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9年7月13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十一。观察、关注与观点，《现代财经-早读早分享》，一个有思想的财经早分享。
每日晨语
面对结果的失败，千万不要连带着过程也全盘否定。短视的人只会看到“无功”，但事实上没有一分努力是“徒劳”。拼尽全力，你终究会比昨天的自己好上一点点，哪怕看似一无所获，却一定能在平凡日子里成为自己的英雄。
周六，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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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是由《现代财经》编辑部根据国内外财经类门户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1236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一、早读分享
1、关于中美经贸磋商、关税豁免、外资撤离商务部权威回应。
7月11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对中美经贸磋商、关税豁免、外资撤离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指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将重启经贸磋商，“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将于近期发布，中国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外资撤离情况，中国不会打压任何的外资企业。（东方财富网）
2、中国要不要降息？
专家：
央行可能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周期正在开启，中国货币政策大概率也会跟随美联储降息。但是，研究人士认为，中国若要降息，很可能会按照“美联储——国内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贷款基础利率(LPR)——贷款利率”这一传导路径去做。也有专家指出，并不能完全排除中国央行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降息操作。若要有效降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实现经济稳增长，可能“不得不”祭出传统调节手段。（东方财富网）
3、孙国峰：
下一步利率市场化改革关键点是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12日在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还存在利率双轨的问题，其中改革的焦点目前是贷款利率双轨。下一步利率市场化的关键点是推进贷款利率进一步市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市场化程度更高，更能够反映市场资金供求情况。推动银行更多地运用LPR，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有利于降低实际利率。（证券时报网）
4、国研院院长谈互联网企业“出海”：
早布局早受益。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不少互联网企业都在探索和布局“出海”。7月11日，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戚振宏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企业要有更大的发展，市场很重要。我觉得，有远见、有实力的互联网企业，早出去，早布局，将来收益会更大。”（新浪财经）
5、工信部：
全面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进新兴产业发展。
7月12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工信部部长苗圩强调，扎实做好自己的事，加强部门间统筹协作，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要聚焦突出问题，找准目标方向，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进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培育一批优质企业。（证券时报）
6、一二线城市开启新一轮供地潮，20城一日推出48宗地块。
7月份以来，土地市场成交情况依然处于高位。全国范围多个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刷新历史同期纪录。7月11日，20城市集中推出48宗地块，其中包含住宅用地39宗。7月11日，苏州推出5宗综合用地，起始总价915536万元。至此，7月10日-11日两天之内苏州合计出让16宗地块，总成交价达到180.77亿元。同日，成都推出2宗综合用地，起始总价509142.16万元。此外，当日上海、南京、温州均有不同数量地块推出。（凤凰财经）
7、网店刷好评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7月10日起，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起草的《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网店刷好评、删差评被行政处罚及生产销售假药等36种情形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征求意见稿拟规定，符合严重违法失信情形的网络交易经营者和平台，也将列入名单。
8、家政信用体系建设迈入实质一步！发改委下发培训提升行动
通知。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加强家政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家政服务高质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决定组织开展2019-2020年家政培训提升行动。（中新经纬）
9、北京发展"夜经济" 推出"掌灯人"，根据区域特色提意见。
7月12日，北京市商务局联合市交通委员会等14个部门，发布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推动夜间经济增长，并将设立三级“掌灯人”，负责统筹协调夜间经济发展。“掌灯人”是统筹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大管家，既要负责了解区域内的夜间经济运营情况，夜间消费的发展需求，还要根据存在的夜间消费需求提出、制定促进区域发展的措施。（新京报网）
10、华为董事长：
应取消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这一禁令。
华为董事长梁华表示，美国将华为放入“实体清单”，对此我们是表示反对的，因为做出这一决定没有任何事实和依据，这样的决定对任何一方包括美国很多企业都是不利的。我们在全球服务了30多亿人口，这样的决定是非常不公正、不合适的。我们认为不应该仅是放松管制，而是取消“实体清单”这一禁令。他同时表示，华为目前业务运作正常，上半年业绩是增长的，收入是增长的，月底正式发布业绩。（国是直通车）
11、华为：
鸿蒙是为物联网开发的系统，是否用于手机还没最后定。
7月12日，华为董事长梁华表示，鸿蒙系统本来是为了物联网系统开发的系统，手机操作系统依然是把开放的安卓操作系统作为首选。“鸿蒙主要用于操作自动驾驶、远程医疗等这些提供低时延的业务，在手机这块，我们还是把开放的安卓操作系统和安卓生态作为首选。当然，如果谷歌不给我们提供了，是不是把鸿蒙也做成手机操作系统？这个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梁华称。（澎湃新闻）
12、从便利蜂变身小企业食堂，透视中国便利店热餐演变史。
餐饮无疑是一个城市的表征之一。在城镇化后，一轮现代城市改造正在来临，其中又以北京等为代表。承接原本的温情，兼具现代的标准化，在这轮改造中，便利店这一半日常、半餐饮的业态成为载体之一；便利店热食，同样也成为了城市食堂的第三选项。（一点财经）
二、中国社会科学选题集锦
三、今日财经关注
刘鹤：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中国要建一道防火墙！
来源：起点财经plus
本文摘编自中国经济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原文题目为《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文中谈到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其中观点对指导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仍具有重要影响。
接到写作邀请，我本能地想到两个题目，一是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描述中看经济发展，二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描述，因为这都与我多年的工作密切相关。但又发现这些题目的技术性太强，希望找到一个全景性的话题，可以归纳对过去改革开放的认识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最近我到上海、广东、山东、辽宁和甘肃等地区做了一次关于发展路径的专题调查研究，了解不同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认识不同地区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在调研过程中，脑海中突然浮现这一题目，觉得这个题目让人兴奋，足以概括对以往和未来增长的主要看法。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三十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万亿人民币，平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国际贸易量超过2.1万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约合25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约2000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四十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2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10位一路跃升到第4位。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
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
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二）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柱作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三）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是从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四）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五）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六）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
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
其道理直白而深奥。在这部分，不应忽视和没有深入分析的有三个问题：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经济失衡现象和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描述、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和广义上的价格扭曲对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几次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特点。这三点都极为重要，但在较短时间内没有进入细节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最后决定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抓大放小”，这一点想特别向读者加以说明。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发展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挑战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十五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十五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
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
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
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
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今天，
暂且不谈政治因素，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价格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
，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
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