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一九九六年初版迄今二十年,历经两岸四个出版社不断被要求修订出版,其持续影响力主要源于其劳动二重性理论。但此书直接的影响力仍然缘自知识分子主题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史地位。导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困境”一节叙述了这段思想史。一九七八年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消极(弱化)意识形态与积极经济变革相结合为特色,务实治国的新意识形态不再关注精神意义。然而,后“文革”的中国精神状态却不仅是意识形态危机,而且是全社会的精神意义危机。八十年代前期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讨论承担了革命意识形态变革重建的工作,与之呼应的“美学热”以及文化讨论,均以人文主义的精神思潮承载了后“文革”的信仰诉求。这一潮流在八十年代中期被遏制,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性质的否定使意识形态继“文革”之后进一步失去精神感召中心地位。与之形成对比,中西文化学术的大规模传播启蒙至八十年代后期,现代化的知识系统与现代性的人文科学价值公理已构成中国新的广义意识形态,它超出了执政党的经济改革定位及其意义解释,由此势必从实践角度呼唤承担这一新意识形态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观念从而在全新意义上被关注与讨论。一九八八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年”。后“文革”知识精英的精神信仰追求已趋向定位于“人文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感透露出浓郁的信仰性乃至教团气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八十年代末叶反腐败运动,从而成为规范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知识分子介入实践。九十年代初开始强化的产权改革,在将新中国的全民资产主权分化为社会学涵义的等级阶层的同时,在人文科学层面则形成了以金钱为象征的唯利益驱动机制。由此形成了现当代中国人以“文革”为界限的不同精神偏向:此前被鼓动的仇恨与此后被张扬的贪婪。这一格局使知识分子对以经济行为为代表的人的谋生意义的人文阐释与结合法学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实践介入均空前严重了。二十一世纪以来大学这一知识分子基地的体制化强化,则使知识分子自身严重分化与被限定,从而发生了知识分子生存样态多样化的正当性乃至关于“犬儒”的思想史争论。
上述社会史及其思想史所包含的问题至今横亘为真实且关键的问题。贴近并依托上述社会与思想问题史的《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一书的生命力庶几在此。
基于劳动二重性及其涵义与意义的学理一直置身于当代深度学术对话中。此书初版的阐释背景指向中国唯经济发展的新意识形态,因而以人文立场批评将动作与意识分裂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学派与国内李泽厚—赵宋光实践哲学、将皮亚杰建构认识论行为主义操作主义化、工具本体与情本体的分裂,以及偏向认知规律的康德马堡学派到分析哲学及其当代科技主义的偏向。十年前增订版时的时代背景却是权贵资本主义对改革的利益主宰,二十年前初版时的人文阐释中心遂移向社会科学的政治学法学批判,由此突出了此书后三章即人文知识分子与权力、意识形态、公共团体的关系。此次修订版注意到了阿伦特复兴古希腊“Praxis”与“poiesis”相区别的新实践哲学,指出其基于希腊城邦制的奴隶与自由民经验以“action”(行动)贬抑“labor”(劳动)的基础狭隘性,以及追随其后的当代新实践哲学以“实践”伦理吞没“劳动”自然本体的问题。同样指出了阿伦特到哈贝马斯将康德反思判断与审美共通感政治学化并想象为对话共同体的浪漫主义。而与此相反的关注方向却是:精神信仰与法制保护双重缺失条件下的生存竞争如何使劳动的谋生一维原始化,并激发出笼罩中国的悍戾之气。与此相关,修订新版批评将社会科学范畴的现代化平等移用于人文科学精神领域的民粹主义与启蒙主义的混合意识形态,指出在平庸化乃至世俗堕落与升华人格两极之间的精神品级差异存在;形成有别于权威意识形态的现代性精神品级的提升示范结构,将是现代化转型中国精神重建的重大课题,并从这一角度结合劳动二重性审视了百年中国民众革命的社会学构成及其派别分野的精神意义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