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余世存：我有野心为历史人物“盖棺定论”》
余世存是当代最富有思想冲击力的学者之一。他生于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政府官员，现在从事自由写作。
他曾避居云南大理，远离城市喧嚣纷扰，安心读书立说。后又回到北京，闹中取静，大隐于市。从《非常道》系列开始，他先后推出《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等作品，成为人文出版领域夺目的风景。
2016年，他将20余年来所著的100余位晚清民国人物传记，集结为“立人三部曲”出版。从风云跌宕的近代史中，抓取推动历史进程的时代人物，将他们非同寻常的一生呈现在读者面前。书中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主流人物”，也有一些可能未曾得闻的边缘传奇。
三本书的主题对应着“身、心、世”三重人生社会结构。《盗火与革命》的主角是帝王将相和治世之人，也是近代中国大变革的直接参与者；《安身与立命》侧重于从经济、生存的角度写人物，其中既有被历史埋没的近代企业家，也有为生计忙碌的文化名人；《世道与人心》探索的是精神追求问题，儒、释、道、耶、回，各种人物不同的精神追求，也许能够让迷茫的、没有信仰的现代人找到前行的方向。
凤凰周刊：为什么要用纪传体来讲述晚清民国史？文人写史与史学家有何不同？
余世存：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人物“盖棺定论”，司马迁《史记》的风格是我想达到的目标，包括那种白描式的、述而不作的叙事方式，将自己隐藏于材料之后。
我与历史学家写作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情感投入程度。张鸣教授曾评价我的专栏文章，说你一个中文系的，写起历史来比我们写得还好看，还有更多的情感投入。像马勇和雷颐先生就很不同，他们的写作要有距离感，把笔下人物当作客观对象去评论。但我不是这样，因为这段历史距离现在还很近，而且我对这些人物有喜好，因此有情感投入。这样写更容易贴近读者，引起共鸣。
凤凰周刊：三本书写了一百多位人物，你选择纪传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像李鸿章、袁世凯、陶行知等人，为何没有为他们纪传？
余世存：标准不是特别严格，也还是有很多遗漏，而且人物太多，不太容易把握尺度。我赞同许纪霖先生的观点，一线历史人物最好先不要去碰，比如鲁迅、胡适，无论是认同还是反对他们，基本观点大家都知道，无非是再找一些细节材料去佐证而已，不太容易出奇或者写出特色。因此，我对他们只是选择一个小角度切入，没敢进行全面评价。
凤凰周刊：历史研究讲究客观公正，在你的写作过程中，如何确保对传主的客观？
余世存：客观是相对的，绝对客观并不存在。举个例子，我有一位企业家朋友，原来很喜欢谭嗣同，收藏了谭的很多书法作品，但后来再也不收藏了。因为他感觉谭嗣同的书法，让人有刚烈之气，甚至想上街杀人，他认为谭嗣同太激烈、片面，容易把人引向极端。但是，如果看谭嗣同的《仁学》，就会发现他一点都不偏激，他既有感性的认识，又有理性思考，他在精神层面是自洽的。那么，你能说哪个谭嗣同更真实客观呢？
我写专栏的时候，编辑看到我写的谭嗣同、王明道等人物，会觉得他们一辈子不值得。当时我就反省，为什么我的文章会让他们有这样的认知？这可能是我不如司马迁的地方，他写的人物不会让人有这种感觉。从这个角度讲，我可能还是写得不够真实客观、不够入情入理。
凤凰周刊：在《盗火与革命》中，你谈到中国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是恶性循环，唯一可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这种现象是必然还是偶然？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现象，还是中国所特有？
余世存：这是一个必然结局，也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现象。中国人经常把这种历史现象叫“气数”，佛学或者印度文化称之为“业力”，西方文化称之为“因果”。因为集体无意识，没有新的觉醒，导致社会生活很糟糕。可以说，历史人物的出现是偶然的，而集体意识是必然的。
不过，我想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角度，一个东西方文化共通的角度，就是时间性。历史阶段有其时间性，可以用“春、夏、秋、冬”来表示，人类社会包括中国历史，一直处在“春、夏、秋、冬”的循环之中。
凤凰周刊：你谈到曾国藩实现了儒生们梦想不得的大业，被称为“完人”。可是这样一个“完人”，在对己严苛自持、品德高尚的同时，对外却残忍无情、血腥冷酷，这是否是对儒家文化的讽刺？儒家文化的治世理念是否有巨大缺陷？
余世存：儒家文化肯定有它的致命伤。虽然，曾国藩在修身、齐家方面已经做得很好，某种程度上已经“太上忘情”，但还是受到儒家文化的限制。这一点他比不上王阳明，王阳明会有非常个人性的东西，比如他会跟道家、佛家的人交朋友，而且能够人格平等地交往。
但是，曾国藩到了他那个层级，就认为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己的修齐功夫比大家都强。儒家在这方面是不平等的，他对自己的孩子、爱人是趋于一种人格平等之心，而杀人也是由某种观念导致的，就像佛家的“菩萨心肠也做霹雳手段”，他用这种话来自洽。实际上，他非常缺乏这种宝贵的个体经验，所以变得不近人情。
凤凰周刊：《安身与立命》侧重从经济和生存的角度写人物，他们生于乱世，却从不苟且，即使自己经济不宽裕，但仍然仗义疏财，甚至毁家纾难。为什么会有这种品质？是时代还是文化造成的？
余世存：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去参观民国人物的故居，会发现他们家境不尽相同，但无论家境和自身处境如何，他们在人格上都非常自由和宽松，做人的基本信念没有丢失。民国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社会过于大一统，被所谓的“发展”、“富裕”等词汇绑架，人心也在潜移默化中被“金钱”绑架，而民国时期的人没有这种现象。
大概七八年前，我和历史学者王立群、吴思聊天，谈到在北京需要多少钱才可以过得很安逸，吴思说大概每个月需要1500元，王立群也说1000多元，我说要2000元。但现在的人看来，这简直是神话，2000元连房租都不够付。这就是整个社会被金钱绑架了。我们聊天的时代是美好的，还没有被绑架，还有自己的独立性。现在这种独立性逐渐丧失，很多知识分子的精力和趣味都被各种利益绑架，这是时代原因造成的，过了这个时代可能就好了。
凤凰周刊：在《安身与立命》中，你也为“三教九流”立传，但在现代社会，像算命、武术、中医等传统都处于边缘地带。作为一个易经研究者，你对于这些传统文化怎么看待？需要对它们进行复兴吗？
余世存：不是要复兴。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多元的生活方式，主流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占到百分之百。那么，非主流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对其有所了解，而不应该简单地将其视作落后、反动和糟粕，它们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就像央视有一位导演，平时信奉科学主义、现代主义，但他开工作室取名字，还是慎重考虑，来向我咨询。非现代因素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可能不科学，却是人人都能经历和感悟到的事实。
民国史上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我们的历史视线不应该局限于“五四”人物，或者国共两党承认的那批人，还有很多不被承认和重视的人，也可能对历史产生过影响。
凤凰周刊：有人认为，近年来的“民国热”，将民国视为20世纪的“黄金时代”，对那段历史有美化之嫌，你如何看待？
余世存：抗战爆发前，1926年到1936年被称为“黄金十年”，那段时间确实发展迅速。因为正好处在一战、二战的夹缝中间，这段珍贵的和平期，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体系沟通顺畅，带来经济繁荣。学术上也是如此，陈寅恪就认为，在193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已经基本建立。可惜的是，不管是经济还是学术的发展，都被战争打断了。
从历史长周期来看，两次鸦片战争带来中国国力断崖式下滑，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后跌入谷底，然后开始往上爬坡。第一次爬坡是在一战期间，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利用一战空隙迅速发展，一战后国民政府基本实现全国统一，又给经济带来了比较大的发展，这是第二次爬坡。很多人恨日本，就是因为日本趁中国在国力迅速上升的时候，切断了中国发展的道路。因此，1930年代被称为“黄金十年”也不能算美化，基本上是事实。
特约撰稿/马迹
编辑/徐伟 美编/黄静
本文节选自《余世存：我有野心为历史人物“盖棺定论”》，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1期，总第6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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