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引驰、赵颖之 | 如何以文本为中心来理解中国文学“活的思想”

陈引驰 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复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学术专长在中国古典文学、道家思想与文学、中古佛教文学、中国古典诗学与海外汉学研究等；撰有《中古文学与佛教》《文学传统与中古道家佛教》《无为与逍遥：庄子六章》等，译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唐代变文》等。

赵颖之 复旦大学硕士，哈佛大学博士，现居美国。

| 陈引驰  赵颖之

宇文所安教授早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读本》)， 选译了从《尚书》、《论语》等早 期经典中涉及文论的文字，中经《诗大序》、《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核心文本，直到清代《原诗》的文论作品，并且每一段选文后都有逐次展开的评注。

这部书，在国内的学术语境中，或许首先会被视为一部由国外学者编撰的古代文学理论选本。确实，它选辑了一系列中国文论文本，然而，它又远不是一部通常意识中的文论选本。这倒不仅是因为它最初是用英文对中国文论文本加以译、释的——宇文所安教授是先后任教耶鲁、哈佛的美国教授，这是非常自然的——更特别也更重要的是，它紧随文论文本展开的读解和诠释，超乎想象地细致。

《中国文学思想读本》英文版封面

学界通常熟悉的文论选本，对于文本本身也会下细密的功夫，以注释的形式对其中涵义复杂精微的字句加以解说、提示。然而无庸讳言，其重心似乎侧重在文学观念、理论内蕴及其历史意义、地位的突显，这只要看一般较具学术价值的文论选本必定在文本的选、注之外包涵“解题”或“说明”一类独立部分就可明白。 《读本》似乎与此不同，它以极大的气力分辨文本的展开和活动过程。 这在关注文论观念和思想本身的人看来，似乎太过夸张；也许会想：对精心结构的文学文本而言，这么做或许还有意思，因为其中的每一字辞乃至句式都经作者独运的匠心，而对于文论文本而言，则类乎杀鸡用牛刀了吧?然而，这正是宇文所安教授的着力之处。这中间的缘故，我想，首先自然因为这是一部最初为在西方大学环境中进行教学而准备的书。其次， 在宇文所安教授看来，“批评话语有时表面看起来完美无缺，似乎达到了观念和文本的高度统一；但文本本身是一个修补空隙、缝合断片的过程，它不一定总是天衣无缝” ( 《中译本序言》，第4页 ) ；如此观念乃至因而产生的关注文本本身活动的姿态，其后显然蕴含着现代西方从“新批评”直至“解构主义”都一致持有的聚焦于文学文本的基本理论取径。再次，值得指出的足， 这一姿态不能仅仅理解为西方理论立场的产物，它也是宇文所安教授对比中西文学后所获理论视野的结果。 《读本》在分析曹丕《论文》时提到，西方诗学通常认为文本在创作之前已通过创作意图被确定了，因而可以说是受作者控制、非时间性的给定客体，而“中国传统更愿意或希望把诗歌视为时间中的事件” ( 第三章，第67页 ) 。 结合《读本》文本中心的理念来看，宇文所安教授似乎将他所体认到的传统中国对文学作品的意识贯通到了文论文本，换句话说，处理思想文本与文学作品得遵循同一原则：文论文字正如文学作品，也是处在时刻变动的时间中的事件，是正在形成的过程，内部发生着意义的延伸、扩展、转折，而不是可以轻易把握的预先确定了的观念。 由此反观人们通常所熟悉的文论选本形式，则后者如宇文所安教授所谓“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倾向便很显然：“学者的任务是从文本中抽取观念，考察一种观念被哪位批评家所支持，说明哪些观念是新的，以及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这些观念怎样发生变化。” ( 《中译本序言》，第3页 ) 这显然不够，对文学作品而言，知道它写了什么固然重要，它如何呈现、展开内容或许更是其特质所在；关于文论，同理， 宇文所安教授希望不仅知道“古人的思想是什么”，而且希望“试图展现思想文本的本来面目：各种观念不过是文本运动的若干点，不断处在修改、变化之中”，也就是说要理解“活的思想” ( 《中译本序言》，第4页 ) 。

我一点也不想贸然抑扬两种不同的选本处理方式以及其后的理论旨趣、趋向，只是想突出二者间存在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对于拓展研究的学术视野，丰富对文论传统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 宇文所安教授对自己与其他学术取径间的差异，一定是非常敏感和充分自觉的，他曾清楚地表达过他与所置身的英语学界语境中三种既有文论研究的不同。 1975年刘若愚教授出版《中国文学理论》(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在这第一部以西方文学理论构架梳理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中，刘氏建立了中国文论的玄学论、决定论、表现论、技法论、实用论，其中显然内含有中西比较观察的立场。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种对照观察不是对话式、交流性的，而只是单面向的呈现，或许主要对置身西方学术背景理解中国古代文论 具有特殊的便利。第二种路径是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教授《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 Poems on Poetry：Literary Criticism by Yuan Hao-wen，1982 )所呈示的由某一具体文本详尽追溯其渊源流变的方式，它或许可以说是对传统方式的竭力推展。第三种，在宇文所安教授看来“最好也是最有洞见”，余宝琳(Pauline Yu)教授《中国传统中意象的阅读》(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1987 )以一个重要问题为中心探讨其历史衍变和理论价值。宇文所安教授试图展开他的另外方式，即“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 ( 《导言》，第27—28页) 。这不是以某一理论视野重构中国古代文论，而是以文论文本为中心；所处理的文本也不是单一的一个或者一组，而是历史长河中相互关联或者不那么相关的一系列作品；从而，涉及的问题也就不是一个——哪怕非常核心——而是多种多样的。这里， 我同样无意对诸种方式强加高下——宇文所安教授一定更是如此： 他只是说自己的讲述会是更为“真实”和“基本”的 ( 同上，第28页 ) ——我只想强调这一方式有其洞见，而且不是别的方式所能给出的。

如上所述，字文所安教授贯通文论文本和文学作品而等齐视之，因而特别关注到行文的微妙、复杂乃至冲突。在解读严羽《沧浪诗话》“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渭不涉理路，不落言诠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一段时，宇文所安教授敏感地指出其中文脉的波折：严羽引用《诗大序》“诗者吟咏性情”似乎是为了重新确认自己的权威性，这个古典诗学的传统观念意味着诗歌与诗人的特定情感处境相关联，而下文援引自禅宗话头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则喻指着“隐藏”，“藏起来的是括生生的有性情的诗人，那些‘性情’正是诗人要‘吟咏’的内容”，因而它很难与前面对《诗大序》的援引协调起来，这里似乎有“两套把读者引向对立方向的价值系统”；当然后代读者们的反应通常是将“羚羊挂角”作为严羽的主旨，而对《诗大序》的那句话“完全不把它当作严羽想要表达的意思” ( 第八章，第531页) 。 在文本中如此细致挖掘歧异的解读是否有过甚之处呢?可能有一点。不过，如果结合严羽推崇的学诗路径所体现的倾向性，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值得关注的。 严羽诗学的基本要求就是“鼓励作家写盛唐诗‘那样的’诗歌”，在这个意义上，他“希望诗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这显然“严重背离了儒家对诗歌的那个古已有之的假设：诗歌表现了它自身之外的历史时刻”，他所谓的“入门须正”的“正”已失去了《诗大序》中所含有的“文化和伦理维度”而只具有“诗歌史”的意义，因而宇文所安教授会明确地说：“《沧浪诗话》是一种反儒家的诗学。” (同上，第512、514页) 从文本的句与句之间小小的缝隙，不是真的可能挖掘出不小的值得考虑的问题吗?

稍稍将眼光扩大， 理论文本中句与句的组合方式，可以说紧密关涉到古代文论的论说方式。 宇文所安教授在《导言》中曾讨论过这一问题。在他看来 ，《诗大序》代表的是最原始的一种，即“首先摆出最古老和最权威的陈述，然而再附加补充和引申性陈述”；《文赋》《文心雕龙》则体现了第二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论说结构，“一个主题被剖分为若干亚主题，然后再继续划分，分到不能再分，让被讨论的事物得到最详尽的阐述”；第三种则是晚期才成熟的，比如叶燮《原诗》追求的就是“流畅的线性论说结构” ( 《导言》，第19—20页 ) 。 如此细致分类是必要的，不仅可以显示古代文论家的论说乃至思考程式，而且活动在文本中的“文学思想”往往难以与十分复杂的语文特点区分 ( 同上，第29页 ) 。这些语文特点很重要的一部分植根于文学文类。而论说形式本身就可以充当区别不同文类的一项重要标志。《读本》提到如曹丕《论文》、陆机《文赋》、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欧阳修《诗话》等，本身就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 ( 同上，第29页 ) ，因而要理解其间的文学理念就必得留意其所属文学文类的特性，“文学思想是若干相异的文本，它们分属各种不同的文类，文学思想传统的文类对其话语的特性产生了深刻影响” ( 同上，第21—22页 ) 。 不同的文体就像承载思想的不同容器，思想的特殊性与文体的特殊性有关，文论家表达的是所选择的文体允许他表达的部分。对于特定文类及其成规的重视，甚至可以突显出文论文本以往不为人注意的特点。 宇文所安教授一再强调过刘勰的《文心雕龙》以骈文撰成，而且，刘勰因受佛学影响，有他自己特殊的论说原则(“追溯一个概念或文体的本原；对一个复合结构，依次展开其各个组成部分；引述重要的原始材料”)，这些因素使得刘勰个人观念的表达和论说与文类及论说程式构成张力，在幸运的时候，“为了构成一个并列句或补足一个事先已确定的结构，结果产生了一个精彩的观点” ( 第五章，第211页 ) ，而有时文类系统和论说程式会自动推进，以其势能展示作者不能完全控制的观点，这中间对文论观念的传达就造成非常微妙而复杂的效果①。

《二十四诗品》②也是一部具有特异的文类性质的文论作品。它本身完全是四言诗，充满喻象，其语言弹性如此之大，宇文所安教授“甚至怀疑它们并不在任何一种常规意义上试图‘意指’什么” ( 第六章《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第388页 ) 。这也显示了意欲直面文本加以细致诠解的困难，一切的含混之处都得面对，虽然有时这些多歧之处确实无法厘清。然而有意思的是， 虽然对每一品文字的具体意思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其整体的意指由于“雄浑”“冲淡”等等标题的存在而为人意会，且人们的会意大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 ， “部分是晦涩的，但整体给人的印象却是清晰的” ( 同上，第388页 ) 。 这个情况，在《二十四诗品》这个文本中非常突出， 从中也可以引申出中国文论传统相比较于西方批评传统的一个特质。 后者一个持久而深层的追求是清楚界定诸多概念、范畴，当然也面临着具体应用时的变化、游移；而“中国思想史的各个领域，关键词的含义都是通过它们在人所共知的文本中的使用而被确定的”，也就是说， 身处此一传统中也即置身于同一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对于某一语词或话语的意旨拥有共同的感知，它们是人所共喻的，因而，在这个传统中，精确的界定便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说界定还是必要的，它或许主要是面向“学诗的后生”，因为他们刚刚人门，处在这个文化共同体的边缘，还不具备理解乃至使用这些语汇的能力 ( 《导言》，第18页 ) 。在这个意义上，精确的定义恰恰处在较为低级的价值层面上。 这么表达时，宇文所安教授质疑甚至是颠覆了通常对中国传统文论观念、范畴所渭暖昧、不清晰的价值判断。我相信，他的理解更具有历史性。

宇文所安教授对于文类的敏锐意识在讨论诗话时有了进一步的展示。在现代理论观照中，最初这一文类出现时——比如欧阳修《诗话》——的松散，使得人们难免有微词。然而同情地了解并尊重文本及其历史地位，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并且这种同情和尊重应该与对学术知识的理解相协调。之所以觉得诗话形式不严整、价值不够，实际是学术观念转变的结果。宇文所安教授指出，20世纪以来重写文学批评史的一个最为醒目的事实就是根据文类重判文学批评作品的重要性 ( 第七章《诗话》注5，第502页 ) ，《文心雕龙》“在清代之前的地位与它在今天的地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很少著作将它作为权威加以引述 ( 第五章《文心雕龙》，第210页 ) ，清代叶燮《原诗》的情形也类似，这主要是西方传统中重视系统性诗学的观念进入后产生的影响 ( 同上，第210页；第十一章《叶燮(原诗)》，第650页 ) 。同时， 这些情况也说明，文论传统本身是历史性的，处在持续的转变之中。宇文所安教授对此有清楚的自觉。他曾说，《读本》中入选的作品当然都是传统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不过“其中一些作品的经典地位是清代和现代学者确定的” ( 《导言》，第27页 )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文本就不是封闭、静滞的，要理解文本的经典地位的取得和失去，或者其重要性的升降，它们便得向整个历史、文化的情势敞开了。

回到对诗话的理解。诗话最初出现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并无今日所含有的微词，而自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就前者言，它最初是一种口头社交的话语形式，适应着当时士人们聚谈文事、品评诗艺的情状；而它在文士社群中所具有的魅力和权威性则来自《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这些著作的力量不仅来自文字本身，而且更来自文字后面那个具有高超道德境界(如孔子之于《论语》)或者精妙文学趣味(如欧阳修之于《诗话》)的人，由此便可以理解“为何不是《文心雕龙》而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成为中国文学话语的主导模式” ( 第七章《诗话》，第464页 ) 。

宇文所安教授把他有关“诗话”形态变迁的观察，进一步导向了文化史的广阔视界。他指出，随着诗话文类的确立及其发展，它的口头性和社交性大大降低，编排开始严整起来，这种体系化的倾向在南宋如此明显，如严羽《沧浪诗话》就“很难在配得上‘诗话’这个名称，它是由几种批评文类混合而成的，只有最后两章还算得上‘诗话”’。这种变化“应该放在南宋后期与元代前期文学研究渐趋通俗化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当时出现了一个大众群体，他们希望从权威那里寻找创作指导和欣赏趣味，杭州的印刷业通过把诗话转变成诗学教育的方式，满足了城市小资产者参与精英文化的愿望” ( 同上，第463页 ) ，那时，诗歌写作已经成为下层绅士贵族与城市资产阶级最喜爱的消遣方式 ( 第九章《通俗诗学》，第548页 ) ③。这些诗学作品谈论技法的成份明显占优，而这与精英文士的态度完全不同，后者以为文学最精妙处是难以言说的。所以最好只是点到为止；而前者则热衷解析种种确保诗歌成篇的规则和技法。 这一历史梳理背后的文化史敏感，显示真正透彻的对于文学及文论之把握永远不会是单面偏执的，在文本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始终存在着关联，因而对其的把握也应是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