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寄斩蛇”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通过小学课本和连环画的传播，让无数人都留下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一位无畏的英雄少女，机智勇敢地斩杀了蛇妖，最终既救了自己也救了许多孩子。
然而，问题在于，最初记述这个故事的，却是一位坚定的有神论者，那他为什么要赞颂一个无神论的小英雄破除迷信呢？
干宝的世界观
在《搜神记》原序中，作者干宝明确宣称著书的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鬼神之存在不仅不可否认，他还力图证明这一点。
全书二十卷，多系怪力乱神，这些长期被视为糟粕，但其中若干篇章到了近代以来又被抽离出来加以全新解释，例如一些不怕鬼的故事，以及卷十九的这篇《李寄斩蛇》。但“不怕鬼”实际上仍是鬼故事的一种，以承认鬼的存在为前提。同样，他记述《李寄斩蛇》不可能是为了宣扬无神论，倒不如说，在他的世界观中，超自然事物并非人不可胜。
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调一致，即鬼神或生物精灵与人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它们是与人类平等、相关的实体，只是彼此的“法力”不同罢了。不论鬼神显灵、不怕鬼乃至除灭生物精灵，其出发点都未否认它们的实有存在及超自然法力，这与我们所理解的无神论显然存在细微但关键性的差别。
《搜神记》中有多篇记录与蛇有关的异兆，这些异兆所体现出来的，或为祯祥，或为灾异，但时人莫不怀有敬畏之心。相信大蛇具有超自然力，是当时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且杀蛇的后果也未必像李寄那样成为英雄，反倒有时招致大难。如卷十二载廖姓巫蛊世家，因为新妇误杀家中大蛇，举族遭受灭顶之灾；卷二十载陈甲在海盐县沼泽中射杀大蛇，三年后遭报应身死。考虑到海盐县是干宝本人生长之地，此事可想是他根据乡里传闻写成，纪实的准确性更高。如果他记载李寄斩蛇的事迹是旨在破除迷信，那就很难解释他在这些篇章里又“宣扬迷信”。
在干宝的世界观中，生物长寿者均有超自然力，其意图兼有善恶——确切地说人是不可知的，但在其表现为妖邪时人也可以法术或正气制服之。正因为神灵的意图不可知，因此人有必要向其祈祷、施行贿赂，以祛除灾凶及惶恐不安的心理。
《搜神记》中两则故事都表明：祭祀可得福，否则将有大难。卷五蒋山传说，蒋子文显灵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又卷十一记载，“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
此种观念实为巫术献祭的必然前提：献祭、祈祷是安抚神灵，以使阴阳两界共处的契约性承诺，双方均应遵守。尽管这有时看起来像是对超自然力量的贿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献祭是维持太平生活的必要前提，而且是不得不遵守的禁忌，因为如果不这么做，超自然力量就会对百姓降下灾祸。
值得注意的是，有时神灵以蛇的外观现形。《搜神记》卷七记载晋明帝时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树中，每出头从人受食”，这在当时被视为“国有大忧”的灾难预兆。类似的故事直到五代后周时仍有：“蜀郡西山有大蟒蛇吸人；上有祠，号曰西山神。每岁土人庄严一女置祠旁，以为神妻，蛇辄吸。将不尔，即乱伤人。周氏平蜀，许国公宇文贵为益州总管，乃致书为神媒合婚姻。择日设乐，送玉女像以配西山神。自尔以后，无复此害。”
（《太平御览》卷八八二神鬼部二引《郡国志》）
这两则故事，与李寄传说的前半段有着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后周蜀郡西山的蛇神/山神，与李寄的事迹在时空距离上都很遥远，可见那不是一时一地的特殊信仰，而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
中国南方各族存在普遍的蛇神崇拜，上古记载中尤以东南夷为显著。上古虫、己、巳、蛇丘、虺等地名可以与东夷、淮夷以虫、蛇为图腾的各分支的文化遗存相互印证，说明虫、蛇图腾实为夷人崇拜的主要目标之一。虫、蛇、它三字本出一源。《说文》训“它”为虫，段玉裁笺疏说虫、它：“二篆实一字也。”《山海经·海外南经》：“虫为蛇。”汉字“祀”似也系蛇崇拜的象形字：祭祀是与“巳”相关的。
蛇多在山间穴居，古人以为山生云气，主降雨，形成山神司雨水的观念，蛇常兼为山神和雨神。
《玄中记》
：“夫自称山岳神者，必是蟒蛇。”《景德传灯录》卷四：金陵牛头禅第三世慧方将入灭时，“感山神现大蟒身”。蜀郡西山神也正是蟒蛇。
又《搜神记》卷十八伪托董仲舒语：“巢居知风，穴居知雨。”穴居的蛇可想被认为知雨，一如凤鸟图腾与风有着密切联系（鸟巢居知风）。这又与上一点或存有内在联系：因为在原始人看来，云雨等天气现象与性一样，同为阴阳交合的产物，故此古代天文学有时与性学密切关联，“云雨”一词在汉语里也别有含义。向蛇神献祭少女的巫术原理或许正在于此。
山神还同时是司生命之神。中国人之所以相信“魂归泰山”，就是这一传统的遗绪。武珪《燕北杂录》记载辽代祭祀之俗：“戎人冬至日杀白马、白羊、白雁，各取其生血代酒，戎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为黑山神所管。又彼人传云：凡死人悉属此山神。”虽然祭祀的做法不同，山神形象也各异，但这种信仰本身的基底是类似的：人们相信，死后的灵魂将由超自然力量所接引，进入天界。
在古希腊的阿赫托弗里亚节庆典中，人们将制成蛇和菲勒斯形状的糕饼投入一个坑洞，那与大地受孕秘仪有关，那些峡谷、地缝、裂罅还被看作是通往冥界的入口，甚至还有这样一个古老的希腊习俗：将少女们送进毒蛇盘踞的山洞以检验她们的贞操。如果他们遭了蛇咬，就说明她们不再贞洁。心理学家荣格指出：“每年向龙献祭一名少女，在神话学层面上，恐怕是最理想的一种祭祀。为纾解恐怖母亲的愤怒，最美丽的少女作为人类强烈邪欲的象征被送上祭坛。”
人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种献祭对当地社会的凝聚是必要的，因为在信奉巫术的先民心目中，蛇神不仅是令人敬畏的超自然力量的化身，而且提供了必要的守护：所谓“神守之国”，意味着这片土地的安宁是有保障的，而人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定期向它献祭。
据《史记·孔子世家》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后汉书·张衡列传》李贤注引孔子语时又有“山川之守，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的说法。中原文明中将这类祭祀山川的活动变成王者垄断的特权，正可见兹事体大，不能由民间任意为之。这一观念到后来演变成城隍崇拜和土地神崇拜，其形象也变得更像是帝国秩序中的守护一方国土的下级官吏，但其精神内核没有改变，那就是相信一方山川土地是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镇守的。
无论从民俗、神话的研究，还是百越文化的历史考察来看，被李寄所斩杀的蛇，起初应当是受当地人崇拜的对象。人们向它献祭人牲，正是因为对它赐福祸能力的确信。从它穴居深山沟壑中的情况来看，至少无疑被视为山神和司雨神，而其作为穴居动物的地下形象，也与大地的神秘力量和人类繁衍的性秘紧密联系。
自秦以降，明确的蛇崇拜界线逐渐向南退却，最终成为汉人眼里南方蛮夷的异俗。《说文》：“闽，东南越，蛇种。”“蛮，蛇种。”“闽”字，门中有虫，意指上古闽越人以蛇虫为图腾。东南的瓯越、闽越是确凿无疑的蛇图腾氏族，但其巫鬼传统在西汉时受中原文明影响，也开始逐渐没落；也许在越人看来，正是因为受汉人影响而怠慢了鬼神，才是本族衰耗的根源：《史记·封禅书》：“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在历史上面临文化冲击的危机中，各族都有过类似的想法。
李寄故事并无确切的年代，大致应在三世纪末的西晋时期：《搜神记》的书写惯例，凡有确切年代的系前朝，而只写故事发生地点的则多系作者同时期的事。当时李寄所在的闽中，仍被视为蛮荒异域，在干宝的观念中，这样的地方多怪物——《搜神记》卷十二：“中土多圣人，和气所交也。绝域多怪物，异气所产也。”
东南各省以福建开发最晚，两汉始终只有一个东冶县，极少派驻军政人员。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许靖从会稽浮海往今越南北部的交州，自称“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当时航海都是沿海岸线行进，显然在中原人眼里浙闽一带仍属未汉化的蛮夷之地。
孙氏占据江东后，孙策才遣贺齐等平定闽西北一带：
建安元年（196年）进占东冶，但建安五年闽西北的建安、汉兴、南平三县反抗还未平息，建安八年才“复立县邑”。
据此不难想象，当时本地土著对汉人势力的渗透曾有过长期的抗拒，所以才如此一波三折。
孙吴割据江东，为谋三分天下进而争霸全国，因成中国史上第一个倾全力开发东南的政权。其在人力开发上包含一体之两面：即掠夺山地土著青壮导致当地人口锐减、及汉族武装殖民的推进。257年赣东抚河流域同时设置五县及临川郡，260年乃在闽西北设置昭武、将乐两县；而赣东向闽西北富屯溪、金溪流域的移民定居自213年已开始。
在李寄故事的末尾，“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指其父为将乐令”，这从历史来看有几分时代错置，毕竟汉武帝征服闽越后，闽中本已无越王，他也许是地方诸侯，已非闽越本族之王。但不论如何，李寄那时是在将乐已设治，福建各县建置年代可体现其开发、汉化的进程，如果假定李寄生活在3世纪末期，则她所属的将乐县正处在闽越地区汉化浪潮的最初三四十年，且正是其前沿地带。
这一敏感的时期和地点，无疑给当地带来冲击性的剧变。按中原王朝一贯的边疆政策，这些前沿新县通常“因其故俗”，不征赋税；但会接纳一些逐步汉化的土著任低级官吏。通常而言，这一汉化的浪潮一旦开始，就是不可逆的。但初期汉人很少，西晋初福建各县人口平均仅三千。在这遍布森林的崎岖山区开发农业进程缓慢，至初唐当地仍有很多非汉族血统。然而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在这一边缘地带，存在着一种可以想见的漫长文化冲突。
在李寄的故事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首先，她和父亲（李诞）都拥有汉名。对于立县不到半个世纪、人口不足三千、刚开始汉化进程的边疆小县，这是耐人寻味的。其次，她在与父母的交谈中提到“缇萦济父母之功”，如果这并非作者干宝添加，而确实是李寄本人原话，则表明她居然还能引用西汉的这一典故。最后，往常被献祭的九女都系婢女或罪人家女，出身社会底层。
李寄家庭的社会身份如非汉人移民中的贫民，也是初染汉化的当地闽越人。但无疑，他们对蛇神的感觉可能憎恨更大于畏惧，或更确切地说，畏大于敬。如果他们是汉人，那么对蛇神的敬意就更淡了，因为对当地人不可侵犯的圣物，对一个外人来说，常常却是一件不会引起任何敬意的物品。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就能杀死的大蛇（不论她的英勇机智受到多大的夸张），当地成年人不可能真正对它束手无策，只是他们的行动一直受限于一种巫术上的敬畏心理：换句话说，他们畏惧的是巫术的神秘力量，而不是蛇本身。
历代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带确立统治后，通常最重要的就是着手建学校、移风易俗，由一批循吏来完成。这种德政换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种殖民教育。每逢当地文化观念与汉文明观念冲突时，常常以后者的获胜告终。如明时期汉人“贞洁”观念传入云南峨昌地区后，与当地原有的收继婚产生严重冲突；结果转房习俗被看作陋习而逐渐被革除。
作为一个无文字的社会，当时闽越的状况深合这句民俗学上的名言：“一个民族的神话系统通常即是它的教育系统”。而今对神圣意义的解释权落入受汉文明影响的人手中，这一教育系统随即加速了它的崩溃。用人献祭不管在当地闽越人看来如何神圣，对当时的汉人来说都是骇人听闻的；犹如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后也极厌恶地禁止了阿兹特克的宗教祭祀。
参照一下西方神话的情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常有巨蛇（及其升级版巨龙）守护着洞穴世界中的宝藏，但当基督教兴起之后，它们就成了有待破除的迷信。荣格在《英雄与母亲》中征引公元5世纪末罗马的圣西尔维斯特（St. Sylvester）传奇：
“在矗立着朱庇特神殿（the Capitol）的塔尔培亚山（Tarpeian Hill）中，曾生存着一条巨龙。每个月都有魔法师率领那些生活不检点的少女们去祭拜它。他们沿着山洞的365级台阶走下幽深的洞底，像是通往冥界一般。他们携带着各种祭品和意在洗涤罪孽的供品，去饲喂这条巨龙。接下来就会看到，巨龙猛然起身。它尽管不出洞，但它的呼吸毒化了空气，致人死亡，孩子们的死更是引起人们极大的悲伤。因此，当圣西尔维斯特为捍卫基督教义与异教徒论战时，异教徒们便向他提出挑战说：西尔维斯特，你何不下到那巨龙的洞窟去，凭着你那上帝的名义降伏了它呢？哪怕叫它只安生一年也好，也能少害些人命啊。”
另一篇佚名作者写于公元5世纪的《应许》（De promissionibus）提到了一则极其相似的传说：
“在罗马城附近的一座洞窟里，有一条可怕的巨龙。这是一架机械装置，龙口中有宝剑飞舞，两只龙眼是由闪闪发光的红宝石做的。每年人们都选派少女，按宗教仪式洁身后用鲜花装饰好身体，献给巨龙做人祭。当她们携带供品走下石阶时，会在无意中触动那恶龙的启动机关，龙口中的宝剑当即弹出，将她们刺穿，无辜的鲜血洒在地上。有一位以德行高尚闻名于罗马贵族、摄政官斯提利科（Stilicho）的修士，他以下面的方法摧毁了那条恶龙：他用一根竿杖和自己的手小心探索每一级台阶，摸清了那可怕的机关所在。随后，他迈过那级有机关的台阶，下到洞底，砸毁了那条巨龙，把它劈成碎块。借此告诉当地人，他们所敬拜的不是真正的神，而是一件人造物。”
在荣格看来，这一幕象征着英雄战胜了自我：“英雄从黑暗洞穴中取回的宝藏就是生命：那正是他自己，一个刚刚从无意识的黑暗的母性般的洞穴中获得新生的自己。在那里，他曾受困于力比多的内倾或退行而难以自拔。……而当他从母体中再生降世之时，他就成了征服巨龙的英雄。”根据这一心理学分析，蛇“是无意识的绝佳象征”，而“作为一种极为古老的原型心理结构（psychologem），英雄代表着积极的、正性的、为人赞赏的无意识活动；而龙则代表着消极的、负性的、人所不喜欢的无意识活动——不是生育，而是吞噬；不是建设性的有益行为，而是充满贪欲的滞留和毁坏。”
无论是从什么意义上说，被杀死的蛇神都象征着基于非理性基础上的原有信仰被压制，新的文明和理性意识从这一混沌世界的死亡之中诞生。一种迥然不同的新秩序出现了。
要理解李寄斩蛇一事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性社会变迁，我们就必须先重新理解这一故事的种种象征意义。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曾说：“一些高等文明的神话材料传到我们手里已是孤立的文学记载，没有实际生活的背景，没有社会的上下文。这就是古典神话和东方已逝文明的神话。在神话研究方面，古典学者必须向人类学家请教。”
从人类学的观点看，很多被妖魔化的动物，起初都曾是受崇拜的对象。乌鸦在古代北欧神话中是一种神圣、尚武且无所不知的神鸟，但它在基督教中的形象却是邪恶的，加上它在异教占卜中的作用，总是被归入属于魔鬼的动物。直到12世纪，熊在欧洲各地得到普遍崇拜，它不仅勇武，且有野蛮的性感魅力，有些贵族声称自己祖先是“熊之子”，是妇女被熊掳掠强暴后所生下的后裔。这引发了基督教会的恐惧和厌恶，圣奥古斯丁宣布：“熊就是魔鬼。”它所冬眠的洞穴，也被教会看作是阴暗隐蔽的黑暗国度，那就是地狱。在这种情况下，“熊被赋予了无数的恶习恶行：粗野、邪恶、淫欲、肮脏、贪食、懒惰、暴躁。这样，曾经受到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极度崇拜的百兽之王，就慢慢地变成了地狱生物的首领。”
雅典娜像，梵蒂冈博物馆
雅典娜胸前圣盾上有蛇发女妖戈尔贡，
身侧盘绕着其宠物花蛇
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萨本是雅典娜的原型；雅典娜变成了美丽的贞女，同时也杀死了她的原型——狰狞可怕的蛇发女妖。亚洲内陆的独眼巨人崇拜，也曾是人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供奉”的既敬又畏的崇拜象征，但后世对人生命的珍惜以及对可怖形象的厌憎，终于使独眼巨人蜕变成一个吃人恶魔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