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硅谷CEO都想转型当政客？

美国企业家的公民意识发脉于亨利·福特（Henry Ford）呼吁世界和平、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呼吁普及教育的年代，到90年代以通用电气（GE）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为代表的“CEO-名人”热衷于著书立说。而最新的“CEO-政治家”涵盖从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到联合利华的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他们在种族关系、气候变化和同性婚姻种种争议话题上选定了立场，倡导改革。科技业的“CEO-政治家”是其中最高调的人群。他们不满足于获得名声、也不愿仅仅在政府里获得一个职位或者在幕后游说，他们希望能长期为自己的价值观布道，主动影响公共政策，并说服正义的人们追随自己的事业。

2001年微软与美国司法部激烈冲突的反垄断案让科技业老板们认识到，非但不能蔑视政治，还要投资于游说，乃至于塑造公众舆论。Facebook的老板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正在推进让全世界的穷人免费接入互联网的计划，因为他宣称“上网是与教育和营养一样的一种人权”，当然，这么做还能顺便帮助Facebook在全球最大的年轻人市场增加用户数量。Facebook有16亿用户，比中国人口还多。苹果去年的总收入为2340亿美元。当企业的财富和影响力远超大部分国家时，很多人会觉得科技公司比政府更值得信赖，产品界面和算法的细微变化都能对生活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  

参与公共活动也要符合公司的核心使命才会被接受，而公然的自利行为也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在库克vs.美国政府这件事上，尽管他赢得了科技进步派的忠心，但也让很多美国人同情政府。无论做CEO还是政客，能否准确判断公众情绪、获得他们的支持都至关重要。

纵观近年来BAT等科技界领袖的“两会”建言，似乎已经有了硅谷的影子。中美科技巨头确实越来越相似：巨大的市值、庞大的用户群、高科技给予它们洞察市场、消费者的行为与喜好的“上帝之眼”，是否也同时赋予它们更多引领与前瞻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