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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蒂尔（Peter Thiel） 从牛仔裤口袋里拿出一部iPhone并举了起来。“我不认为这是一次技术突破，”他说。“将它与阿波罗计划相比。”蒂尔是一位企业家，既经营 对冲基金 ，也经营风险投资公司。他正在 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大学大道 上的咖啡馆 Café Venetia 等候就座。这条街是硅谷的发射平台。咖啡馆里的每一张桌子都坐着穿着休闲的健康人士，他们使用着苹果设备，讨论着创意生成和 天使投资 。十年前， 蒂尔 曾在同一个地方与他的朋友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喝咖啡，并决定他们共同创办的在线支付公司 PayPal 应该公开上市。2002年， PayPal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后不久，便以十五亿美元卖给了 eBay ， 蒂尔 的分成是五千五百万美元。

蒂尔 的大部分财富都是在Café Venetia附近创造的。 PayPal 的第一间办公室距离这里五个街区，位于一家自行车店的楼上。就在对面，是 Facebook 的最初总部—— 156 University Avenue 。2004年夏天， 蒂尔 向一名哈佛辍学生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提供了五十万美元的贷款，这是 Facebook 的第一笔外部投资， 蒂尔 后来将其转化为7%的股权，并获得了董事会席位；今天他的股份至少值 十五亿美元 。 Facebook 在156 University Avenue的继任者是 Palantir Technologies ，这家软件公司帮助政府机构通过检测信息洪流中的微妙模式来追踪恐怖分子、诈骗犯和其他罪犯。 蒂尔 于2004年共同创办了 Palantir ，并投资了三千万美元。 Palantir现在的估值为二十五亿美元 ，而蒂尔是董事会主席。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科技投资者。

信息时代让 蒂尔 变得富有，但也让他失望。它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也没有在制造业和生产力方面带来革命性的进步。 虚拟世界的创造，结果证明并不能替代物理世界的进步。 “互联网——我认为它是一个净收益，但不是一个很大的收益，”他说。“苹果是一个创新公司，但我认为它主要是一个设计创新者。”Twitter有很多用户，但它没有创造太多美国工作岗位：“五百人将获得未来十年的工作保障，但它为整个经济创造了多少价值？可能不足以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里显著改善美国的生活水平。”他说Facebook总体上是“正面的”，因为它带来了社会的颠覆——它足够激进，甚至“在某些国家被禁用”。对于备受赞誉的社交媒体时代，这就是他所能说的最多了。

蒂尔 很少更新他的Facebook页面。他“从未适应过BlackBerry/iPhone/电子邮件的东西”，直到一年前才开始发短信。他还没完全掌握他运动型轿车中的语音识别系统。尽管他在 旧金山海滨区 拥有一座七百万美元的豪宅，并且在七月买下了 毛伊岛 的一处二千七百万美元的海滨物业，但他将硅谷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涨视为一种迹象，表明“人们发现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他指出， Café Venetia 几乎从来没有空桌， 大学大道 上的其他地方也一样，这使得当地的房价合理性更加令人怀疑。硅谷的繁荣已经成为另一种盲目精英思维的标志。

蒂尔 —从中产阶级家庭长大，获得斯坦福大学和斯坦福法学院的学位，曾在纽约的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和华尔街一家著名投资银行工作，雇佣了两名助理和一位厨师，且目前正在阅读哲学家 利奥·斯特劳斯（ Leo Strauss ） 的晦涩论文— 对精英阶层持蔑视态度 。他说：“这总是精英阶层的问题，他们总是 往乐观的方向倾斜 。”他说：“在当前，这种现象可能更加明显。如果你生于1950年，且经济上位于前10%的话，二十年内一切都会自动变得更好。然后，到了六十年代末，你去了一所好研究生院，到了七十年代末，你在华尔街找到了一份好工作，然后你迎来了繁荣。你的故事是60多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断的进步。但大多数61岁的美国人呢？他们的故事根本不是这样。”

当 蒂尔 质疑互联网的重要性时，并不是因为他对技术漠不关心。相反， 他对技术充满热情 。实际上，他主要的遗憾是，美国——这个发明了现代流水线、高层建筑、飞机和个人电脑的国家——已经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念。 蒂尔 认为，那些被单纯的小玩意儿吸引的美国人，已经忘记了技术变革可以多么深远。他回顾到 50年代和60年代 ，那是美国科技普及的黄金时期，那时关于截然不同的未来的愿景是司空见惯的。 蒂尔 认为， 《美国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 这本书对他影响深刻，这本书由法国作家 J·J·塞尔万-施雷贝尔（J. J. Servan-Schreiber） 于1967年出版，并成为全球畅销书。 塞尔万-施雷贝尔 在书中提出，美国的科技和教育的动态力量正在让世界其他地方落后，并预见到，到2000年，美国将进入一个后工业的乌托邦时代。时间和空间不再是沟通的障碍，收入不平等将缩小，电脑将让人们获得自由：“每周工作四天，每天七小时。每年将包含39个工作周和13周的假期……所有这些将在一个世代内实现。”

在 《杰森一家》（ The Jetsons ） 和 《星际迷航》 （Star Trek）这样的时代，许多美国人相信，太空旅行很快将变成日常事务。极端的构想激发了公众的想象： 建造水下城市、重新造林沙漠、利用机器人推动人类生活的发展、通过大坝和数十条高速公路车道将旧金山湾重新规划为两个巨大的淡水湖。 对于热衷科学的孩子们来说， 阿西莫夫 、 海因莱因 和 克拉克 等科幻作家的虚构世界似乎比现实更真实，且注定会取代现实。

蒂尔 认为， 未来的衰退 始于1973年的 石油危机 （“五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从那时起，我们便陷入了 “科技放缓” 的困境。如今，60年代的科幻小说就像是来自遥远时代的文物。他说：“你可以用一种方式来描述未来观念的崩塌，那就是科幻小说的崩塌。现在的科幻小说要么是关于不工作的技术，要么是关于被滥用的技术。1970年，最顶尖的二十五篇科幻故事的选集是‘我和我的机器人朋友一起去月球散步’，而2008年则是‘银河系由一个极端主义的伊斯兰联合体控制，有人正在猎杀行星并为了娱乐而摧毁它们’。”

蒂尔 的风险投资公司 Founders Fund 有一篇关于未来的在线宣言，开篇便抱怨道： “我们曾想要飞行汽车，却得到了140个字符。”（ We wanted flying cars, 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 ） 他认为， 这种想象力的失败解释了许多国家问题 ——从制造业崩溃到工资停滞，再到金融部门膨胀。正如他所说： “你看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却没有进步。”

蒂尔 自己的进步故事始于黄金时代的末期——1967年，在 德国法兰克福 。当 彼得 一岁时，他的父亲 克劳斯 将家搬到了 克里夫兰 。由于 克劳斯 在多家大型工程公司工作的原因，家人频繁搬迁—— 南非和纳米比亚 是其他的落脚地—— 彼得 上了七所小学。最终，他的家定居在 旧金山湾南侧的Foster City 附近，这里是一个规划社区， 彼得 当时在五年级。父母在 彼得 上初中之前禁止看电视。他以一个天才孤独者的无畏自信和竞争心态长大。他成了数学神童和全国排名的国际象棋选手；他的棋盘上贴着一张写着“生来为胜”的贴纸。（在大学时， 他极少输棋，每次一输便把棋子扫到棋盘外 ；他会说，“给我一个好的失败者，我会给你看一个失败者。”）作为青少年，他最喜欢的书是 《魔戒》 ，他一遍又一遍地读。后来，他阅读 了索尔仁尼琴 和 兰德 的作品。他在高中时期便接受了 自由意志主义 的信仰，并将其推向极限。（现在，他允许政府在科学领域进行支出。）

尽管 蒂尔 已经44岁，但很容易想象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他走路时微微前倾，仿佛觉得拥有一副身体让他有些不自在。他有着带点发蜡的红褐色头发，长长的肉感鼻子，清澈的蓝眼睛，还有一口极为洁白的牙齿。他穿T恤和运动鞋，喜欢待在咖啡馆里。他认为在电影 《社交网络》 中演他的人，尽管只出现了34秒，却把他演得太老，太像一位投资银行家。尽管他拥有与二十一世纪大亨相符的各种奢侈品，他却缺乏那种能够自然花钱的坚定品味。 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的声音 ：听起来喉咙里似乎有些金属物体卡住，使得音色更深沉、平坦，变成了一种权威的单调嗓音。 在思考最集中的时刻，他可能会卡住一个念头而陷入沉默 ，或者像是口吃，长时间无法发出流畅的句子：“我会说这——这——嗯——你知道的，确实是——是的，我有点同意——我有点——我有点同意这一切。我不——嗯——我不——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没有抱负的政治观点。” 蒂尔 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从不低声议论别人，很少开玩笑，也很少承认自己被逗乐了。以一种友好却不带个人色彩的方式，他既透明又晦涩。他愿意接受所有问题并详细回答，但他的思路如此平淡无波，以至于成了亲密关系的屏障。

蒂尔 最亲密的朋友可以追溯到 PayPal 的早期阶段，九十年代末，甚至更早，回到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年代，八十年代末。他们大多数像他一样，或者像彼此一样：男性、保守，并且在数学和逻辑推理方面极为聪明。这些友谊通过抽象的辩论建立起来。 戴维·萨克斯（David Sacks） 在2002年离开了 PayPal ，现在经营着一个为企业提供社交网络服务的站点 Yammer ，他在斯坦福遇到了 蒂尔 ，他们是同一个饮食俱乐部的成员。谈话的主题包括进化论、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和人类论原则（该原则认为关于宇宙的观察依赖于能观察的意识的存在）。“他会在五分钟内摧毁你的论点，” 萨克斯 说。“就像下棋一样。他是 自由意志主义者 ，但他会问一些问题，比如‘是否应该有核武器市场？’他会深入钻研，找到你论点的弱点。他确实喜欢赢。”

1998年夏天，23岁的乌克兰裔计算机程序员 马克斯·莱夫琴（Max Levchin） 刚刚抵达湾区，听到 蒂尔 在斯坦福大学讲关于 货币交易 的演讲。第二天，他们在帕洛阿尔托见面喝冰沙，并想出了后来成为 PayPal 的创意： 一个旨在使电子商务更简便、一致和安全的电子支付系统。 “我喜欢和聪明人待在一起，” 莱夫琴 说。“我发现自己渴望和 彼得 多待一些时间。”在开发 PayPal 的第一个原型时， 莱夫琴 和 蒂尔 通过越来越难的数学难题来互相难住对方。（125100这个数字有多少位数？答案是二百一十。）“这有点像一种奇怪的求爱过程，书呆子们试图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莱夫琴 说。

2005年， 人工智能 研究员 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 在由位于帕洛阿尔托的 纳米技术智库 —— 前瞻研究所（Foresight Institute） 举办的一场晚宴上遇到了 蒂尔 。他们就一个话题展开了争论：是否有可能对股市没有天赋——是否“反向愚蠢”（reverse stupidity）可以是一种智力的表现。 尤德科夫斯基 说：“我记得和 彼得 的每一次谈话都非常愉快，广泛而深入，甚至让我更倾向于将它们比作一场现实世界的智商测试，而非其他任何东西。”

在硅谷，很少有人能与 蒂尔 的商业才能和哲学广度相匹敌。他在创建 PayPal 时，面对巨大的障碍，仍然坚持不懈，因为他想创造一种能够规避政府控制的在线货币。（尽管公司作为一个商业项目成功了，但它从未实现过这一自由意志主义目标—— 蒂尔 主要将失败归因于9/11事件后人们对恐怖分子可能利用电子货币系统的担忧加剧。）在斯坦福大学， 蒂尔 深受法国哲学家 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 影响。 吉拉尔 的 模仿欲望（ mimetic desire ） 理论试图解释社会冲突和暴力的起源，认为 人们会相互学习去渴望相同的东西 。 蒂尔 曾说： “思考人在各种不同情境下变得如此像群体动物——模仿理论迫使你去思考这一点，而这些知识通常是被压抑和隐藏的。作为一个投资者和企业家，我一直试图走反潮流，逆向思维，识别那些人们没有关注到的机会。”（ Thinking about how disturbingly herdlike people become in so many different contexts—mimetic theory forces you to think about that, which is knowledge that’s generally suppressed and hidden. As an investor-entrepreneur, I’ve always tried to be contrarian, to go against the crowd,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in places where people are not looking. ）

蒂尔 的朋友们看重他对知识奇思妙想的开放性。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从 PayPal 出发，创立了 SpaceX （制造低成本火箭用于太空探索）和 特斯拉 （电动汽车制造商），说：“他不受传统的束缚。世界上很少有人真正使用 不受束缚的批判性思维 。几乎每个人都要么通过 类比思考 ，要么 随大流 。 彼得 则更愿意从 第一原则 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马斯克 补充道：“ 我有点自由意志主义，但彼得极端自由意志主义。 ”

然而， 蒂尔 并非一个完全不受约束的人。 他似乎对成年人之间的情感世界感到不安，仿佛他依然是一个过于成熟的年轻人。 一个认识他超过十年的人说：“他非常理性，我不确定他在多大程度上看重那些更为亲密的情感。我从未见过他表达过这些情感。这肯定不是他性格中最为成熟的部分。”这位朋友补充道：“ 他内心有些无法调和的矛盾因素 ——这指的是 他既是基督徒，又是同性恋 ，而这两点在他的公开言论中没有提及，在私人交谈中也几乎不被提及。”尽管他以竞争力著称，但 他对冲突有着同样明显的厌恶 。作为 PayPal 的首席执行官， PayPal 的用户通过“全球统治指数”来计算， 蒂尔 通过将管理责任委托出去，避免了人际摩擦。类似地，他从一小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中招聘，因为“要弄清楚人们如何一起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其中一位朋友是 瑞德·霍夫曼（Reid Hoffman） 。在斯坦福大学时， 蒂尔 和 霍夫曼 曾就个人与社会在财产创造中的相对重要性展开辩论。 蒂尔 喜欢引用 玛格丽特·撒切尔 的话： “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个体男人和女人。”（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 There are individual men and women. ）霍夫曼 ，远比 蒂尔 更左翼，反驳道财产是一种社会构建。1997年， 霍夫曼 把自己关于社会互动至上的信念付诸实践，创办了 SocialNet ，一家在线约会服务公司， 蒂尔 称之为“第一家社交网络公司”。这个模式失败了——用户采用虚构身份，这并不是大多数人希望在网上建立联系的方式—— 霍夫曼 随后加入了 PayPal 的董事会，成为公司外部关系的副总裁。

2002年， PayPal 被 eBay 收购后， 蒂尔 转向了投资领域。他成立了一家名为 Clarium Capital Management 的对冲基金，初始资金为一千万美元，大部分是他自己的钱。2004年夏天， 霍夫曼 （当时刚刚创立了 LinkedIn ）和硅谷的“坏小子” 肖恩·帕克（Sean Parker） 将 蒂尔 介绍给了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 扎克伯格 当时正在寻找 Facebook 的主要投资者， Facebook 那时只是一个面向大学生的社交网站。 蒂尔 得出结论， Facebook 会在其他类似公司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他的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朋友 霍夫曼 的哲学性让步。 蒂尔 解释道： “即便我仍然意识形态上认为，如果社会是极权主义的，或支配一切，那是不健康的，但如果我一直是以最狭隘的、像安·兰德那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身份思考，我绝对不会投资Facebook。”

Clarium 成为对冲基金界的一颗流星。 蒂尔 和他的同事们押注 反向操作 ，这体现了他的 逆向思维 ：他们在别人抛售时购买了日本国债，认为石油供应即将枯竭并押注能源，发现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到2008年夏天， Clarium 的资产超过了70亿美元，六年间增长了700倍。 蒂尔 因此获得了投资天才的声誉。那年，他接受了自由意志主义杂志 《Reason》 的采访。“我的乐观看法是， 即便政治趋势变得非常反自由意志主义，但这本身也表明世界正在变得更加自由意志主义 ，”他说，“也许这只是事情变得更好的一个信号。”2008年9月， Clarium 将大部分业务迁至曼哈顿。

然而，金融市场在同月崩溃。基金开始亏损，而 逆向操作 成为 蒂尔 的敌人。他期待国际协调的干预来平稳全球经济，因此在剩余的时间里加仓股市——然而股市暴跌。接着，在2009年，他做空股票，但股市却反弹上涨。投资者开始赎回资金。一些人抱怨 蒂尔 有着聪明的想法，但无法精准把握交易时机，也难以管理风险。 Clarium 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得出结论，认为该基金更像是一个蒂尔的“崇拜团体”，其中的年轻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老板充满敬仰，模仿他的政治观点、下棋方式，以及对电视和运动的厌恶。 Clarium 继续亏损。2010年中， 蒂尔 关闭了纽约办公室，并将 Clarium 迁回旧金山。今年， Clarium 的资产仅剩3.5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蒂尔的个人资金，代表了他所有的流动净资产。“ Clarium 现在实际上是蒂尔的家庭办公室，”一位同事说道。“他是一个极其有竞争力的人。2008年夏天，他曾距离成为像 约翰·保尔森 那样的世界级对冲基金经理只有一步之遥，但他错失了这个机会。”

蒂尔 在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应对得相当冷静，没有愤怒地砸棋子。然而， 随着个人财富的下降，蒂尔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技术放缓的悲观理论。 他开始相信， 如果没有新的技术革命，全球化的失落感将导致冲突加剧，甚至可能引发全球大灾难。

蒂尔 与 肖恩·帕克 及其他四人共同管理着 Founders Fund ，他将精力投入到一系列大胆的项目中，这些项目与财务回报关系不大，更侧重于理想主义的构思。他投资了纳米技术、太空探索和机器人技术。他认为，拥有比人类更强大计算能力的计算机将比其他任何技术都更快地改变生活，因此成为了 奇点研究所（Singularity Institute） 最大的捐赠者。该研究所是由他的朋友 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 于2000年共同创办的智库，致力于准备应对机器能够自我改进的时刻，并确保这一“智能爆炸”能“对人类友好”。 蒂尔 还向 美图萨拉基金会（Methuselah Foundation） 捐赠了三百五十万美元，该基金会的目标是逆转人类衰老。他还成为了 海上定居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 的早期支持者，该非营利性自由主义组织由前谷歌工程师、 米尔顿·弗里德曼 的孙子 帕特里·弗里德曼（ Patri Friedman ） 于2008年创立。 “海上定居” 指的是在国际水域上的漂浮平台上建立新型城市国家——这些社区不受法律和监管的约束。其目标是创新更简约的政府形式，迫使现有政权在竞争压力下发生变化。 蒂尔 成为了这一理念的热衷支持者，尽管他并未真正考虑搬迁到海上定居：他向海上定居研究所捐赠了125万美元，并曾在该组织董事会任职。

蒂尔 得出结论， 解决技术放缓问题的方法是孤独而大胆的企业家 ，他们怀抱着炽热的愿景，不惧怕无思考的群众。2009年， 蒂尔 在 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 的网站上发布了 《自由主义者的教育》（ The Education of a Libertarian ） 一文。他的语气比平时更像是一个 安·兰德（Ayn Rand） 笔下的英雄，他写道： “在我们的时代，自由主义者的伟大任务是摆脱所有形式的政治——从极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灾难到引导所谓‘社会民主’的无思考的民众……我们正处于政治与技术之间的致命竞争中……我们世界的命运可能依赖于一个人，正是他建立或传播了能让资本主义世界安全的自由机器。” 毫无疑问，这个人指的就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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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硅谷的一个雨天早晨， 蒂尔 穿着风衣和牛仔裤，坐在他深蓝色的 梅赛德斯SL500 的驾驶座上，试图在 101号高速公路 和海湾之间的一个工业园区寻找一个地址。这个地址是一个名为 Halcyon Molecular 的公司，该公司致力于治愈衰老。 蒂尔 是该公司的最大投资者，并且在董事会中担任职务，他在开车时并未系安全带。“我在是否系安全带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他说。

我问他摇摆的两极是什么。

“呃——是，呃——它的，呃——它，呃——大概是，呃——大概就是它其实没有那么——嗯， 支持系安全带的论点是它更安全，而反对系安全带的论点是，如果你知道它不那么安全，你会开得更小心。 ”他左转时系上了安全带。“ 从经验上看，如果你既系上安全带又小心开车，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所以我不打算再争论这个问题。”

蒂尔 开始讲述他 第一次意识到死亡 的故事。那段记忆似乎非常清晰，仿佛就发生在今天早晨，但实际上是在他三岁时发生的，当时他坐在父母位于 克利夫兰 的公寓里的牛皮地毯上。他问父亲地毯是从哪里来的。是牛皮。那么，牛发生了什么事？它死了。那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死亡？这是所有牛都会经历的事，所有动物，所有人类。“然后那就像是——那真的是——那是一天非常，非常让人不安的日子，” 蒂尔 说。

他从未停止过这种不安。即使在成年后，他也没有与死亡和他所称的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死亡的意识形态”（ the ideology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death of every individual ） 达成和解。 蒂尔 认为，对于数百万的人来说， 接受死亡实际上意味着忽视死亡 ——这是人群的自满。他把死亡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越快解决越好。考虑到目前医学研究的现状，他预计自己能活到一百二十岁——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妥协，鉴于生命延长的宏大可能性。

2010年，他的朋友、 Founders Fund 的合伙人 卢克·诺塞克（Luke Nosek） 告诉 蒂尔 ，有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正在开发一种通过电子显微镜读取人类基因组全部DNA序列的方法，这将使医生能够迅速了解病人的基因构成，费用大约为一千美元。 Halcyon Molecular 的工作有可能在检测和逆转基因疾病方面带来革命性的进展， 蒂尔 决定让 Founders Fund 成为第一家外部投资者。他注意到 Halcyon 年轻科学家的才华和热情，当他们向他请求五十万美元时，他给了他们五十万美元的首轮投资。

蒂尔 终于找到了 Halcyon 的办公室，停好车，匆匆走了进去。在走廊里，一排海报上写着 “如果我们有更多时间，会怎样？” 一张未来派的图书馆图片，巨大的书架笼子，旁边的说明写着： “129,864,880本已知书籍，你读了多少？” 在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一场全体员工会议：约四十人，大多数是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的人。他们轮流做幻灯片展示，而 Halcyon 的创始人 威廉·安德雷格（William Andregg） 偶尔提问。 安德雷格 是一个瘦高的二十八岁年轻人，穿着 cargo裤和一件皱巴巴的、不系扣的粉色衬衫。一天，作为 亚利桑那大学 的生物化学本科生，他列出了自己想做的所有事情，其中包括去其他太阳系旅行。他意识到自己活不到足够长的时间，无法完成其中的一小部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陷入了低谷，然后决定把 “治愈衰老” 列为自己清单的第一项。一开始，他对使用这个词语有所保留，但 蒂尔 鼓励他将其作为公司的口号：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疯狂的，但也有些人会被吸引。

在会议上， 蒂尔 毫不费力地跟上了技术术语的步伐。在一次特别难以理解的展示中，他举起了手。“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危险，但你们对原型A的过/低概率预期是什么？”

“夏季初之前50%的成功率，”屏幕上的科学家一边说，一边手持激光笔。他的头发和胡子看起来像是被猕猴剪的。“夏季结束前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