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的名义》剧情临近收尾，高育良也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作为一位老谋深算的官场“老司机”，他表面上温文尔雅、亲切随和，对外以谦谦君子形象示人；仕途上精于权术、颇有城府，是一位深沉老练的政客。
笔者试着剖析和解读其官场上的几个套路，以期抛砖引玉。您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彼此都需要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对吧？
争当权力布局的“棋子”，
走上学者从政的转轨之路
高育良为何走上学者从政这条路？按他本人的说法，是梁群峰老书记慧眼识才、亲自点将，他才离开高校、投身政坛。
广义上的“体制内”，除了党政机关，还包括国企和高校。国内的高校是有级别的，而且官僚味儿也比较浓，如果没有行政职务，仅仅从事教学和科研，对资源是缺乏掌控能力的。
高育良所担任的政法系主任属正处级干部，而综合性大学院系较多，如果想升任副校长，竞争将是非常激烈的。因此，其高校职业生涯已经面临着瓶颈，而高又不像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主观上已经有了离开高校到政界发展的动机。
转轨发展需要赶上机遇，在恰当的时间有人为他打开了机遇之门。高育良弃学从政的“道岔”是梁群峰为他扳开的，从此他的人生走上了另外一条轨道。
梁群峰老书记当时下了两步棋，一是接纳祁同伟为女婿，实现了对草根阶层中优秀分子的吸纳和招安；二是选中了高育良，并将其作为权力过渡的“桥梁”开始精心培养。因为高祁二人是师生关系，年龄差也较为合适，在梁的心中，早已设计好了“梁-高-祁”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政法权力传承图，可以说梁高二人是相互选择、相互利用、一拍即合。
有句话说得好，不要担心被别人利用，有人利用你，说明你还有价值。高育良对梁老书记的“深谋远虑”应该是心领神会的，自愿充当了落实梁群峰政治意图的一颗“棋子”，并利用这一过程发展壮大自己。
以学缘和业缘为纽带搭建圈子，
苦心经营“汉大帮”
在小说原著中，“汉大帮”被称作“政法系”，这是以高育良的门生故吏为基本班底的一个圈子。经营圈子，无非依靠亲缘、地缘、学缘、业缘、趣缘这五条纽带。
当时高校还没有推行自主择业制度，汉大政法系毕业的学生大多分配到了政法系统，这是一个以学缘和业缘为圆心而又高度重合的圈子，以高育良为“教主”，以祁同伟为核心骨干，以肖钢玉、陈清泉（高育良秘书）等人为主要成员，基本上垄断了汉东省政法机关的重要职位。
汉大政法系可以看作汉东省政法机关的“黄埔军校”，高育良是在效仿“蒋校长”之故事，不但是该省政法系统的最高领导，而且是“汉大帮”圈子的精神领袖。
在用人的气度和格局上，高育良与沙瑞金相比是存在很大差距的。易学习为人正直、踏实肯干，高育良任吕州市委书记时，曾任用易学习当交通局长，遏制了这一高危岗位的腐败问题，也算人岗相适。但是，高进了省委常委之后，对副厅级干部的提拔使用有了推荐提名权，这时早就把易学习抛到了脑后，始终没有为易学习的晋升问题说话。
因为易学习不属于高育良的圈内人，高只会用他干事、干活，在高育良的心中，易学习只是一个正处级的“业务骨干”而已，绝不会将其视为心腹进而推荐提拔。高的用人标准，是典型的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
姑且不论沙瑞金书记是编剧塑造的一个理想化人物形象，在现实当中，“空降”干部主政一方，如果能够提拔重用一批踏实干事而未获前任提拔甚至刻意压制的干部，一方面可以弘扬正气，另一方面能够收拢人心，有利于快速打开局面。
高育良只在意他的小圈子，而小圈子又是一把双刃剑，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以利益交换为筹码，
积极向“一把手”靠拢
虽然剧中没有详细交代，高育良应该是在梁群峰主管的政法委晋升至副书记之后，才转任地方、完善履历的。高到吕州任市委书记之后，与市长李达康搭班子，两人风格迥异，合作很不愉快。
大体上说，高是学院派，李是实干派；高是保守派，李是改革派；高重在拢人，李重在干事；高更像政客，李更像技术官僚；高更像《雍正王朝》中的皇八子胤禩，李则更像河南巡抚田文镜；高更容易成为别人投靠的对象，李则更容易成为别人拉拢的对象。
作者给他们起的名字也很有深意，“育良”——培育良才，而良才又是其门生，意在以师生关系搭建圈子；“达康”——一路奔小康，心中挂念GDP，愿意为老百姓干事。李达康虽然当过赵立春的秘书，但此人极为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想在仕途生涯中留下一点瑕疵，“不跟任何商人做交易”，因此拒绝了为赵公子批项目的要求。而高育良则不一样，之前跟赵立春交集并不多，必须抓住这个机会紧紧贴靠上去，以表忠心、以求上位。
批了赵公子的项目，就相当于完成了对赵家的潜在利益输送，纳了投名状、上了船。这是高育良仕途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身上的“书生气”也正是在这件事中被磨掉一大半的。
通过批项目这件事，高育良实现了从赵立春的“圈外人”到“圈内人”的角色转换，从而进了省委常委，后来还成了赵立春临走时推荐的接班人，其实也就是赵家在汉东所获既得利益的“看门人”和“守夜人”。
误判形势，进退失据，
终于败走“滑铁卢”
高育良的最大失误，在于低估了最高层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从沙瑞金被任命为省委书记的那一刻起，高育良就应该意识到自己应该退了。可他非但没有往后退，反而固守地盘甚至负隅顽抗。
他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他头脑很清醒，“用权力得来的利益终将被新的权力所没收”，但他还是舍不得放弃或收缩他的“一片江山”。先是利用“丁义珍事件”挤兑李达康，再是强推祁同伟上位副省长，到最后亲自出马意欲从政治上搞掉侯亮平。可见，一旦面临利益冲突，无论师生关系还是其他什么关系，本质上都是非常脆弱的。
高育良果然是一名老辣的政客，出手迅猛、心狠手辣。先是幕后指挥祁同伟等一干人，威胁蔡成功反水举报侯亮平；然后亲自找沙瑞金书记汇报此事，抢占“政治正确”高地；不惜封官许愿，暗示肖钢玉办成此事之后可以晋升省检察院检察长。一张大网罩向了昔日的得意弟子和女婿候选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邪不压正，高育良的婚姻问题成了他的“软肋”，“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个人重大事项”。在婚姻问题上，高育良既没有学“甩锅侠”李达康，也没有学“接盘侠”祁同伟，而是做了暗度陈仓的“兜底侠”。作为男人，此举体现了他的担当；但作为官员，这是他的“定时炸弹”和“滑铁卢”。见仁见智，笔者不过多着墨于此。
作者余论——
做一名有良知、接地气的知识分子
作为一名知名的法学教授，高育良本应该成为汉东官场上最具法治思维的制度建设推动者，而他的所作所为还是难以逃脱人治思维的影子，构建小圈子，企图搞权力私相授受，亲自打电话干预司法个案。
虽然这一干预是有着正面意义的，但作为政法系统的主要负责人，仅做“青天大老爷”是不够的。他没有或很少从制度层面去反思如何遏制司法腐败，这是高育良作为法学教授的悲剧。
笔者认为，高育良不能算作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or Intelligentsia），虽然他也曾在大学里教授过法学课。
知识分子一定要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要努力达到与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经常性互动的接地气状态，要敢于承担起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重任。知识分子一定要心怀公平正义的思想理念，哪怕染上一丝悲剧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关键时刻也要敢于“为民请命、舍身求法”。
高育良只是在名义上做到了，他义正辞严地对自己的学生强调，我们的检察院是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是人民公安。可实际上呢？高育良们只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而他的法学知识并没有用来维护人民的权益。
这么多年来，高育良游走官场，八面玲珑，更像一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已经严重背离了党的群众路线。如果说到密切联系群众，高育良只是密切联系了一名“群众”，那就是出身渔家女的高小凤——他的第二任妻子，其他群众的生存状态则并未真正放在心中，这难道不是绝妙的讽刺吗？
“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理，其实世上本没有那么多套路，想得太复杂了、活得太精致了、为自己考虑得太多了、为人民考虑得太少了，很多正常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也便成了高育良们所谓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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