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雪滿長安道

1862年5月30日，曾国荃率吉字营一万余人，兵临天京近郊雨花台，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最后决战——天京战役，至此正式拉开序幕。

在此之前，湘军已陆续拿下九江和安庆两场关键战役的胜利，水师也已完全取得了长江水面的控制权。

为保证决战的最后胜利，湘军主帅先后在天京战场投入了超过八万的兵力，这一人数，已经相当于湘军全部家当地三分之二。

与此同时，曾国藩更安排了李鸿章的淮军进攻天京东面的苏福省，牵制当时太平天国最强的李秀成兵团。

南面的浙江战场，则由左宗棠的楚军坐镇，负责抵御侍王李世贤兵团北进。

对于太平天国而言，天京东、南两面，最有可能对首都形成支援的两大主力军事集团，已分别为敌所羁绊，短时间内无法实施有效的救援。

而天京城下，湘军彭玉麟率水师游弋长江水面，曾国荃吉字营上万人马又虎视眈眈，战争的主动权似乎已为湘军所掌握。

但南京这座虎踞龙盘的千年古都，并非只有六朝金粉和秦淮烟雨，它还拥有着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坚固城墙和数万视死如归的太平军战士。

这种背景之下，天京这场关乎双方生死气运的决战，注定要通过艰苦而漫长的方式，以及付出无数生命与鲜血的代价，来分出最后的胜负。

穴地攻城，曾国荃的执拗与无奈

1862年6月8日，曾国荃刚刚抵达雨花台不久，洪秀全即派遣城内两万余太平守军，意图趁湘军立足未稳，发起反扑，但吉字营早有防备，一番拼杀，最终太平军铩羽而归。

其后数月，包括忠王李秀成遣将自苏州、对王洪元春从浙江、辅王杨辅清由皖南，分别组织了三次不同规模的救援天京行动。

并且9月时，忠王李秀成亲自率三十万大军攻打雨花台，但因为种种原因，太平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均以失败告终，并未能将湘军驱逐出天京城郊之外。

随着初期破围计划的陆续失败，以及天京之外的太平军开始被逐渐牵制，而曾国藩又不断从各地抽调兵力对天京战场进行增援，到1864年年初时，周边各据点相继易手，天京的形式对于太平天国而言，已是岌岌可危。

但已在天京外围站稳脚跟的吉字营，看似步步为营且逐渐形成合围之势，实际上日子却并不好过，主帅曾国荃更是焦头烂额。

首先，湘军缺乏先进攻城设备和重型火炮，如果仅凭血肉之躯去硬撼天京城垣，能否成功暂且不谈，所付出的巨大伤亡代价就不是曾国荃所能够承受的。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此前进攻九江、安庆的战役中，湘军都是采取在城外挖壕掘堑，以长围久困的策略消耗守军的耐心和有生力量，然后再辅以“穴地攻城”之法，通过地道由外围延伸至城墙下，然后以预设的炸药炸开缺口，从而发起最后的总攻。

“穴地之法”虽然有九江、安庆的成功经验，但也存在许多先天的劣势，首先湘军没有大型挖掘设备，纯手工作业，费时费力，进度自然极其缓慢。

其次是受地质条件和地形环境的影响，又没有勘测设备，只能盲目向前，遇到山石或地下水系的阻挡，则前功尽弃。有时甚至“穴地已过城根”，埋头挖进了天京城中，一旦工兵露头，迎接他们的就是太平军的毁灭性的打击。

最后，还存在巨大的风险，地道挖深了，爆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地道挖浅了，植物根系又会被破坏，从而导致地表草色枯黄，异于周边植被，天京城中的守军一看便知异常，接下来就是“穿隧以迎”，“熏以毒烟，灌以沸汤”。

围攻天京一年多以来，湘军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各个方向不停地挖掘地道，天京城下，湖南人“耐得烦、霸得蛮”的精神，在曾国荃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提现。

只是，炸药用去十数万斤，工兵死伤一两千人，饷银消耗甚巨，时日迁延甚久，陷于重围的天京孤城虽是风雨飘摇，却始终岿然不动。

但除此之外，摆在曾国荃面前的，又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和他的整支部队，要想结束这场战争，就只能在“穴地攻城”这一条道上，固执而无奈的继续走下去。

东南告捷，湘军无声的压力

正在曾国荃一筹莫展之际，东南战场却接连传来了“好消息”。

1863年10月底，李鸿章攻陷苏州，用时仅三个月，1864年2月，左宗棠克复杭州，也不过半年时间。

东南捷报频传，客观上对湘军的作战是十分有利的，曾国藩至少没有了来自于其他方向的后顾之忧，可以更加专心和投入的攻城、围城，但对于天京城下的曾国荃，却是一种巨大而无声的压力。

苏州、杭州的战略意义，虽然不能和天京同日而语，但也都是东南首屈一指的重镇，淮军和楚军能以极短的时间攻克二城，而吉字营却在天京城下泥足深陷，两相比较，曾国荃确实有些尴尬。

而且苏、杭平定之后，天京就更会成为无数双眼睛关注的焦点，再像九江、安庆那样严围缓攻，候敌自溃，已然不合时宜。留给曾国荃的时间和回旋余地已越来越少。

但正是怕什么来什么，苏杭克复不久，曾国藩便接到了来自同治帝的上谕，询问湘军主帅能否亲临天京前线主持大局

金陵城大而坚，围攻不易，诚恐各营将士号令不一，心志难齐，曾国藩能否亲往督办？

这显然是清廷对天京战局不放心、不满意的一种表现，但临阵换帅，对于其胞弟曾国荃的信心和湘军内部的团结都将是巨大的打击。

有鉴于此，曾国藩顶着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并没有催促前线的曾国荃，反而去信鼓励其弟，要戒骄戒躁，稳扎稳打。

不知终点何在的漫长等待，以及兄弟部队的屡建奇功，双重压力之下，终于耗尽了曾国荃最后的耐心。

加之此间其肝病复发，身心俱坏， 九帅“逢人辄怒，遇事辄忧” ，曾国藩又远在千里之外的安庆，亦是鞭长莫及，只能日日致函，反复劝慰，但对天京局势，终究是难以起到实质的帮助。

1864年5月，淮军攻克苏南地区最后的重镇常州，整个苏福省已基本“肃清”，在此之后，淮军主帅李鸿章给曾国藩发来了一封让曾氏兄弟“肝胆俱裂”的密函……

置身事外，李鸿章的立场与抉择

李鸿章在信内提及，朝廷在淮军克复常州后，即要其领军西进，接防据天京不远的东坝，同时有抽调淮军参与天京会攻的意思。

李鸿章的提前知会，可以说是给曾氏兄弟提了个醒，表明中枢接下来可能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也是敦促曾国荃抓紧时间。

但正如前文所述，曾国荃要是有办法，早就用了，哪里还等到现在，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到了1864年6月，清廷对淮军的安排和使用，已经由暗示变为了直接下旨，命令李鸿章立即 “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

还嘱咐李鸿章，“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少存畛域之见”。

作为清廷的统治者，要的是最终结果，至于功出自何人之手，名归于何人所得，其实并不重要，但对于曾国藩、李鸿章而言，却是个不得不反复权衡的问题。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完成了江苏战场既定的作战任务，面对天京的困局，朝廷不会放任淮军无所事事、硁硁自守。

而且客观上来说，天京所缺少的，正是淮军攻坚的巨炮，曾国藩也没有拒绝朝廷派兵来援的理由。

无奈之下，曾国藩只能遣书于其弟，言及 “少荃（李鸿章）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 聊做开导，也让九帅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曾国藩的隐忍、境界和大局观，曾国荃学不到，但率吉字营风餐露宿、浴血城下两年，所求无非“功名”二字，此际眼看大功告成，又岂能接受旁人越界分功？

正在曾氏兄弟忧愁苦闷之际，李鸿章的密信又适时地送到了曾国藩的案头，信中再次表明立场 “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

不得不说，进退之间于李鸿章而言，选择并不困难，但其中却蕴含了其极高的官场智慧，以及对人情世故的揣摩、把握。

如果李鸿章领军前来协助曾国荃，表面上是遵旨办事，但极有可能引起后续的诸多麻烦——在平寇第一大功面前，李鸿章既有贪功争利的嫌疑，搞不好还会引发湘、淮两军的摩擦，更会破坏其与曾国藩之间多年的师生之谊。

而李鸿章不出兵的承诺，正是曾氏兄弟求之不得又难以启齿的，此时淮军主帅主动表态，不仅让困境中的曾氏兄弟吃了定心丸，同时也送出了一个诺大的人情。

但圣旨岂同儿戏，既不能明目张胆的抗旨不遵，违背圣意，又要尽最大可能成全天京城下曾国荃的不世之功，如何两全其美，且看湘、淮两军主帅，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位晚清官场的顶级汉臣，联袂上演的精彩演出。

联袂上书，湘淮主帅的双簧表演

关于西援天京的问题，曾、李已默契地达成了共识，随后，李鸿章便上书朝廷，指出立即出兵的实际困难：

一是“兵将苦战经年，伤病疲乏，未得休养，若遽令远出，诚恐再衰三竭”。

二是“苏、常新复，各郡县内防湖州窜匪，外堵金陵窜路，节节设守，未可一处空虚”。

这正是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尽量不谈主观想法，而是强调客观情况——淮军刚刚在江苏硬撼李秀成兵团，需要休整，同时苏、常新复，也需要兵力驻守。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李鸿章的应对手段，一言以蔽之，中心思想就是一个“拖”字。

李鸿章上奏之后，作为整个东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该轮到曾国藩出手了：

自苏、常攻克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会剿，特以该抚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是以未及具疏上陈。函询臣弟曾国荃，亦以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

曾国藩的应对，也是滴水不漏、暗藏玄机，首先指出本来早就有意调淮军来援，只是考虑到李鸿章同样位列封疆，不宜呼来喝去，同时淮军苦战积劳，因此才没有及时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