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丸
来源：水煮历史
熊丸(1916-2000)，四川石石主县人，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1943年起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医官，至1975年蒋去世为止。后又为蒋经国夫妇提供医疗服务，度过了四五十年的“御医”生涯。1948年起，先后担任台湾省立台北医院院长，台北市立中兴医院长。晚年出任台北《中国时报》副董事长、台北圆山大饭店董事长。
每周约一半的时间待在他身边我自1943年担任蒋介石侍从医生起，每周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待在他身边，只有一小部分时间可以回家。事实上他并不需要贴身医生跟着，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都很好，因他乃军人出身，每天生活定时，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还经常运动，懂得控制工作山观赏日出。时间，不过分忙碌，这一切均造就了他健康符合标准的条件。但即使如此，他与医生的配合度仍很高，也与医生保持密切联系。
起初蒋夫人的医药系统与蒋先生分家，故我们平常只在请吃饭时才与夫人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对夫人的健康几乎很少过问。但蒋先生便离不开我们这群医生，他自拔掉全部牙齿，装上假牙后，口腔里便经常发生溃疡。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有效的药可治疗溃疡，只能利用硝酸银将溃疡烧掉，所以我们那时经常要替他擦硝酸银，好让他再戴假牙吃东西。蒋先生的口腔每月总有十天左右的时间是破的，因此我们几乎一天到晚跟着他，为他擦药。除此之外，他的身体各部位都非常健康。
蒋先生要找医官时，都会提早叫副官找我们，以便给我们准备的时间。而我们有时明明就在附近，但还是会故意让他等十分钟再去，因为如果养成随传随到的习惯，往后如果因故晚到些，他就会问我们怎么晚到了。
徐蚌会战之后，大陆情势危急，蒋先生“引退”溪口。他在溪口生活十分有趣，行程满满不停，每早都到一处儿时母亲带他去过的地方(多半是庙宇)，最后几乎整个溪口都走遍了。我们那时跟着他，虽也看出他的情绪不佳，但身体状况还不错。由溪口到上海的途中，蒋先生不断在海上视察，研究哪些地方可守，哪些地方又该弃守。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十分烦闷，胃口都不怎么好，牙齿也经常出问题。但那时他不大找医生，径自在那儿研究军事情况。
到上海以后，情势更是危急。当时他的胃肠不好，常有呕吐现象，但因情势危急，恐怕到外面找专家也靠不住，我只好自己想法子来维护他的健康。后来蒋先生自上海乘江静轮直航马公，这段时间夫人在美国，不在先生身边，所以蒋先生对自己的身体也很保护，与医生十分配合。
阳明山车祸后遗症
1968年，蒋先生和夫人曾在阳明山出了一次车祸。在车祸发生后的一次例行体检中，我们在蒋先生的心脏大动脉中听到了杂音，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心脏大动脉有杂音，表示主动脉瓣膜有些受伤，只是车祸发生时蒋先生自己并未察觉，故照常办公。但就从那时起，他的精神便不像从前那样好，当然这与他的年龄有关，但亦应与那次车祸导致心脏瓣膜受伤脱不了干系。人类的心脑干主动脉瓣膜破裂，等于抽水机的活塞坏了一样，血打上去又会倒回来，这是导致蒋先生日后心脏衰竭的一大原因。
此外从那以后，蒋先生的摄护腺(即前列腺——编者注)也出了问题，我们找了一个西方公司的海军泌尿科上校替他开刀，但那医生刀也没开好，使得蒋先生后来老是有小便出血现象，对心理打击很大。有几次军事训练安排好让他去检阅，但临出门时他又因小便出血而决定不去。有时他坚持要去，回来以后心理上却更疲倦。所以摄护腺手术后，蒋先生的身体状况更不如前。
我记得有一次在日月潭，蒋先生找我进去问话，当时我便发现他讲话不大清楚，有点小中风的样子。于是我找了卢光舜，向他说明情形，并决定要找神经科医师来为蒋先生看病，后来便找了王师揆来。
蒋先生一直很喜欢中兴宾馆，那地方地势又高，房子又大，夏天十分凉爽，风景也十分优美。但那地方风水不好，“总统”每次一去便生病回来。有一回他出去散步，突然在步道上就走不动了，还是我们拿了把椅子才把他扶回来，这表示他的心脏确实有问题。那时我与陈耀翰、卢光舜及王师揆四人便开始考虑他是不是需要住院。
有一天陈耀翰与卢光舜正好不在，只剩我与王师揆两人，蒋先生突然觉得不舒服，便找我进去。我进去后他说觉得气闷，我便告诉他：“‘总统’恐怕需要住院了。”当时他马上说：“好，我去住院。”就在王师揆下楼打电话先行准备时，老先生突然一下子站不牢，整个人瘫了下去，正巧头靠在我的手上，我立即警觉，准备针药替他打针急救。
那副针药是个救急的药，极具危险性，我在打之前也曾考虑是否真要替他打那一针，假如打的话可能发生副作用，先生便可能死在我手中；但若是不打，先生也可能过不了眼前这一关。当时形成一个很紧急的状况，我最后决定要替先生打针，打完以后他的情况确实慢慢地变好。那时王师揆电话也打好了，上楼告诉我医院方面已准备好，我告诉他：“准备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我们不能去了，只能在这里治疗。”于是我们便把中兴宾馆当成临时医院，将所有医疗器材全部运来。当时的医生除了我、陈耀翰、王师揆、卢光舜四人外，还把“荣总”几位专科主任都请来，扩大成十二人的医疗小组。
但因蒋先生心脏方面的问题愈来愈危急，我们大家都想：“是不是有必要到国外请一位专家替先生看病？”后来经国先生也来了，我们便与他商量到国外聘请专家之事，并推卢光舜到国外寻找。当时我们并没有设定要找某一位特定人才，但卢光舜一到美国，便巧遇当时已被内定为全美心脏医学会会长的余南庚(人称Paul余)，也是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心脏科主任。我们与他相谈之下，发现他又是中央训练团出身，是蒋先生的学生，还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许多渊源之下，我们决定请余南庚回来为蒋先生治病。
余南庚来的时候，我们倒还没想到蒋先生的心脏疾病有那么严重，只是想在心脏科方面多增人才以利研究。没想到后来先生的心脏情况愈来愈差，非但血压很高，连呼吸都很困难，晚上也不能睡，脚也肿了起来，仿佛有些心脏衰竭。余南庚便为先生做了一次整体检查，我也找了一位专业化验师到山上来，每天替先生验血、验小便。那时蒋先生许多琐碎的事情(如指挥武官等)都由孔二小姐(孔令伟)来处理。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会，Paul余开始时都采用一些很剧烈的药，那药都很有效，差不多一用下去便可立刻看到蒋先生情况一天好过一天。经国先生与二小姐每天早上都参加我们的医疗汇报，不过他们两个都不讲话。全部的医生共分成四组，两人编成一个班，内、外科各一人，二十四小时轮班，另有四个心脏科随时接应，余南庚则担任整个系统的领导，每天主持医疗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