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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新华社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的定位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也就是说北京这个超级大都市，除了要将北京市政府搬到通州，还要将更多首都的产业转移到雄安新区，让北京专注于大国首都的功能。
让首都专注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在中心之外建新城承载其他功能。这样的城市规划建设思路，早在6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建议，只是没有被采纳。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就是梁思成。今天，我们在庆祝成立雄安新区的时候，不由得又记起这位中国建筑师。
梁思成
保留老北平古城，建环城立体公园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苏联城市规划专家也在邀请之列，在城楼上提出应开始对北京城进行改造，周恩来也在城楼上向梁思成提出改建天安门广场的设想。
梁思成隐隐感到了这个城市即将发生的变化，他立即和英国归来的年轻建筑师陈占祥一起做了一个城市规划方案，即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设三个城区各司其职：旧城保存为文化中心，浑然天成的博物馆；西郊另建行政中心，树立新中国形象；其南侧建商务中心，展现现代都市风采。
1951年国庆节，首都学生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图中左侧为天安左门
梁思成在晚年回忆道：“当我听说毛主席指示要‘将消费的城市改变成生产的城市’，还说‘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时，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我想，那么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梁思成坚决反对苏联专家改造旧城建新城的建议，“因为行政区设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惟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梁思成的判断惊人的准确。但在当时，他的方案受到严厉批判，被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设计新行政中心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在旧城建行政中心，拆除“碍事”的城墙就几乎成为必然。为了保护城墙，梁思成不断上书，向领导人请求，与“拆墙派”辩论。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梁思成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下“环城立体公园”的方案，饱含感情。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力主拆城墙，性情温和的梁思成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时，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与周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并极动感情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周恩来则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答。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回忆：“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
毛泽东给梁思成的表现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批判接踵而至，但对于梁思成来说，最大的打击是林徽因的去世。
林徽因为保护古城用尽自己生命的最后精力。1954年，她已经病的很重，拖着颤巍巍的身子去找彭真辩论。1955年4月1日凌晨，林徽因在昏迷中离开人世，梁思成握着她的手放声痛哭，喃喃自语：“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
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一些单位开始从城墙上拆取建筑材料。同年7月16日，报纸刊登了署名汗夫的《拆除和兴建》一文，对梁思成等作了不点名批评：“去年，东西四牌楼拆除的时候，听说有人心疼得一夜睡不着觉”。
1957年，实在看不下去眼的梁思成在3月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议上发言说：“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留下来唯一明朝楠木建筑物。1934年，袁良任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着装饰的作用。”后果可想而知，东直门城楼没有保住，梁思成在紧接着的反右、思想改造运动中违心做检查，他写了很有名的一篇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称自己“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他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刚正的梁思成本不是容易自毁的人，但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下，一个书生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1958年毛泽东等审查北京天安门广场建设规划模型。左起彭真、毛泽东、李富春、万里、周恩来
1966年，梁思成被“文革”风暴打倒。一张大字报给这位“反动学术权威”画了一幅漫画——脖子上挂着北京城墙，下书他的那句赞叹：“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
善良的梁思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精心培养、视为儿女的学生们竟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般的革命小将，他被勒令一遍遍交待自己的“罪行”。年过六旬的梁思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出门就必须在脖子上挂上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名字上还划了一个大大的叉。工作停了，工资停发，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没有水暖的小平房中生活，梁思成多年以来收藏的艺术珍品在无数次抄家中损失殆尽。为了保护梁思成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冒险把它们交给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贫农的善良老人，最终这批珍贵的稿子逃脱劫难，完整保存下来。
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已被剥夺看《参考消息》资格的梁思成夫妇听朋友说，《参考消息》上刊登了著名翻译家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叛逃”美国的消息，梁思成睁大眼睛说：“这消息可靠吗？”林洙随口问了一句：“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到国外去吗？”
“到国外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
梁思成是听父亲讲南宋忠臣陆秀夫跳海殉国的故事长大的，他说过，“我这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于任何人”。1971年底，与他一起提出“梁陈方案”的陈占祥去医院看望病重的梁思成，梁思成给陈留下最后的话：“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的信念。”
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和物质上的贫困，使梁思成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带着深深的遗憾与世长辞，终年71岁。
当年，他为盟军轰炸日本京都前划定过文物古建保护区，他为解放军解放北平时划定过免受炮击的文保区域，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最终还是没有保住古都北平的完整风貌，否则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将是比巴黎、罗马更加辉煌、举世罕见的伟大古城。
关于首都的讨论，梁思成预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这句话久久地回荡在我们耳边。不幸的是被他一语成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幸的是梁思成和他所代表的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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