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
3
月
12
日
（北京时间
3
月
13
日
）晚，从社区健身房健身出来后就觉得腹部有点不适，当时并未太在意。
我是耍笔杆子的，孩子也小，习惯晚上先小睡一会，然后再爬起来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但这天凌晨三点钟左右起床，却觉得腹痛如绞，一趟又一趟往返于书房厕所之间，折腾得没完没了。虽说难受，但毕竟闹肚子也不是头一回，并没太放在心上，早上太太起来带孩子出门上班上学，我也没提这件事。
但接下来的一整天就成了折磨：腹部气吹般不断胀大，任凭怎么在马桶上“论持久战”也毫无“产出”，没奈何只能扔下手里活去床上躺着，但无论换哪个姿势都难受。当晚孩子有游泳课，加上周二是北美肯德基全家桶打折日，照例这天我们晚餐都是外卖肯德基解决，但我一口也没吃。太太有些诧异，但见我“神色还好”就没多想——如今回忆起来，我自幼养成的超强忍耐力，似乎再一次帮了自己的倒忙。
当晚似乎感觉稍好一些，加上对加拿大应急医疗体系的了解（后详），因此决定“再忍忍看”。半夜无话，到了后半夜右下腹部忽然阵阵抽疼，一刻不停。十几年前在阿尔及利亚浙广厦项目部当首席翻译兼秘书时，一个“例行日常工作”就是陪伤病工友去医院，因此一下便反应过来：糟糕，急性阑尾炎。
怕打扰家人休息，我决定忍到天亮。早上六点刚过，太太孩子都起床，尽量平静地告诉他们，太太立即跳起来：“去医院，快”。
加拿大是福利医疗制度，层级医疗体系，医院是没有常规门诊部的。如果走常规途径，我应该先找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看过认为需要再联系医院或专科医生，但家庭医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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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才上班；如果等不及，有两个选择——打电话叫救护车（加拿大看病动手术都不要钱，但叫救护车如今是要的，好像是近几年才改的），或自己去医院急诊部。这个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来只有急诊一途了。
离家最近的医院有两座：素里纪念医院刚刚改建，病床多，设施新，排队时间可能会比较短，但医院位于印度裔社区，许多护士是印度裔，非印度裔经常有不适感；列治文医院位于华人社区，什么都方便一些，但病房少、设施陈旧，倘运气不好可能会等很久才有人过问。考虑到病情，还是去了前者。
进门一看，还好，排在前面才寥寥三四人，登机、办入门证后便被晾在一边，一晾就是一个多小时，期间疼痛愈甚，额头开始冒汗，小儿子蛋蛋已经有点吓坏了。
“今天孩子们不能去上学了，我把他们先送回家再回来”。加拿大不允许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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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孩子单独放在任何地方，哪怕家里，好在大儿子猫头今年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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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太太匆匆赶回去，接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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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似乎比两小时都漫长。
“
XX
，到你了。”
一位面无表情的白人护士姐姐叫着我的名字，把我带到一间检查室，量了血压、体温、心跳，然后走了，仿佛只是让我换个地方继续晾着。
又过了半小时，太太回来，却怎么也进不来，好在加拿大医院不禁止手机，我自己忍着痛摸到走廊外的入口，给她开了门。
“看你不好受，刚我回去前跟护士要了止疼片”。太太生猫头时曾不慎碰伤额角，急诊缝针居然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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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对“等”是有心理准备的。
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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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多，止疼片送来了，如此高效令我微有些诧异——我一位朋友同样病症，曾经疼到满地打滚，也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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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才吃上止疼片。或许是因为今天这儿人少吧。
太太交待几句，匆匆上班去了，约好晚饭后再过来。我一个人继续这么晾着。好在止疼片药力发作，总算不那么疼了。
就这么熬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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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终于有人推着张活动病床过来，送我去做
CT
。
管
CT
的白人大妈居然能说不错的法语，这下我如释重负——我的英语口语就那么回事，而用法语叙述病情就是小菜一碟了。
检查完仍然把我送到那个检察室晾着，这次只晾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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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就有人来了，是个虎目虬髯的小伙子，戴着醒目的口罩，进门不由分说，摸出个口罩捂在我鼻子上：“你肺部怎么有个点？是不是有肺结核？”
前几天就听说在大温哥华地区发现了一位疑似患肺结核的华裔，因此据说医院对华人“严防死守”——然而我这个肺部点早在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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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回国就体检出来，并得出“感冒后钙化点”的结论，我回到加拿大后也把体检结论通报给了家庭医生，查一下不就清楚了？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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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肺结核如果“活”到今天，那不是太有趣了么？
我和他争辩，但徒劳；接下来的两小时我这里突然热闹起来，挂着“传染科医生”的各路大神就没断过，男女老少护士鱼贯出入，抽去了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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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血，还做了痰培养，其中一位大胡子医生还不小心露了句“你们中国肺结核成患所以我们要小心”的话，好在我发出“种族歧视”抗议后立即收回并道歉了。
等等，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是来开阑尾的啊。
“哦我们差点忘了，您确诊是阑尾穿孔了，性质很严重，我们决定今天就给您做手术。”
听到这句话时已是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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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太太已经又过来了。
此时我已被送进一间带卫生间的单间，有电视，太太很满意，因为她过来时发现，很多外科急诊病人都吊着盐水，挤在一个大堂里排队等候发落。我劝她回家，毕竟孩子们还小（后来才知道蛋蛋晚上吓哭了，说“从没见爸爸这样”）。
太太走了，一个人静静躺在床上不敢乱动——止疼药药性已经差不多过去，又开始疼起来。
“你好么，我是实习医生。”
一个帅气的小伙推门进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我照法语规矩答谢并问候他“你也好么”。
“不怎么好。已经点卯三四天了，都忙些跟专业不沾边的琐事，挺烦的——你不用在屋里也戴着口罩，我自己戴就行，你要出门就一定戴啊，哦反正你看样子也不会出门对吧？”
我喜欢这兄弟，随口和他攀谈，这才知道我实在不该抱怨“查肺结核”耽误了割阑尾——若非因为怕这“肺结核”，我会被扔在那个拥挤的大堂里和那些挑木刺、鱼骨头卡喉咙的人为伍，并且“先来后到”按部就班地排队，“弄不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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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才能排上手术、单间更是想也别想啦”。
小伙子做完活，聊了半天，临走时随手给我打开电视：“有个法语新闻台，可以转移注意力”。
法语新闻台里滚动播放着波音
737MAX
停飞的消息，听几遍便烦了，不过，的确能分散注意力。
主刀医生终于来了，是个裹着灰色头巾的印度裔中年女性，口音很重，好在法语兄弟跟进来做翻译，沟通没啥问题：
“你病情很严重，我们今天就将给你动刀，以下是一些事项……”
墙上时钟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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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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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今天动刀”其实已经是不可能，好在对“印度将”我这个军迷早已很适应，看在已是“特别提速”份上，忍了。
医生走了，电视里，川普一遍又一遍停飞着
MAX
。这期间有护士进来给扎上点滴，不知怎么的，疼痛有些缓解。
已过凌晨四点，两个彪形大汉推门进来：“我们送你去手术室”。
病床推到走廊里，法语兄弟不知从哪里走过来：“东西带齐了，祝你好运。”
手术区域一副仓储式超市的气派，屋顶足有几人高，到处是裸露的管线，四周巨大货架上层层叠叠，堆着各种器械和用品。
“还有点流程要走，你再耐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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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知是医生还是护士的大汉嘟囔了一句，便把我扔在一个角落走了。
到处都是大挂钟，时间感很强，秒针一圈又一圈，不紧不慢地转着。
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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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汉们回来，一声不吭地把我推进一间手术室，二男一女在里面等着，都戴着大口罩，看不出端倪：
“我们是麻醉师，接下来要用气体给您进行全麻，您不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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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就睡着了。”
然而差不多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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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过去，我仍然很清醒。
“您看，我这是几根手指头？”
“两根……”
“不行再来一次”
……
是不是哪位哲人说过？对于一次不完美全麻最好的补救，就是做下去一直把对方麻翻？
反正，我终于被麻翻了，不知道几时几分。
“您能看得见我么？”
模模糊糊听见那位女麻醉师问了一声，她的身影似远似近，若隐若现，我没回答，也没法回答，很快又昏睡过去。
这是在手术前、手术后，抑或，只不过是我的幻觉？
终于真的醒了，已近正午，手术完成。
“一会会送你去病房，你很幸运，给安排了单间”。
的确很幸运，加拿大住院通常都是四人间，人人平等。不过我心中有数，这个“特殊待遇”，其实是那不知所云的“疑似肺结核”换来的。
我是几点钟开始做手术的？不知道，但一位来探视的护士告诉我，从入院登记到动刀，“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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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这已经很快了”。
这点我绝对相信：前些年做一个公共卫生方面的课题，我自己调查过数据，在加拿大某些大城市，如多伦多，急性阑尾炎手术从确诊到动刀的平均轮候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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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一位彪形大汉默不作声地走进来，推起我的活动病床，把我一路推往病房。
单间。走廊口第一间，对面是个制冰机，病房门右边好像是值班台。
没有电视，不过有独立的卫生间，墙角还有一张单人沙发和一个茶几，不过暂时似乎和我没啥关系，麻醉的效力已过，我仿佛已痛到连爬也爬不动的地步了。
“哦，你能自己爬到那张病床上么？”
我正这么想着，彪形大汉已把活动病床推到固定病床一并排，放下了一头的护栏。
……我想最好还是照办：虽然爬一寸都觉得浑身痛，但瞧那神态和身段儿，让他老人家帮忙我恐怕只会更痛。
“你好我是实习医生，
un deux troix chauxn`est pas froid
（法语儿歌，意思是一二三热不是冷），我来看你，顺便问问你关于肺结核的问题……”，一个戴着口罩的蓝衣小伙子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身边跟着个同样戴着口罩的年轻护士。小伙子说一口结结巴巴、极其难分辨的初学者法语，吃力地向我解释，要抽四管血，以便检查我是否真如自己所说，根本就没有肺结核。
