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乃领军之道；知彼，就是搞敌方的情报。一个合格的将帅，不能不重视情报保卫工作。高度重视情报保卫工作的毛泽东，也有自己的一套“武林秘笈”。
毛泽东重视秘密战，其实是被逼出来的。毛泽东本来是个读书人，本来喜好写文章，本来热衷群众运动，可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被国民党打了一记闷棍。于是，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并不好抓，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是一支弱势的新军，打起仗来必须避实击虚，如何探得敌军虚实，要靠情报。情报还是有的，周恩来已经部署情报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两个月前，钱壮飞就在南京侦获作战部署。可是，这情报从南京送到江西，却要经过漫长的路途，重重的关卡。
为了提高情报传送效率，必须使用无线电通信。可是，无线电台是国民党政府严格管控的物资，共产党买不到。在上海，周恩来指示李强（注：时任中央特科特务股股长），四处购置配件，自己动手组装电台。中共的第一部现代化通信设备，就是这样“攒”出来的。
在江西，毛泽东指令全军：缴获敌军电台！龙冈大捷，俘虏敌军总指挥张辉瓒，缴获电台当然不在话下。可是，红军战士看到那个闪光鸣叫的家伙以为是个怪物，一枪托下去，这电台不能发报了。所幸还能收报，于是，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就从这半部电台起家。
不要以为毛泽东不重视科技。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队的几个技术人员，毛泽东亲自接见：“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自愿参加红军的王诤和刘寅心情振奋，上机工作第三天，就从敌军无线电信号中发现敌军部署。
毛泽东与朱德
1931年1月28日，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发布关于《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第一期训练班，毛泽东亲自给学生上课：“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
3月，中央特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携带密码到达江西。从此，江西苏区同上海中央沟通无线电联系，情报瞬间可达。
红军运用无线电侦察手段，收听公开电讯，编制参考消息；侦听敌军通信，获知战场情报。这种工作方式同以往的人力侦察不同，圈内称为技术侦察。1931年就开始运用技术侦察手段，中共的科技情报起步不算晚。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为红军根本没有电台，指挥作战经常使用明语通话，导致大量泄密。而毛泽东正在进行情报手段的革命性飞跃。
有这样一种赌博，把骰子扣在不透明的杯子里，双方猜点决胜。如果有一方能够把对方手里的杯子变成玻璃杯，那么，这押宝就是一押一个准！
1931年6月，毛泽东下令专拨一部电台用于侦察，此台不再负责通信工作。专职侦察台效率奇高，抄收了大量敌军电报。可是，敌军此时已经发现红军有了电台，开始使用密码电报。抄到电报看不懂，情报还是不准确，红军总部的谍报科长曾希圣整日琢磨破译密码。
1932年10月，红军设立二局，专职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一局作战，二局情报。11月16日，二局破译第一份密码电报。从此，在红军面前，敌军不再有秘密。毛泽东夸赞：“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有了“宝杯”，红军作战更加主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朱德和周恩来按兵不动，等到二局侦获情报才突然出击，痛击敌军吴奇伟部。
失利引起警惕，蒋介石专门请外国专家编制密码“特别本”，可还是被红军破译了。1933年，红军庆祝八一建军节，二局副局长钱壮飞绘制了一幅“百美图”，红军已经破译了100个敌军密码！1934年八一建军节颁发红星奖章，二局共有两人得奖，曾希圣二等，曹祥仁三等。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每月津贴5块大洋，可技术干部王诤50块大洋！
搞情报也要重视科技人才。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接见二局全体成员，对二局工作予以高度评价。红军缺粮，毛泽东亲笔写信：“无论如何要给二局工作同志解决粮食。”鲁迅托人给毛泽东捎来腊肉，毛泽东把这高级食品转送二局。
毛泽东十分重视情报保卫工作，却很少操作技术性工作。其实，毛泽东也是个情报内行，专业情报分析。毛泽东最著名的情报分析案例，就是凭借一张报纸，找到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爱看报是毛泽东的习惯。在江西苏区，指派部队攻打城镇，任务不是抢钱，而是抢报纸。情报，不止存在于秘密文件中，报纸、刊物、书籍中也蕴藏着大量信息。情报界公认， 80％以上的情报，来自公开信息。毛泽东读书看报，就是在分析整理公开信息，那正是标准的情报工作。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产党由地下走上地面，由非法变成合法，在大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公开活动。毛泽东再要看报，就不用派兵去抢了。
当年，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情报活动，分为三线部署：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秘密的陕西省委，绝密的西安情报站。吴德峰领导的秘密情报组织早已潜入西安的国民党政权机构，只是，没有搞刺杀爆炸，却在搞调查研究。
西安情报站就陕西地方党政军机构的状况，提出一份有数据分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根据有关情报，向中央政治局全面分析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指明国民党内部政学系亲日而黄埔系抗日坚决。据此分析，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根据地的政权组成实行“三三制”，吸收坚决抗日的国民党员参加。
毛泽东的政策选择，不是靠拍脑袋，而是基于调查研究。可是，这调查研究是公开进行的活计，又与密战何干？
毛泽东在研究作战
在密战圈内，有两种“活儿”之称，“脏活儿”与“干净活儿”。“脏活儿”，指暗杀、下毒、爆破等非法行动；“干净活儿”，指交友、报刊分析等合法方式。调查研究，就是一种“干净活儿”。
蒋介石做“脏活儿”起家，年轻时亲手暗杀陶成章，1934年还暗杀抗日名将吉鸿昌。“脏活儿”不得人心。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社会名人，公开抗议蒋介石大搞特务活动。特务立即报复，暗杀了杨杏佛。这又激起更大的反弹，社会舆论纷纷谴责蒋介石搞特务统治，到了举国抗日时期，对这种肮脏行径更是举国共愤。
与此同时，本是靠地下活动起家的共产党，却有着民主、廉洁的好名声。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专做“干净活儿”。
1940年，毛泽东从延安致电重庆，要求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省搞上层调查，调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高级将领，每省数十人至数百人。
解放军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穿行于30万敌军之间，身边只有几百名警卫。可就在这么小的编制内，还增设了一个调查科。部队行军频繁，今晚住这个村，明天就可能到另一个村庄。可每到一村，不管时间多紧，科长慕丰韵都要亲自作调查，弄清这个村庄的社会情况。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要求各战略区定期向中央提供全面报告。打仗那么紧张，谁还有空写文章？林彪拖延不报，毛泽东连电催促，还表扬及时报告的邓小平。毛泽东就此提醒全党的高级干部：“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儿，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毛泽东坚持立下规矩，把调查研究作为全党干部的一项基本功。
解放战争胜利，准备接管城市，各地都轮训干部，学习资料就是调研报告。华东局准备的上海社情资料，竟然有数千万字之多。由于有了这么周到的情报准备，土包子干部进城，眼不花，头不晕。
情报工作也是科学，毛泽东致力于情报工作的科学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中央的情报机构命名为“调查部”。须注意，这名称同苏联的克格勃和美国的情报局都不同，这体现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极度重视。当年延安的小小书报股，最终发展成庞大的科研院所。
多年养成习惯，调查研究已经成为毛泽东的生活方式。病情严重得说不出话，毛泽东还用手势示意：要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的参考资料。
朝鲜战争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说：“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
马歇尔
美军参战后，一直担心中国的动向，美国情报部门严密侦察，坚定判断中国不敢出兵。直到中国军队已经在朝鲜领土上打赢第一次战役，直到彭德怀已经设下第二个陷阱，麦克阿瑟还在许诺让士兵胜利回家过圣诞节。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3日，毛泽东下令中国战略预备队集结东北布防。就在朝鲜北方大举南下的时候，毛泽东提前判断美军将在朝军后方仁川登陆。中国大军待命出征之时，毛泽东已经得知美军将兵指中朝界河鸭绿江，甚至知道美国不会使用原子弹。
战争，总是一场豪赌。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完全出乎中美双方的预料。可是，刚刚结束国内战争的毛泽东，居然很快摸到对手的底牌；而驰骋世界的超级美国，杜鲁门总统在中央情报局竟找不到一本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这就是差别！
（摘自《党史博览》 文／郝在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