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休·布罗根
翻译：盛仁杰 董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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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是19世纪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是历史与政治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民主的研究至今在历史学界仍有巨大影响。这本《托克维尔传：革命时代的民主先知》（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7年5月出版）由研究托克维尔和美国史专家布罗根写作，阐述了托克维尔的写作生涯和政治经历。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八章：海外之旅（1831）。
像尤利西斯（Ulysse）一样，有一场了不起的旅行之人是幸福的。
——乔基姆 · 杜 · 贝莱（Joachim du Bellay）
正如他自己所预料，托克维尔因为晕船而睡了两天，此时东风将勒阿弗尔号送出了海峡，进入大西洋。第三天，他感到好多了，而第四天，则完全恢复了。他发现同船乘客并非如此，感到很得意：在第六天之前，还没有一个人熬出来。唯一的例外是博蒙，他完全没有晕船；“理所当然，”他的朋友叹道。整体来说，这场他们乐于其中的海上旅行，有着合理预期中的良好开端。首先，按照当时的标准是相当迅速的：他们于5月1日在美国登陆，在海上度过了38天。其他的船只一般要花整整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勒阿弗尔号—一艘美国船，尽管有着法语名字—既结实又快速：托克维尔庆幸勒阿弗尔号不会发生翻船的危险，西西里之旅的船只差一点就翻了，尽管他们有时候会遇到同样糟糕的天气：有一场风暴整整吹了36个小时。在船上，是谈不上隐私的：当托克维尔和博蒙上床睡觉时，其他乘客正在吃晚餐，他们总是在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中和用餐者的眼皮底下入睡。正餐时间相当热闹，因为桌上餐盘纷飞，瓶杯俱碎，还始终有肉汤顺脖流下的危险。我们的旅行者们乐观地克服一切不便。他们只有一点严肃的抱怨，尽管食物很好，烹饪也很美味，但是航程最后一天的供给相当少，船长显然错算了自己的需求。
他们与同伴相处和谐，部分是因为原则（“在海上，如果你们不想打架，你们必须成为好朋友”），部分是因为天生友善和情绪高昂。他们偶尔思念家乡，而且在剩余的旅程中时不时会如此；尽管相思之苦很严重（托克维尔非常思念玛丽），却是断断续续的。其所有家信的主旋律就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热情。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喜欢上其他乘客；事实上，有时候他们似乎已经成为了甲板旅客的生命和灵魂。博蒙是一位热情洋溢的音乐家，他随身带着长笛，有一次为船上的年轻人们（包括托克维尔）演奏了一曲，以便他们能跳方阵舞。另一天，人们发现一个木桶漂浮在海面上，它立刻成为了射击练习的目标：托克维尔虽然是近视，但成为了射中它的冠军神枪手。一天晚上，他跨坐在船首桅杆，享受在波光粼粼的浪涛上狂飙、俯冲的感觉，“一种更加美丽、更加宏伟的景象，难以言表”。
爱德华兹小姐（Miss Edwards），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年轻美国人，给他们上英语课，因为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英语比想象中要差许多。他们与查尔斯·帕尔默（Charles Palmer）成为了特别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位下院议员（辉格党［Whig］成员，拥有著名的波尔多［Bordeaux］葡萄园），出自纽约富裕的舍默霍恩家族（Schermerhorn）：这些新认识的朋友对考察监狱的任务很感兴趣，他们在纽约将对托克维尔和博蒙大有助益。托克维尔写下了关于美国的第一份笔记：据舍默霍恩先生说，那里的人只追求财富，此外概不关心，而且他认为犯罪在增多。他还对美国商船队做出一些令人惊奇的评论。3毫无疑问，船上生活的极度无聊乃是这种友善的原因之一：据托克维尔说，大多数乘客就像在蒸馏器中，一点一滴地蒸馏自己的百无聊赖。托克维尔和博蒙却免于这种抱怨。他们有活可干。每天早上五点后，他们就迅速起床，并一直阅读到吃早饭，就像在凡尔赛那样。他们翻译了一本关于美国监狱的英文书，阅读美国史，研究让–巴蒂斯特·赛伊（Jean-BaptisteSay）的《政治经济学概论》（Courd’économiepolitique）。在他们工作时，博蒙对他的这位朋友的评价越来越高：“托克维尔确实是一个出类拔萃之人；他因崇高的思想和高贵的灵魂而伟大。我越是了解他，就越敬爱他。”他们对创作一本有价值的书越来越有信心。
但他们甫一登陆就感到其计划困难重重，纵然这种感觉还不是那么明显。由于逆风和食物短缺，勒阿弗尔号先是在5月9日下午停靠在罗得岛州（RhodeIsland）的纽波特（Newport），而不是纽约。第二天，托克维尔和博蒙厌倦了航行的反复无常，改坐一艘巨大的蒸汽船总统号，将他们沿着长岛海湾（LongIsland Sound）送往曼哈顿（Manhattan）。虽然懂得素描的博蒙创作了一幅教堂尖塔的精美小画，但他们并没有在纽波特停留很久；但他认为是时候写信告诉母亲，这里的女人非常丑陋，美国人完全是一个商业民族：“单单在纽波特这座小镇，就有四五家银行。联邦的所有小镇都一样。”他尚不懂得不要妄下结论。
托克维尔对总统号的吨位和速度印象深刻，但对当时砍伐一空的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河岸却印象不深。然而一大早，他们进入东河（East River），虽然那个年代还没有摩天大楼，但他像所有从海上靠近纽约的人那样高兴：
我们在看到这座小镇的郊区时，赞赏地欢呼起来。请想象秩序井然的河岸，河岸的斜坡上满是草坪、鲜花和树木；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乡村小屋，不比巧克力盒［雅致小屋bonbonnieres］大，但是建造精良。如果你可以的话，请进一步想象，海面上满是船只，你沿着海峡进入纽约。
他想或许能给他嫂嫂埃米莉弄一份“巧克力盒”的图纸：她或许想在纳克维尔的庄园里建一幢。中午时分，他们到达了曼哈顿南端的巴特里（Battery），有些困难地在百老汇（Broadway）66号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寄宿公寓：巧合的是，帕尔默先生也住在那里。下午四点时，他们筋疲力尽地上床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随后，愉快的时光开始了。
纽约人受宠若惊地从早报上得知，法国政府为了改善本国监狱制度，而派遣一个官方代表团来考察他们著名的监狱制度。当时美国人的性格是一种人之常情的自负（托克维尔马上就发现了这点）和焦虑的混合。美国人对赞扬和批评有着同样的敏感，而批评一直都是英国人加诸美国人的，英国人一直在暗示（如果能用这个词的话）前殖民地的居民，唉，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乡下人：“谁会读一本美国的书？”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问道。因此，托克维尔和博蒙的到来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舍默霍恩先生及其家人担保访问者的良好品德，并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尤其在邀请晚宴一事上。帕尔默先生也一样热情。他们现在很感动，而博蒙预见到他们很快将不得不把热情的来访者拒之门外。出乎其意料的是（这是一件他们未曾想过的事），纽约有一个会热情地接待他们的开明社会；托克维尔试图劝说自己，这是了解这个国家的一种良好途径。然而，他还没有为舞会、晚会和晚间派对做好准备：他写信给哥哥爱德华，迫切需要长筒丝袜，领结和两打羔皮手套—这是晚会装束中必不可少的（美国的东西制作粗糙且太贵了）。
他们试图保持头脑清醒，但这是一场可怕的斗争。其危险不是他们会变得自负且相信自己的公众关注度，而是他们的成名会妨碍到严肃的观察与思考。头两个星期，他们在写往家里的信中倾诉自己的想法，而且笔迹潦草，而在保存下来的信件中，*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完全迷失了。其中一个问题是，美国比他们预料中的还不像法国；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区别常常出现在意外的地方。比如令人震惊的是，无论公民还是公职官员，似乎都对基于等级的顺从一无所知：在纽约的第三天，他们被引见给州长伊诺斯·思鲁普（Enos Throop），他跟他们住在同一幢寄宿公寓里，他认为在会客厅接见外国人很正常；他对他们说，他会跟任何一个人握手。（但无人告诉他们，思鲁普先生是来市里参加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的年度宴会，或者他是奥尔巴尼摄政团（Albany Regency）的成员：这些引人遐想的名字此刻对他们毫无意义。）一个波士顿人写信给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送给他一个美国制造的龟甲梳：报纸发表了这封信，它简单地以“亲爱的先生”开头，这让托克维尔很震惊。美国国民的虚荣心同样令人惊惶。为了尽量使其印象有些意义，他们在信件中写满了少有证据且没有经验的轻率概括（那是托克维尔从未完全摆脱的特点）。他们说道，美国的新教徒清楚地了解宗教教条的“必要性”。美国的女人都很纯洁，部分是因为美国的男人太忙了而没时间做爱。整体而言，美国人是令人讨厌的粗俗，但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很勤劳：这里没有懒散的“上流社会”（托克维尔用了这个英语词）。美国并不知道政党。美食处于起步阶段；精美的艺术也是。
在记录纽约生活之事时，他们做得好一些。一天晚上，他们发现一个开着的教堂，除了几个祷告者外，没什么人。进入塔楼的门也开着，因此他们爬了上去：
几经周折，我们最终到达了顶部，领略到一幅美丽的景色：那是一个建筑在岛上的、有着24万居民的城镇，一面朝向大洋，另一面则是巨大的河流，能看到河面上有很多舰船和驳船。港口的规模巨大。公共建筑很少，而且不惹人注意。
有一天，市长、市议员以及似乎纽约的每一个公职人员都出现了，驾着五辆马车带领他们参观城市的监狱、济贫院、聋哑庇护所和疯人院，路上还提供宴饮。在宴会上，博蒙非常警觉，以免自己被迫为拉法耶特干杯，拉法耶特是两个世界的英雄，他年轻的远亲（指博蒙）视之为危险的革命党人（博蒙没料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跟拉法耶特的孙女结婚）。托克维尔想到要干杯就觉得极为痛苦，因为在场的每个人（大约有24名官员）都想跟这两位法国人喝一杯：
我们好像被一群猎狗追赶的野兔……但是喝第三杯时，我决定之后滴酒不沾，而我完全成功地撑到了餐会的最后一刻，但这只是对法国而言，在美国这仅仅是第一幕的结束；大部分餐盘被撤走，摆上点燃的蜡烛，盛着雪茄的干净盘子呈送到你面前。我们每个人拿了一根，派对笼罩在烟雾弥漫之中，干杯又开始了，肌肉放松下来，我们让自己尽情享乐。
当亚历克西想到这两位贵宾（指他们自己）在法国多么微不足道时，他忍俊不禁。但是名声有其缺点。甚至连宴会上的女士们都认为，在进行随意的漫谈之前，对窗帘和门锁做出合适的评价也是他们的责任。
这对他们到美国的目的帮助不大。时间会证明，他们已为解释美国做了良好的准备（他们的英语进步迅速），但起初他们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们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就拼命抓住任何线索—比如，由舍默霍恩先生最早置于其头脑的概念，即美国人只不过是一个商业民族。托克维尔向其父亲抱怨道，报纸上关于棉花价格的报导远远多于重大政治问题。他选择的是最为糟糕的一个例子。虽然他自己并没有看到，棉花价格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棉花无疑是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支撑其繁荣并为其赢得贷款和硬通货币，通过再投资，资助了工业革命，这有朝一日会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权。与此同时，棉花维持着种植园奴隶制的统治，就在三十年后，它会让美国陷入内战。棉花嘲弄了美国对自由与民主的主张，而纽约的商人之中本就会人对托克维尔坚持这一点，托克维尔也会见了他们：比如塔潘（Tappan）兄弟，是复兴的废奴主义运动中的银行家。棉花，就关税问题激发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对两党制的建立起到了作用。
托克维尔在美国收到的第一封凯尔戈莱的信件中，凯氏的评论体现出其智慧，即想了解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在其中生活至少两个月。然而，在美国的前两周半时间里，托克维尔坚持自己的刻板印象，摆足了架子。他甚至不承认他对法国也有思维定式。也许可以说，他当下所做概括的言外之意是在暗示：在法国，所有人都晚上通奸，白天政治革命，而没有人关心钱财。如果有人指出这一点，他会很生气，但是它隐含在他的话语中—他，这个巴尔扎克（Balzac）的同胞！他和博蒙正面临着屈从某种偏见的危险，即英国作家—特罗洛普夫人（Mrs Trollope）、巴兹尔·霍尔（Basil Hall）、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的美国，这会大大妨碍他们的观察。
考察监狱的任务让他们免于肤浅。这项任务要求他们做系统的观察，对他们更大的考察而言，这是一项非常好的训练；而且这让他们始终坚定地关注美国现状。他们在一个公共图书馆花了好几个早晨整理各类数据，这对两种考察都有帮助，165月26日，他们出发去逆哈德孙河（Hudson）而上三十英里的辛–辛（Sing–Sing），参观那里的著名监狱。这场旅行持续了十天，事实证明是极为有用的。不仅仅让他们对美国的一所著名监狱做了彻底的研究，而且逃离了在纽约令其不堪重负的无休无止的社交活动，有时间系统性地思考。他们处于度假般的心情之中。哈得孙湾极其美丽，偏远而宁静；虽然可能过于文明开化了：托克维尔多么希望自己是第一批到达这里的欧洲人，那时海岸覆还盖着原始森林。他们寄宿过的美国家庭都如出一辙的友好而好客。他们白天参观监狱，晚上在河边休闲，直到天凉才回到屋中（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发现美国夏天的炎热和潮湿有多么可怕）。托克维尔借此机会给博蒙上游泳课：要是古斯塔夫从汽船上掉到一条危险的美国河流，这也完全没有用，他无法自救。博蒙写了一张假文凭给托克维尔，祝贺他在礼仪上的进步：他现在对待老妪跟对待年轻女子一样有礼貌，而在那些无貌无技又无才的女子演奏钢琴时，他也愿意逢场作戏。博蒙证实了这一切，随后听凭其一生中反复出现的情感冲动而补充道：“既然我是在发放证书，那么我还要证明已经说过的话，亚历克西是世上最好的朋友；他现在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心能拥有他。”
他们最为实际的问题是监狱。在阅读巴兹尔·霍尔的作品和大量的文档后，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发现未出所料：一座可怕的监狱，管理者可以随意使用皮鞭，把一种艰苦劳作和绝对沉默的管理制度加诸犯人。两位政府特派员对此实验印象深刻：900个最顽固的恶棍仅仅由30个人管控；犯人受到信任地使用工具，比如十字镐，这些很容易变为武器，但他们工作时甚至连锁链都没有（他们的劳动包括从采石场采集石头，并用之建造自己的监狱）。但是托克维尔不相信这个实验现在就已成功了。它只持续了几年，随时可能突然爆发，就像同样很好的一种美国机器—蒸汽船。他注意到护卫们的忧虑感—“他们的眼神从未停止移动。”而且他并不能确信，辛辛监狱对于囚犯的道德改造起到作用，这是到目前为止他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在他们见到“奥本制度”（“the Auburn system”）中的其他例子之前，他和博蒙保留了判断，它是以纽约州西部的奥本监狱命名的，是该制度最初运用之所在。18他们不久之后就会去那里。
辛辛监狱给了他们一个做出判断的最好机会，这是极为必要的：此时他们离开法国已经整整两个月了。托克维尔在自己的笔记本和寄给父亲的信中都抓住了机会；尽管无法证实，但或许正是在他和博蒙的对话中，托克维尔完成了澄清想法的艰苦工作。这对朋友24小时待在一起，着迷于他们看到的一切，分享着同样的特别兴趣，而且（以目前我们所能判断来看）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记下的仅仅是讨论的结果。
以此看来，其论文表明他们正在慢慢地认真处理其任务的范围。托克维尔写信给自己的父亲：
自从到美国以后，我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理解这个我们正在出访的国家。为了这么做，我们被迫先天地解构社会，研究构成法国社会的内部因素，这样我们才能询问有用的问题而不忽视任何东西。这种极困难又很诱人的研究，展示给我们隐藏在杂乱无章中的大量细节（这种分析失败了），并启发了大量本不会发现的问题。我们的劳动已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我们不停地追询其答案。清楚地了解我们想要发现什么后，我们最简单的交谈都变得有意义，而且我们确信，任何社会阶层的人都能教给我们一些东西。
托克维尔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学家，而他在此简述的方法，将始终运用于美国的余下旅程。
在他们回纽约的途中，这种方法首次得以运用。他们在哈得孙河岸的别墅中，礼节性地拜访了利文斯顿家族（研究未能确定是哪个利文斯顿家族）的某一成员，当他们等待顺流而下的汽船时，托克维尔问了一个来源于其观察的问题：“在我看来，美国社会的缺点之一就是学术活动的普遍缺乏。”利文斯顿先生非常同意，并且将此不足归咎于后革命时代的继承法，它通过废除限定继承权和长子继承权正毁灭上层阶级，尤其是他所属的哈得孙河流域的乡绅。托克维尔很熟悉这个想法，他在巴兹尔·霍尔那里已经听说过了，后者的想法也许就是从同一位利文斯顿先生处得来；因为托克维尔清楚地知道，长子继承权对1789年之前的法国贵族有多么重要，所以这很吸引他，并且有朝一日会写入《论美国的民主》；但目前更重要的是记录这个事实，即在他与美国人的全面交谈中，这是他首次感到信心十足地予以详细记录的对话，第二天他早早起床，把它记录在案。
他们在纽约城度过了三个多星期，将工作时间主要用于收容所，那是年轻罪犯的一个拘留中心，晚上就拜访上流社会。这好坏兼有，要是他们知道这点就好了。他们的年轻、魅力、重要任务，尤其是他们的贵族地位，*使得他们受到纽约旧精英—荷兰裔纽约人（Knicker bocker families）—的热烈欢迎；因此他们受邀参加宴饮派对，郊游野餐，以及露天举行的晚间婚礼，在那里托克维尔为萤火虫而高兴，而博蒙对蒸汽船发明者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的美丽女儿殷勤有加。22在充满趣味的家信中，这些活动为之提供了大量材料（对宴会上他称之为猫叫般音乐［musique miaulante］的表演，托克维尔用了大量的文字加以谴责：可惜对它是什么，由谁创作，他未给出任何暗示）23但这些活动正危险地误导着学习美国的两位好学生。彼得·舍默霍恩（Peter Schermerhorn）及其朋友们是联邦党人，也就是美国第一个保守党的遗存，联邦党在1812年战争后已经瓦解并消失。他们已经放弃争夺原生态的政治权力和19世纪初的喧嚣美国；正如D.W.布罗甘（D.W. Brogan）曾经指出，事实上他们是国内流亡者，就像1830年后托克维尔和博蒙在法国的亲戚朋友。他们存留下来并激烈地表达反民主的意见，两位政府特派员急切征求并仔细记录这些意见—比如，有观点认为共和主义是美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但它绝不会在一个伟大的欧洲国家实现，譬如法国。这与托克维尔和博蒙的偏见一致，就像利文斯顿先生关于继承法的评论一样，而他们还未能见到伟大的联邦党人律师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的观点，这些观点作为杰克逊时期美国的指南，其偏颇程度就跟凯尔戈莱伯爵或博蒙父亲本会对路易–菲利普时期法国的观点一样。
他们的一项失误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当计划旅行时，他们决定不在性方面跟女人扯上关系（出于礼貌甚或跳舞时的殷勤奉承是另一回事）。这对他俩都不容易，但是他们对自己遵守誓言感到高兴：托克维尔写信给爱德华，“你能相信吗，我亲爱的朋友，自从到达美国，我们已经习惯于清苦的美德。没有一点儿动摇。僧侣们—我应该说，好僧侣们—最多也就这样。”他们打算在剩下的旅途中继续保持这个原则，因为美国的已婚妇女如此坚贞，要是他们犯错的话，其惩罚乃是彻底的毁灭，而勾引年轻女孩所引起的麻烦则更不值得；无论怎样，工作的压力使得两位政府特派员不像往常那样容易犯错。将会看到托克维尔在这里重申自己的观点，即美国男人太忙而没时间谈情说爱；而最佳的评论来自雅尔丹和皮尔逊，对于像僧侣般生活的决心，他们评论道“这或许让他们对美国民情的研究出现一个空白”。确实如此：即便托克维尔和博蒙跟一个美国女人有过认真的对话，这种记录也没有存留。雅尔丹和皮尔逊还指出，杰克逊时期的美国，城市中卖淫很普遍，包括纽约，这使得托克维尔对美国妇女之贞洁，以及美国男人之性冷淡的坚定信念都显得更加奇怪（但托克维尔显然只考虑自己所属阶层的妇女）。
通读托克维尔旅行中对此问题的其他观察并证明其错误并非难事，但是其1831年6月的信件和笔记，给人留下更加洞见不凡的印象。或许他得出的特定观点本身都不是原创的，但是他把它们融合成某种全新的、含义丰富的东西，离开纽约城的那天，他写信给凯尔戈莱时，他已经发现并且知道自己已经发现，其著作的主题将会是什么：
我们正在走向无限的民主，我并不是说这是件好事，我在这个国家的所见让我意见相反，我确信它不会适合法国；但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在驱策我们。停止这种运动所做的努力，最多只能带来短暂的停留。
这是宏大的托克维尔式学说；而它的奇特性仅仅在于，托克维尔是在再次思考废除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的时候发现了它。
6月30日，他跟博蒙离开纽约，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将近七个星期（除了去辛辛监狱的短程旅行）。这段经历是对美国的精彩导论，但甚至连凯尔戈莱或许都觉得时间够长了；是时候动身了。俗语说纽约不是美国，这从未成真，这从来都是错误的，但是这座城市仅仅是国家的一部分，想要了解其在合众国中的地位，必须要探索内陆。此外，作为监狱研究的一个地点，两位政府特派员已经穷尽了纽约的资源；现在他们要去奥本，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美国监狱。他们并不匆忙：他们打算欣赏哈得孙的美景，顺便看看萨拉托加温泉疗养所（the spa of Saratoga Springs），在那里他们的一些机灵朋友扬言要加入，他们随后去奥尔巴尼（Albany）研究州政府。结果这些计划都未尽如人意。他们完全错过了萨拉托加，因为他们在扬克斯（Yonkers）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在那里托克维尔拔枪射鸟，而博蒙素描写生），而在一个叫做科尔韦尔（Colwells或Colwell’s）的小地方度过了另一天，晚间他们登上了一艘汽船，他们发现它正在追逐另一艘去奥尔巴尼的汽船，中途不会停歇，甚至连他们很想去看看的西点（WestPoint）也不停。他们在奥尔巴尼受到了一如往常的热烈欢迎，并且受邀为嘉宾，参加一场盛大的国庆游行；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官方资料（托克维尔告诉他父亲说，他将不得不买一个行李箱将文件带回家），但是他们在研究中困惑于不可思议之事，即州政府几乎不存在。他们有几封给当地国会众议员丘吉尔·C.康布勒朗（Churchill C.Cambreleng）的介绍信，尽管没有对话记录，但他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众议院中他是杰克逊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博蒙发现他“自信而务实”，他把他们介绍给在奥尔巴尼的州务卿阿扎赖亚·C.弗拉格（Azariah C.Flagg）。或许是跟康布勒朗的相遇，让他们首次意识到在这个奇怪的国家有一个活跃的国家政府；而且他们已经亲眼见到了纽约市强有力的市政管理。但尽管弗拉格先生竭尽全力，他们还是没看到国家和市镇两者之间有任何东西。州长思鲁普（Governor Throop）的薪酬太低，以至于他不得不花半年时间经营农场；在剩下六个月中，他似乎也不能大有作为，他们很快会得知，有能力之人都不愿进入州政府，因为很容易有其他致富手段。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不幸的访问。《论美国的民主》的弱点之一就是对政党重视不足，而如果托克维尔意识到在奥尔巴尼将有一个重大发现，那么这个弱点本可以避免的。所谓的奥尔巴尼摄政正处于其高潮。摄政的名字是用来嘲笑以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为首的政治派别，它主宰了纽约政治二十多年。不仅仅如此，而且在选举安德鲁·杰克逊为美国总统的计划中，范布伦成功地运用了其影响力和组织技巧，在此过程中，他与杰克逊合作创立了很快变成民主党的政党。几乎自宪法批准以来，美国社会正在孕育大规模的政党政治；在政党政治诞生之初，范布伦是主要缔造者之一，而在旅程中托克维尔会见了几个人—思鲁普、康布勒朗、弗拉格，最后是杰克逊本人—要是他碰巧问了正确的问题，这些人本可以告诉他正在发生之事。由于他蒙蔽于法国和精英主义的先入之见，而其纽约朋友之言又强化了这种偏见，使得托克维尔没有这么做：政党政治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庸俗的权力之争。29因此，他错过了当时美国正在创造的普遍重要的改革之一。
两位政府特派员继续尽力做好美国景象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出乎其意料的是，他们对国庆典礼的印象极为深刻。“我想让你对此壮观场面有个准确的概念，”托克维尔写给沙布罗尔道：
在典礼上，粗俗甚至滑稽的细节与高贵的主题相融合，并成功地触动人心。军队在头排游行：是这个国家的国民自卫军，那是一个对军事精神完全无知的国家；你可以想象，每个诚实的公民都让自己看起来像一只大白鹅：军队的装束真的很可笑。随后是几辆四轮马车，载着退伍老兵，他们在独立战争中服役过，并见证了美国的胜利。将这些正在唤醒记忆之伟大事件的见证者与庆典联系起来，真是一个极好的主意。
随后，工人及其行业协会走过，所有游行者聚集在一个教堂，那里已经搭建好一个平台。
按照法国人的想法，我期待州长或者市政官员将会坐在那里。相反，他们拉起了行业的横幅和县的旗帜，这些曾在革命战争其间用过，而在它中间，都是我先前提过的老军官。
博蒙滑稽地强调，两个非常显眼的游客（“托克维尔和我”）行进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州长和高级行政官员之间。他继续道：
这种场景一点也不辉煌；就壮观而言，它根本不能跟我们政治或宗教的庄严相提并论。但其简约之中有一种伟大……我们看到写着“屠夫协会”、“法律学徒协会”等旗帜，没有什么比之更惹人发笑的了。*但如果你不去想这些，那么在一个将繁荣归因于商业与工业的民族之中，还有什么能比这些徽章更自然的呢？
他讲述了教堂中的演讲以及对《独立宣言》的诵读，但令他最为印象深刻的是该程序的第一个步骤是祈祷：“我提到这一点，因为它是这个国家的特点，如果没有宗教的帮助将一事无成。我不认为事情会因此而变糟。”他对整个游行都印象深刻，比之在法国见过的任何典礼尤甚。
两位政府特派员十分看重宗教。前一天（7月3日）他们见了震颤派教徒（Sharkers），其最古老的定居点就在附近。他们看到的仪式对其而言实在是太奇怪了，而他们都给家里写了长信描述它，不幸的是太长了，无法详尽引用。震颤派教徒们跳舞、布道，两个小时后，男人和女人一起围成一个圈：
当他们伸出前臂摇晃双手时，就把手肘收拢，因此他们看起来就像被训练着用后腿走路的小狗。做好准备后，他们以一种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哀伤的声音吟诵，开始绕着房间旋转，这个活动要持续实足一刻钟……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妈妈，当人类的灵魂独处时将会怎样的失常？我们跟一个年轻的美国新教徒在一起，当我们出去时，他对我们说：“再多两次这样的表演，我将会变成一个天主教徒。”
这是迄今美国新教造成的最强大挑战，而托克维尔没有给予同等的认同，这表现在蔑视新教音乐等事情之中，可能包括著名的震颤派颂诗（“转啊转，我们会高兴，一直转啊转，我们会醒来”）。事实上，托克维尔一生都在天主教国家度过，直到来美国之前，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天主教徒，以及那意味着什么。冲击是巨大的，因为在此之前，他对新教的知识几乎都是理论上的。
在纽约，他去了新教教堂，恐惧地发现祈祷者们只是处理道德问题，而不说教义。他愉快地听说并热切地相信，天主教会迅速遍及整个美国，事实上确实如此；但他不那么高兴地发现一位论派（Unitarianism）也在强势推进。一位论者是有神论者，就像他自己那样，但他的信条有强烈的天主教色彩；对他而言，一位论者除了是伪装的无神论者且悲哀地不动感情之外，别无其他。至少他们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完全看不到一般新教的逻辑，并且对此感受颇深，使得他确信新教将会灭绝，而这样一来就是为无信仰和天主教的最后决战准备战场。33另一方面，让他和博蒙印象极为深刻的是，美国的共和主义者将宗教视为民主与自由的基本保障。
7月4日晚上，他们离开奥尔巴尼，两天后到达锡拉丘兹（Syracuse）。这是他们在美国的第一次全程陆路旅行，满是艰难的道路、糟糕的旅馆和颠簸的车辆。他们记下不适，但随后连不适都没有了：他们在森林里迷路了，树木从两边将道路围住，这是他们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
我想，我曾经在一封信里抱怨说，美国再也没有森林了；我现在必须公开道歉。不仅仅因为我们在美国见到了无穷无尽的森林，而是整个国家就是一片广袤的森林，他们只是在中间开辟了一块空地。如果你爬上教堂的塔楼，你满眼看到的都是树梢在风中摇摆，就如同大海的波浪；一切都证明了这是一个新国家。在这个国家，他们所谓的开垦，就是从离地三英尺的地方砍倒一棵树［并不清楚托克维尔脑中的英语词汇是什么］。一旦这个工作完成，你就可以在旁边耕地、播种。其结果是，在最好的庄稼地里，你会看到成百上千古树的枯干遮盖着土地……但即便这个国家是新的，每一步观察都会发现，定居在此的民族却是古老的。当你经过荒野中一条可怕的道路到达一间小屋，你会惊奇地发现一种比任何法国乡村都先进的文明。农民的服装是齐整的；他的小屋非常干净；通常你会看到他身边报纸，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跟你谈论政治。
这是一篇精彩的文章，拿它跟巴兹尔·霍尔两年前出版书中的一篇文章相比较，丝毫都不逊色，我们知道托克维尔读过那本书：
……一个英国人会幻想自己在斯特劳德（Stroud）的河谷中。但有所区别：在皮鞭的再次挥舞声中……他再次身处文明社会另一尽头的森林深处，鸿蒙初开，在十乘十二英尺的烟熏小木屋中，满是脸上脏兮兮的孩子，他们围坐在一个外表强壮的妇女身边，她在为一个劳累的伐木工烧煮食物，后者坐在门边，正高兴地阅读《纽约民主杂志》（Democratic Journal of NewYork），它讲述了坎宁先生（Mr Canning）反抗英国极端托利党人（Ultra Tories）的运动。
不会出现剽窃的问题：托克维尔是写信给他的母亲。我们可以好好猜想一下发生了什么。托克维尔读了霍尔的书，后者提醒他应该注意什么。（同样的事可能发生在他跟利文斯顿先生的对话中。）重要的是，什么是霍尔注意了而托克维尔没有注意的，以及两个人矛盾的态度。霍尔不是一个才思敏捷的作家，但他是一个能干的绘图员，他随身带了一个投影描绘器，好好利用它来写生；他有一双画家的眼镜。博蒙也是如此。结果他们对美国的报道比之托克维尔，包含了某些更加吸引人的细节。托克维尔显然观察敏锐，但是相比于他人，他往往更热衷分析甚于叙述。
他有意识地把写给家里的信作为写书的笔记。不管发现什么有趣或重要的东西，他都会将它写在信里，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从他人出得知，甚至从巴兹尔·霍尔处得知，他可能意识到霍尔在美国极不受欢迎。*霍尔的托利党观点，更不用说画家对卑劣细节的关注，激怒了他的美国读者和以前的主人，后者感到自己遭受了背叛。因此，当他赞扬霍尔时，托克维尔在他认为有问题的地方谨慎地纠正霍尔：例如，他看到小木屋很干净，居民很体面；他煞费苦心地这么说。霍尔认为森林中的居民乃是文明的渣滓，而托克维尔却认为他们体现了文明的胜利，在这点上，托克维尔几无争议地显示出卓越的洞察力。这是其才华能力的早期例证，在欧洲人对前内战时期美国的评论中，正是这种能力将会让《论美国的民主》如此与众不同。
7月6日，他和博蒙到达锡拉丘兹。他们在那里有重要的事情—会见奥本和辛辛监狱的前长官伊拉姆·林德斯（ElamLynds）—并一如既往地认真做好此事；骑行前往北边的奥奈达湖（LakeOneida）只需数小时，托克维尔不可能不去游览这个神圣的地方。因此，他们迂回着从锡拉丘兹到奥本（从7月7日开始）。
森林、湖泊和岛屿都未辜负托克维尔最浪漫的期望，但是因为他仍然处于幻想之中，即难民的故事是历史而不是小说，所以他只看到了想要看到的，而不是真正在他眼前的：那是一处荒废的爱情庇护所，而不是一处失败的农庄住宅—两年之后这个移民家庭放弃了这里，前往奥尔巴尼附近一处有利可图的商品菜园：
两点，离开锡拉丘兹。马背岭、伞、枪、猎物袋……六点时，到达布鲁尔顿城堡（FortBrewerton）。在四周转了转。森林永远和人类斗争。打了几只鸟。欣赏了奥奈达湖。它向东一直延伸，消失在长着低矮树木的山丘之间。看不到一座房子或一处空地。只有寂寞单调的景色。我们住在一个令人厌恶的小旅馆里。在早晨六点钟离开。我们陷入了无尽的丛林之中，道路难寻。惬意的凉爽。美妙的景色，难以形容。令人惊讶的植被。各种各样巨大的树木。丛林、草地、花卉和灌木。美国笼罩在自己的光辉之中。
此刻，他们抵达了湖边一个渔民的小木屋，“法国人岛”（Frenchman’sIsland）（至今仍这么称呼）尽收眼底。除了一个老妇之外，没有人在家。她是托克维尔在美国遇到的第一个普通人，小人物，也是跟托克维尔交谈的第一个女人，或者无论如何，那是第一个他认为其评论值得记录的女人。她礼貌地回答他的问题，但无意中消除了他的误解（她在此之前从未遇到过一个游客，不能理解为何他对“法国人岛”那么感兴趣）。确曾有个法国人住在这儿—三十一或者三十五年以前—在她之前。是的，他有过一个妻子—但是她在那里死去了（这不正确）。这对托克维尔和博蒙而言，足够了。他们借了一艘船，划到了那个岛上，在那里度过了几小时愉快的探索时光，徒劳地寻找他们“不幸同胞”的避难所的痕迹，比如那位流亡夫人的墓穴。他们所能发现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一棵半死的苹果树和一条乱长的葡萄藤。他们把名字写在一棵松树的树干上，随后离开了；当晚，托克维尔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这次远足更加强烈的触动和吸引我，这不仅是相比于来美国之后，也是相比于我首次旅行以来的所见所闻而言。”36之后，就像其《西西里游记》那样，他把自己粗糙的笔记整理成了精致的旅行笔记。在风格上它有些多愁善感，而且仅带来精神上的兴趣：“看到巨大森林屏障后面的荒芜破败，我未尝没有遗憾，多年来森林为两位流亡者抵御欧洲人的子弹和野蛮人的弓箭，但它未能使其小屋躲避死神的隐形进攻。”
第二天，他们抵达奥本，立刻回归到自己的事务中。在锡拉丘兹跟伊拉姆·林德斯的会面让他们印象深刻。坦率地说，林德斯是一个性虐暴徒，从关于二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影片和小说中，以及从近年来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Guantanamo and Abu Ghraib）监狱的暴行中，人们已经非常熟悉这种类型的美国人了。他是奥本监狱制度的实际缔造者，1817年监狱建立之后，该制度经过不断摸索而出现。他因为明目张胆的残酷行为，三次从奥本和辛辛监狱的管理层中赶下台来。当托克维尔和博蒙跟他见面时，他正债务缠身，并经营着一家五金电器店。他们有点小心提防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有敌人，并且必然知道个中原因。托克维尔惯常地察觉到，他相貌普通，言语粗俗，不会拼写。托克维尔认为，林德斯有一种明显的专横特点。但他的智慧和精力征服了两位政府特派员（甚至他们最终在《监狱制度》［Systèmepénitentiaire］中发表了他们之间的谈话）。此外，林德斯告诉了他们想要听的内容：即该监狱制度能适用于任何地方，包括法国；大量施加鞭刑，最终成为了维持纪律的最人道方式（“无情与公正都是必要的”）；囚犯是懦夫，一个坚决的看守者能够建立起不可抵制的权威；对囚犯和社会而言，监狱劳动是或者可以是有价值的，它所能赚到的钱，足以对监狱制度的花销做出重要贡献。此外，对于监狱能多大程度地改造人格并减少累犯，林德斯虽然有所保留，但明显有切实的期待；他对理论家和纯粹的慈善家嗤之以鼻。事实上，林德斯是奥本制度的完全代表，他的哲学理念是“刑法的最终目的和设计，是通过刑罚的恐惧来预防犯罪；罪犯的改造是次要考虑”。在奥本制度下，晚上隔离犯人，并且在绝对沉默中鞭打他们去干活，而在辛辛监狱，则白天那么做，以此达到这些目的。托克维尔和博蒙并没有准备完全放弃在狱中把犯人改造为诚实公民的所有希望，但很容易明白林德斯对他们影响颇大的原因。
他们来到奥本，决心彻底地测试他的想法。通过询问梳子店、切石店、道具店、制鞋店、箍桶店、编制店和铁匠店的管理者，他们做得非常成功。结果正如托克维尔对沙布罗尔所言，他们最终断定监狱制度在法国是切实可行的—“但不要说出去；我们还未打定主意。”42这样，他们在考察监狱的任务中完成了重要的一步。他们接下来的经历，在其政治研究中，会是一件同等重要的事情。他们向西行，去拜访卡南代瓜（Canandaigua）的约翰·斯潘塞（John Spencer）。
斯潘塞是他们到目前为止遇到的最为意气相投的美国人。他是他们都渴望成为的那一类人：纽约西区最著名的律师，显赫的政治家（最终他供职于泰勒总统的内阁，先做陆军部长，再做财政部长）和杰出的法学作家。他住在美丽湖边一幢舒适的房子里，他还有一对同样美丽的拥有蓝色眼睛的女儿。这一次，托克维尔和博蒙感受到了修行决心的压力。“我们的美德仍然完美无缺，”托克维尔告诉沙布罗尔，“但我们正在厚颜无耻地注视着女人们，这跟监狱制度的代表身份极不相符。”博蒙更是迷上了玛丽·斯潘塞（Mary Spencer），并毫不隐瞒家人，他告诉母亲，斯潘塞小姐有着“白里透红的肌肤，你有时能在英国女人身上看到，但在法国几乎不可能”；但他急忙补充说，他们即将离开卡南代瓜且不会再回来，以使母亲安心。早晨，与主人的长时间对话，对他们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他们谈及美国的州立法，两院制而不是一院制的功用，美国律师，美国出版自由，宗教宽容，济贫法，教育与普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斯潘塞头脑清醒且消息灵通，而且他的影响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印记深刻（他将会是这本书的首位美国出版商）。他甚至能在美国与法国的国情上，提出富有成效的比较。托克维尔感到很高兴。
7月19日，他们离开卡南代瓜，准备去往布法罗（Buffalo），尼亚加拉瀑布周边，经由安大略湖（Lake Ontario）去加拿大。正如他们所见，这是一场常规旅行。44事实上他们采取这条路线，意味着他们感到有必要从监狱和政治任务中得到休息：他们打算玩乐一场。在纽约州，他们越是往西行，就越意识到自己有一个体验并学习伟大历史运动的好机会，这与他们将会遇到的其他事情一样有趣。美洲（使用雷蒙先生［M.Rémond］的有效区分）正在某种程度上使美国黯然失色。
1812年战争后，成百上千来自新格兰地区（New England）的移民从涌入并穿过“焦土之地”（Burned-Over District）。托克维尔与博蒙那么睿智，不会不注意到正在他们身边发生的伟大运动，而且他们想要理解它。此外，这直接关系到他们最关注之事中的两项：印第安人与荒原。如同所有欧洲人那样，他们着迷于印第安人这个概念，兴奋地想要一睹为快。当他们真看到印第安人时，这是令其震惊的。就在他们到达锡拉丘兹之前，他们见到了一群曾经高傲的奥奈达族人在烂泥中乞讨；而当他们到达布法罗时，他们看到一个年轻的印第安男子烂醉地躺在路中央，他的妻子正愤怒地踢打他，试图把他叫醒，如果叫不醒的话，就当作惩罚。托克维尔和博蒙担心他可能醉死或者被晒死，但是没有人—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美国人—会为他做任何事情，他们如此厌恶地任由他自生自灭。“我想我从未如此失望过，”托克维尔第二天写道（他现在正开始写某种日记一样的东西）。“我心中满是夏多布里昂先生和库珀的回忆，而在美国的原住民中，我渴望看到这样的野蛮人，他们脸上仍然留有高尚美德的标记，正是这些美德引发了自由精神。”他想要看到在狩猎和战争中成长的身体，它不会因裸露而失去什么。然而，他们的身体是丑陋的、肮脏的和醉酒的。
第二天，两位政府特派员在布法罗四处闲逛（“精美的小店，法国的商品”），稍稍改善了他们对印第安人的第一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看起来像我们的农民—然而有一层野性的色彩—一种西西里岛人（Sicilian）的色彩。无法忍受任何一个印第安女人。”46他们的好奇心恢复了。他们最初的计划是从布法罗到尼亚加拉，但他们渴望去野性难驯的西部，自从他们离开奥尔巴尼后，这种渴望就已经消退了；而现在，在布法罗码头，他们找到了一艘前往底特律的小蒸汽船，俄亥俄号。顺从于一种冲动—之前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他人不知，他们预定了这艘船的一段路程：有人告诉他们，这只需要一到两天。
这是一段不舒服的旅程。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因此这是他们到美国以来，第一次无异于他人之待遇，更不用说敬重。全程都在下雨，伊利湖（LakeErie）如此巨大而湍急，以至于托克维尔再次晕船了。旅途花费的时间比承诺的多了一倍（“与船长发生争吵”），但最终天朗气清，他们于7月22日下午到达底特律。穿过河流东部的束狭河段，附近就是加拿大的海岸和莫尔登堡（FortMalden）殖民地，在托克维尔看来，就像是一个诺曼底的村庄。岸边站着一个英国士兵，“身着一套在滑铁卢战场上声名显赫的制服”—那是一个苏格兰高地人，穿着包括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在内的一整套制服。水面上，在船的左边有一只桦皮独木舟，有两个裸身的印第安人在舟上钓鱼：他们的皮肤着画艳丽，而且他们戴着鼻环。
托克维尔对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这种对比很着迷，但是他尚不能理解其悲剧的象征意义。印第安人和高地人（Highlander）是曾经存在的鬼界的看门人，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教我们这样称呼中沙洲（Middle Ground）。从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到新奥尔良（New Orleans）战役的四十年长期战争中，它的命运已然确定；就像其广袤的森林一般，它被宣告死刑，并等待着扬基（Yankee）先锋来执行判决；但在某一刻，人们仍然可以发现它，而托克维尔正是在这一刻到达。
底特律是佩伊当欧河谷的中心，前殖民地新法兰西的的偏僻乡村；将近两个世纪，该地区一直处在帝国、部落和村庄的血腥争斗中，目的是控制海狸皮的贸易；在那里，民族融合而文化改变了彼此；“高山”（Onontio）的势力范围，印第安人这样称呼魁北克的法国统治者（他们自称为他的孩子）。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托克维尔和博蒙将会访问该地区的一些最重要地方：萨吉诺（Saginaw）、苏圣玛丽（Sault Sainte-Marie）、麦基诺（Michilimackinac）、格林贝（Green Bay）；他们深入探索过去，但从未忘记自己很快就将返回现实，现实的中沙洲在劫难逃。
“我们渴望去看看完全未开化的地区，”博蒙说道，“抵达文明最遥远的边缘。我们认为在那里能找到一些完全原始的印第安部落。”他尚未意识到中沙洲的影响既是时间上的也是地域上的，现在已经触及且改造了北美几乎所有的民族，显然包括所有他会遇到的民族。“除此之外，我们想要看看那些新来者是如何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定居下来的。”对他们而言（对我们也是），他们的渴望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他们又一次发现，在新拓居地的边缘，没有人会认可浪漫派旅行者的良好感觉。“你们想看看那些森林？它们就在你们面前。”为了取得更多有用的信息，他们去土地管理所，装作未来的移民，或者至少是土地投资者。这样做毫不起疑：
那个夏天，超过5000名开拓者已经从底特律穿过，大多数向西前往流入密歇根湖（Lake Michigan）的圣约瑟河（St Joseph river）。他们中极少甚至没有人向北去；因此托克维尔和博蒙将会去北方。他们决定以萨吉诺为目标，它在底特律西北偏北80英里处，7月23日他们出发，租了两匹马，在其装备之中又增加了非常必要的蚊帐和一个罗盘。（博蒙为托克维尔画了一张精神奕奕的素描，后者骑在马上，戴着大草帽，含着一个印第安烟斗—可能是北印第安人的长杆旱烟袋。）
他们将离开一周。他们中途停留在庞蒂亚克（Pontiac）和弗林特河（Flint River）（现在的弗林特市），在萨吉诺住了两晚，并原路返回。在那期间，他们见到了大量荒凉且潮湿的森林；大量的移民、印第安人和大草原；但是这样一种单调的陈述，并未说明这场旅行对托克维尔的意义。想要了解其意义的话，我们必须看看他自己的描述，《荒野两周》，他开始尽快地从粗糙的笔记中整理出来。它是不完整的，并且从来没有最终修订过，但它是其浪漫主义的最强烈表达，也是其写作能力持续进步的有力证明。就像《奥奈达湖之旅》那样，它跟《西西里游记》是同一类东西，但是一切浮夸的东西都没有了，材料组织得更加紧凑，而且最重要的是其谋篇布局更严密而简洁。当它在托克维尔死后发表时，圣伯夫对其评论中有一点认为，它是对夏多布里昂式风格的纠正，“它把最早由夏多布里昂所描绘的东西，以精彩的散文呈现给我们，具有一种诗歌般大胆而崇高的笔触”，这是完全正确的：托克维尔本人感到夏多布里昂对美国森林的描绘是错误的，想要纠正他；但是今天，读者可能更迷惑于托克维尔试图升华的程度。
他的中心思想是描述并探索他在旅行途中所遇到的三种社会群体—印第安人、商人和移民，这完全符合他的思想特点，他以精确、细致及天生观察者的安静气质来做这些；但文章的显著特点，是旅行者随着森林探险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的惊叹。这像是一个梦幻般的故事，关于旅行之夜的许多描述更是如此。第二天，一个印第安人平白出现，并沿着他们的脚步行走，很轻松地跟上马匹的速度，而且从来不说话，有时候会灿烂地微笑。他究竟在做什么？他携带着一把好枪；最终森林中一位迷路的移民向他们解释说，枪可能是英国人给他的，用以对付美国人，这个印第安人可能正从一年一度的庆典上返回，他在那里得到了这件礼物，就像他们在布法罗见到的那个醉酒的易洛魁人（这样，或许可以判断，中沙洲的习俗仍然维持着）。夜幕降临，“宁静但寒冷”。托克维尔和博蒙暂时失散了，因为托克维尔情不自禁地在溪流边逗留了几分钟，以享受寂静的夜间森林中那种“崇高的恐怖”。现在，他们来到一间伐木小屋，那里有一头锁着的熊而不是狗；当他们向主人讨要马匹的草料时，他走了出来，在月光下开始割草。第二天，当浅浅的足迹陷入更加寂静和纷杂的森林时，托克维尔感到敬畏，就像他在平静的大西洋中部所感受到的那样。当正午的阳光照射下来，他听到森林深处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一阵遥远、漫长而悲伤的哭泣，那是垂死之风的最后挣扎。随后，他周围的一切事物都陷入如此深切的沉默和如此彻底的沉静，以至于他不得不用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词语来形容：他的灵魂被“一种宗教般的恐惧”刺穿。在他们描述到达萨吉诺的情景时，这种如梦似幻的感觉显得更加明显。大约午夜时分，他们从森林来到了一片昏暗的大草原。他们从弗林特河带来的印第安向导，用一种野性的嚎叫通知他们，答复从远处传来；5分钟后，他们发现自己站在河岸上。现在，宁静被一种轻微的噪声打破了，一艘独木舟停在他们脚边，似乎由另一个印第安人划桨；但是当托克维尔踏上独木舟时，船主警告他要小心点—他不仅仅说法语，而且带有诺曼口音。托克维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独木舟在水面上向后移动着（托克维尔那匹疲惫的马在后面游泳），当冥府渡神开始唱歌时，气氛显得更加诡异：
在巴黎和圣丹尼（Saint-Denis）之间曾有一个姑娘……
船夫是一个混血儿：托克维尔首次遇到了佩伊当欧河谷的孩子。当他等待博蒙时，满月东升，河面波光粼粼，当黑色独木舟再次到达时，他已经看不到它的桨叶：它使人联想到一条正要捕捉留猎物的密西西比（Mississippi）短吻鳄。
这件事令人激动万分，将被珍视为终生的记忆。7月31日，他们返回底特律，此时距离令其背井离乡的革命已经整整一年，这个想法让他们感到压抑。他们记起街斗的喧嚣和烟雾；这让森林显得比以往更加寂静而凄惨。他们情不自禁地想要探索更多。他们发现一艘舒适的蒸汽船苏必利尔号（Superior），将出发去密歇根湖，而且它还有两个座位可供他们乘坐。通过匆忙参观当地的一处监狱，他们的良心得以安抚，在那里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有趣的东西，他们预定了两个船位，开始了另一场短途旅行。这一次持续了将近两周。
苏必利尔号很巨大，搭载着200名乘客。或许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尽管新兴技术如此迅速地带着他们穿梭在广袤的美洲大地上，但博蒙和托克维尔对它还只是漫不经心，然而当搭载着他们的苏必利尔号成为第一艘到达上湖区大门—苏圣玛丽和麦基诺—的蒸汽船时，这种态度将不复存在。印第安人看到这艘船时吓呆了，他们的独木舟蜂拥而至。博蒙同情道：“即便对一个欧洲人而言，这些大蒸汽船也无疑是现代工业的一大奇迹。”这两位法国人发现自己的伴侣有些混杂，但他们的魅力和礼貌掩盖了他们的矜持：同伴们认为他们是令人愉快的，尤其是对女士们而言，但博蒙认为那些女士们毫不迷人。克莱门斯小姐（Miss Clemens）已经四十岁了，年纪太大，汤姆森小姐（Miss Thomson）太愚蠢，麦库姆小姐（Miss Macomb）由她的叔叔看护，后者不怎么喜欢他俩。然而，当苏必利尔号到苏圣玛丽时，托克维尔、博蒙和女士们坐着一条独木舟在苏必利尔湖冒险。晚上，当船上的乐队奏乐时，每个人都在甲板上跳舞。在这种情况下，博蒙平生第二次听“马赛曲”（Marseillaise）—第一次在七月危机时。奇怪的是，他拿出笛子，吹奏由罗西尼（Rossini）定调的变奏曲，以繁星满布的美丽夜空、广袤静谧的森林和岸边印第安营地的篝火为背景。
可见，苏必利尔号上的气氛与萨吉诺不同，但是仍然有很多进行严肃研究的机会。一个天主教牧师米隆神父（Father Mullon），正要前往驳击麦基诺的长老会教徒（“所有的教派都痛恨天主教，但唯有长老会教徒是最极端的一群人”），他在由自己改宗的印第安人之中倾诉其骄傲，然而他对两位特派员上得最重要的一课，乃是其坚持完全政教分离的价值观。他承认，欧洲的天主教教徒不这么认为，但是他说，当他们来到美国，他们会很快改变想法。牧师与政治的关联越少，宗教观念的力量就越强大。这与他们在美国所遇到的每个牧师所说如出一辙，而当博蒙回想起法国王权与教权结合的灾难性后果时，他倾向于同意这些牧师们。
两位朋友越来越深入地探察印第安国度，每一次港口的停靠都让他们更了解当地人。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尊重、喜爱和同情与日俱增。在圣克莱尔（Sainte-Claire）河边的格拉希厄特堡（Fort Gratiot），托克维尔见证了一场战舞，而且深受震惊：“英俊的男人。跳舞以消遣时间，并赚到一些钱。我们给了他一先令［原文如此］*……触目惊心。竟沦落至此”；但几天后，他就跟齐佩瓦族（Chippewa）的一位首领相处愉快了，后者非常羡慕托克维尔的防水枪：“加拿大人的祖先［也就是法国人］都是伟大的战士！”反过来，托克维尔对族长头发上戴的两根羽毛也很羡慕：当有人微笑着告诉他，是因为杀了两个苏族人（Sioux）而赢得此物时，他恳求能否得到其中一根，以展示于伟大的战士之国，这个请求立刻得到强有力的握手同意。托克维尔和博蒙遗憾地放弃了要涉足欧洲文明尚未触及之地的想法，尽管他们渴望地得到了遥远西部的快乐狩猎场的传闻，在那里印第安人仍然使用弓箭，并有着非常丰富的猎物，还有密西西比河边的普雷里申（Prairiedu Chien），“一块被视为中立的领土，不同的民族在那里和平相处”（中沙洲的最后遗迹）。虽然各部落似乎没有预见自己的毁灭，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其他一些事情同样无可避免。托克维尔写信给他的父亲：
我们正在旅行的这片辽阔区域，没有任何奇异的景观，只有覆盖着森林的大片土地。这片湖上没有一艘船，它的岸边没有任何人类活动过的踪迹，无尽的森林围绕着它，我向你保证，所有这些不仅仅是诗歌中的雄伟壮丽。
这是我生平见过最为非同寻常的景象。这片目前除森林之外别无他物的土地，将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虽然不是先知，但我也能这么说。大自然已万事俱备……所欠缺的只有文明开化之人；而他们已近在咫尺。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时刻，但是托克维尔再次受惑于令人分心之事。在他和博蒙所了解的关于佩伊当欧河谷的迷人细节中，有一个故事—即便在最遥远的荒野，印第安人仍然会主动用“Bonjour”跟欧洲人打招呼。这一点，以及他们正在遇到的前法兰西帝国在北美的所有其他遗迹，让这两位朋友感到震惊。这是相当出乎意料之事。自从1763年《巴黎条约》将加拿大割让给英国后，宗主国法国人已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们已经放弃的殖民地人民。托克维尔和博蒙无异于他人。但自从抵达萨吉诺之后，他们已经见证了加拿大低地处曾经繁荣的法国市镇—他们开始感觉到其影响力依然如故。他们变得更加迫不及待地想去那里。
首先，他们必须经由底特律返回布法罗，8月17日，他们在布法罗得到了一些信件；随后，他们怀着略微受损的热情，再次立刻动身前往尼亚加拉。托克维尔回信给母亲，向她保证，他非常高兴能经常听到她的消息；写信让她很劳累，因此“得知它们耗费您那么多的精力，您的来信对我而言倍感亲切。”但是在布法罗，他们还发现了欧洲的报纸，从那里得知法国的内战或许即将爆发，或至少是一场在旺代的支持波旁王朝的叛乱；似乎那件事本身还不是最糟糕，还有一种个人的焦虑，比如凯尔戈莱和伊波利特·德·托克维尔这样性急的年轻人，会不会做出什么冒失的事情。当那么多朋友可能会在国内遇到麻烦时，托克维尔对自己还在美国欣赏瀑布感到不安和羞愧。但这也反过来证明，尼亚加拉是一道多么壮丽的瀑布！他们在晚间到达尼亚加拉，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他们在几英里之外就已经能听到轰鸣声。第二天，天朗气清，他们前去观赏瀑布，托克维尔说，他们无法用言语表达，这跟其他人倾尽溢美之词是异曲同工的。托克维尔说道，这个瀑布胜于欧洲人对它的一切描述。这是对夏多布里昂的另一个打击：博蒙明确弃用了弗朗索瓦–勒内的描述，因为他除了坚称大瀑布“泄洪如巨柱”之外，其他描述都不够充分。马蹄形瀑布上空的水雾所形成的大彩虹格外吸引托克维尔，在晚上的月光之下更是如此。他站在峡谷旁边的山峰上，水流在他四周咆哮，他的浪漫主义情怀达到最高点：“没有什么能比肩这里看到的壮观景象”，或许只有在瀑布后令人生畏的探险，那时就好像整条河流都砸到他的头上。但是他独特的观察角度并没有辜负他。他对凡尔赛检察院的另一个同事达尔马西（Dalmassy）写道，如果他想要看看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壮美，就要抓紧了：十年之内，美国人就会在它的脚下建造一个锯木厂。*对博蒙而言，他因为克莱门小姐的自作多情而回到现实，她是他们在苏必利尔号上的伴侣：她紧跟他的脚步，直到他被迫以真正粗鲁的方式，徒劳地企图摆脱她。他认为应该称她为“尼亚加拉的精神病人”。
他们去加拿大的旅程，度过了十天左右。这次旅行是最后一次，也是最违背其初衷的一次，无论是监狱制度还是政治方面。最终，它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贡献也未超过一个注释，而且它完全不需要长篇地按时间记述；但是它生动地阐明了托克维尔和博蒙性格的某一方面。他们高兴地发现，在新世界法国人尽管受到外国人的束缚，但他们做得很好；而且他们尽其所能地寻找证据证明，加拿大人很快会成功地起来反抗英国统治。到目前为止，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观察者，他们在信件和笔记中对加拿大的描述满是活力与兴趣；但是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他们已经爱上了这个国家，而且尽力看清能最好地支持其爱恋的一切事物。
要理解他们爱恋的原因并不困难。蒙特利尔（Montreal）和魁北克（Quebec）之间的地区，比之他们在北美看到的其他各处都更像欧洲，尤其是法国。荒原的一切痕迹都已经消失了；在他们坐蒸汽船前往圣劳伦斯（StLawrence）的码头，托克维尔和博蒙赞美那取代了荒原的农垦土地、教堂钟塔和稠密人口。蒙特利尔看起来很像法国外省的一个城镇，每个人都说法语。这样一块繁荣的殖民地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自然让人感到愤怒；博蒙向他父亲谴责“可耻的1763年条约”。人们都如此迷人，比之大革命以来的宗主国法国人要快乐，比之悲观、焦躁和贪财的美国人更是如此：博蒙说得那么夸张，就好像直到来到加拿大，他才听到北美有人欢笑。
托克维尔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国民的性格是遗传的，或者至少，比之其政治制度与自然地理，更多的源于其血缘传统。加拿大人称自己的国家为新法国，但它真的是旧法国，去除了其缺点的旧制度法国，而且没有经历过革命。跟美国一样，平等原则在加拿大推行，而且人民抱怨残存的封建税，但这些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神职人员是开明的、虔诚的、民主的，而且仍然拥有法国人的性格—“快乐、活跃、嘲弄，喜爱荣耀与名誉……”农民与法国的一模一样—他们为独立自主感到自豪，憎恨封建主义的记忆。他们衣食自给自足；每个村庄都是一个家庭，而且没有不检的性行为。他们的宗教远较法国崇高—街上没有圣母玛利亚（Virgin）的雕像，教堂里没有还愿物：“在这里，天主教既没有激发新教徒的仇恨也没有讽刺，”托克维尔说道。“就我目前所想，我承认这比美国的新教主义更有精神上的满足。这里，本堂神甫确实是其信徒的导师；这里，没有大多数美国牧师的工业宗教。”事实上，如果神父不是像加拿大那样，那么神父就毫无用处。
这是两位年轻贵族的乌托邦，似乎表明了他们心中的理想并不是完全虚幻的，并且唤醒了他们所有热切的爱国情怀（一直只不过是表面上的）。但就其任务而言，他们已经在浪费时间，托克维尔很快会收到来自勒佩勒捷·德·奥奈的一封信，警告他如果不想被剥夺假期的话，就要更频繁地向其上级汇报。事实证明，他们已经在北美度过了一半的时间，而他们大概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认真地做关于监狱的研究了，更不用说调查美国的民主。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直计划着在加拿大之行后，前往新英格兰；在9月2日向南行时，他们正极端无视自己的任务，尽管他们可能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点。9月3日，他们在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游玩，9月5日返回奥尔巴尼，他们是7月4日从这里离开的。他们的朝圣之旅中最紧张、最重要的阶段即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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