疗健康”创新创业生态的平台。正是因为看到澳洲优秀的基础研发能力。决定进入澳洲市场寻找机会。
新加坡出生的Melvin是贝壳社驻澳大利亚的代表，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获生物医学硕士，曾在当地药企工作，精通中英文，这样的背景使得他在跨国合作中拥有诸多优势。他正在寻找有潜力的企业和项目。“澳洲的基础研究不比美国差，但这里技术转化做得不够好。”Melvin说，“这也正是中澳产业合作的机会。”最近他在关注澳洲一家公司的抗过敏疫苗项目发现，中国有药企做类似的研发，他打算等项目成熟之后将其引入中国市场，以合资或是授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
由于澳洲是世界上公认的药品管理严格、市场准入难度较高的国家之一，一旦通过TGA(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的GMP认证，同时也获得澳大利亚所属的国际药品认证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包括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的药品准入许可。对于国内一些拥有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来说，以澳洲为过渡，参与国际竞争是个不错的途径。2014年，中国佛慈制药即以零缺陷通过了TGA认证的现场检查，为欧盟认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澳洲特别是墨尔本是临床试验的最佳基地，澳大利亚有三分之一的临床试验都在维州进行，且所得的临床研究数据一般可以得到美国和欧盟的认可，这也为中国药企创造了机会。中国做一期临床实验可能需要12～18个月，但在澳洲只需6周即可完成，99%的一期临床试验在完成注册后一周内即可启动。即使回到中国重做一期临床，时间进度也会大大缩短。
在中国企业向澳洲寻找发展机会的同时，在澳洲有30余年历史，拥有三千多行业会员的澳洲生物协会Ausbiotech也在带领澳洲企业前来中国寻求合作。一些中国医学专家也得到了维州政府的支持。2014年底赴澳洲，现为墨尔本大学眼科学教授的何明光起先申请政府资金做临床研究。此后看到中澳医学产业的互补性，开始在澳洲做中国临床加速器的项目，把澳洲的项目与国内多所医院对接，同时也打算帮助澳洲创业公司来中国寻找投资者与项目合作伙伴。
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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